1、白居易小传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属山西)，曾祖父白温迁居下（今陕西渭南），遂为下人。晚年官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祖父、外祖陈润俱善诗。父季庚，做过彭城县令，徐州、襄州别贺。明代绍兴郡斋圣贤图石刻生平入仕以前自代宗大历七年(772),至贞元十五年(799),白居易生于郑州新郑（今属河南）。自幼聪慧，5、6岁学作诗，9岁熟悉声韵。11岁时,因两河藩镇战乱，由荥阳逃难到徐州符离（今安徽宿县北），不久又南下到越中，投奔在杭州作县尉的堂兄。5、6年的颠沛流离生活中，白居易接触到民间疾苦，并受到当时任苏州、杭州刺史的两位诗人韦应物、房孺
2、复的影响，作有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赋得古原草送别等诗篇，15、16岁时，立志应进士举,刻苦读书,口舌成疮，手肘成胝。后来，父死母病，靠长兄白幼文的微俸维持家用，奔波于鄱阳、洛阳之间，生活比较艰苦。初仕至遭贬自贞元十六年 （800），至元和十年(815)。贞元十六年，白居易 29岁，进士及第。十八年(802) ，又与元稹同时考中“书判拔萃科”。两人订交，约始于此，后在诗坛上齐名，并称“元白”。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永贞时(805),王叔文、韦执谊实行政治革新，白居易曾向韦上书，建议广开言路，选拔人才，惩恶赏善，举贤任能,不失时机地迅速改革。但不久,王、韦等被贬,改革失败。他的建议未及
3、采用,写有寓意等诗表示惋惜。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对社会政治各项重大问题所提治理方案，是研究他的政治思想的重要资料。这年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今陕西周至）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元和二年，帖集贤院校理。十一月授翰林院学士。次年授左拾遗。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均依旧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预国家机密。在儒家“兼济”思想的指导下，他不怕得罪权贵近，连续上书论事，如奏请加德音中节目、论制科人状、论于裴均状、论和籴状、奏阌乡县禁囚状等，都是关系国家治乱、人民生活的重要文件。与此同时，他还自觉地以诗歌作为“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武器，促进新乐府运动，写了大量的讽谕诗，
4、和他在政治上的努力相辅而行。但由于朝政日趋腐败，他的这些奏状和诗歌反而招来当权者的忌恨与打击。元和六年，白居易因母丧居家，服满返京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两河藩镇割据势力联合叛唐，派人刺杀主张讨伐藩镇割据的宰相武元衡。白居易率先上疏请急捕凶手，以雪国耻。但却被腐朽的官僚势力攻击为越职言事，并捏造“伤名教”的罪名，将他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这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贬江州以后的内外迁调自元和十一年(816),至大和二年(828) 。白居易到江州后的第二年，写下琵琶行。诗中通过一个擅奏琵琶的长安名妓沦落江湖的不幸身世,寄托了自己政治上失意的苦闷。在这之前,他已经看到朝廷的种种黑暗，萌生过及早
5、抽身的念头。经过这次打击,思想更从“兼济”急遽转向“独善”,决心要做到“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咏怀)。但他并没有辞官归隐,而是选择了一条“吏隐”的道路,一边挂着闲职，一边在庐山盖起草堂,与僧朋道侣交游,以求知足保和，与世无忤。与之相适应，描写闲静恬淡境界、抒发个人情感的闲适诗和感伤诗,便开始多起来,而前期那种战斗性强烈的讽谕诗则比较少见了。元和十三年，改任忠州刺史。十五年，召还京，拜尚书司门员外郎，迁主客郎中，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因国事日非,朝中朋党倾轧，屡次上书言事不听,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任，出为杭州刺史。后又做过短期的苏州刺史
6、。在杭州时，曾修筑湖堤，蓄水灌田千余顷；并疏浚城中六口井，以利饮用。离苏州日，郡中士民涕泣相送。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次年转刑部侍郎。退居洛阳的晚年生活自大和三年(829),至会昌六年(846)。白居易从58岁开始,定居洛阳。先后担任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他在洛阳过着饮酒、弹琴、赋诗、游山玩水和“栖心释氏”的生活。时常与名诗人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他在舒适的晚年仍然时常想到人民。73岁时,还出资募人凿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行船。两年后病终。葬于龙门香山琵琶峰(见彩图河南洛阳白居易墓)。诗人李商隐为撰墓志。今已辟为游览胜地。诗歌理论白居
7、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则以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指导思想。他的“兼济”之志，主要是实行儒家的仁政，但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他的“独善”之心,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自觉二首其二说：“我闻浮图教，中有解脱门。”求得身退心安，无所往而不适。当他受皇帝信任的时候，在政治上直言极谏，无所忌讳，敢作敢为，诗歌创作便积极反映民生疾苦，为补察时政服务；当他失去信任而不能有所作为时，便请求放外任或做分司闲官，远嫌避祸，以诗、酒、禅、游自娱，诗歌创作则主要表现个人感受。无论达和穷，他都离不开诗。白居易诗溪村插图 选自明代万历集雅斋刻本六
8、言唐诗画谱白居易一生不仅留下近3000篇诗作，还提出了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歌比作果树，提出了“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著名论点。情是诗的内容，言和声是诗的表现形式，义是诗的社会效果。他分析了诗歌创作中的感情活动，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策林六十九）。又说：“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策林六十四）。认为情感活动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缘起于社会生活中的“事”,密切联系于当时代的“政”。因而，诗歌创作不能脱离现实,必须来源于生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白居易继承了中国古代一贯以诗经为主旨
9、的比兴美刺的传统诗论，十分强调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他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又说：“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所谓“为时”、“为事”，就是指“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所谓“六义”、“风雅比兴”，则是指诗歌指陈时政的美刺作用。由于当时社会黑暗和政治腐败，他在“美刺”中更着重“刺”的一面，强调诗歌批评社会政治的功能，要求“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寄唐生），“上以纫王教”,“下以存炯戒”(策林六十八),指出“欲开壅敝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采诗官)。在他看来，诗歌创作只有发挥了这种功能，引起当权者的注意，对国家政治和人民
10、生活的改善起一点作用，才算达到了写作目的,否则不过是些“嘲风雪,弄花草”的“空文”。与上述理论相适应,在诗歌表现方法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原则：“辞质而径”，辞句质朴，不加文饰，表达直率，不绕弯子；“言直而切”，直书其事，不作隐讳，切近事理，说尽说透；“事而实”，内容真实,经得起查考,不说空话，不加虚夸；“体顺而肆”，文字流畅，容易上口吟诵,便于配乐传唱(新乐府序)。他自己的一部分诗作,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实践的。在中唐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这种诗歌理论对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病,是有积极意义的。对大历以来诗坛上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也有针砭作用。但是，他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
11、从现实政治需要,有时把诗歌变成押韵的谏章,又是不恰当的。有时他运用这种理论来批判谢灵运、陶渊明、谢、李白等著名诗人，便不免显得偏颇和狭隘，甚至连杜甫也只剩下三、四十首值得肯定的好诗（与元九书）。同样，如果一味强调“辞质而径”等诗歌的表现方法，势必束缚诗歌艺术的创造，拘限诗歌风格的多样，难免有浅率之弊，因而受到晚唐诗人杜牧及宋代一些诗人的批评。文学创作白居易在江州时，曾整理、编集自己的诗歌作品，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据其自述，讽谕诗是他“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闲适诗是“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感伤诗是
12、“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者”；杂律诗则是“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百韵至两韵者”。大体上，前三类是古体诗，最后一类是近体诗;前三类中大致以内容区分,但也有参互交错的。在这四类诗中，白居易自己比较重视讽谕诗和闲适诗。他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的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白居易诗歌创作中最精华的部分,是他的讽谕诗,其中包括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等代表作。这些诗篇广泛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如观刈麦、采地黄者、重赋
13、、杜陵叟等写农夫的辛苦和赋税剥削的沉重；宿紫阁山北村、卖炭翁等写宦官的飞扬跋扈和宫市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轻肥、歌舞、红线毯、两朱阁等揭露豪门贵族的穷奢极侈；新丰折臂翁、缚戎人、城盐州、西凉伎等反映边防问题和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涧底松、赢骏、悲哉行、谕友等为门第限制下人才受压制而抱不平；井底引银瓶、议婚、母别子、上阳白发人等为礼教束缚下妇女的悲惨命运发出控诉；伤友、和雉媒、天可度等抨击世风衰败和人情浇薄；海漫漫、梦仙等讽刺迷信神仙的虚妄愚昧。这些作品都称得上心苦力勤，直气凛然。在广泛反映现实的基础上，诗人对不合理的现象痛下针砭,如“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重赋）；“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
14、衣”（红线毯）；“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杜陵叟），措辞激切，毫无顾忌，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框框。这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是十分突出的。讽谕诗在表现形式上，多数采用直赋其事的方法。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缚戎人、井底引银瓶等,叙事完整,情节生动，刻画人情物态细致传神，对发展中国叙事诗的传统有积极的贡献。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以寄托作者的政治感慨，如黑潭龙写家家户户杀猪祭龙王，酒肉实际上喂了狐狸，而深居九重的龙王却什么也不知道，形象地描绘出皇帝耳目闭塞、官吏近侍贪污中饱和小民惨遭剥削的情况。题海图屏风则通过海中大鳌兴风作浪、鲸鲵助威肆虐,造成“万里无活鳞
15、,百川多倒流”的景象，为当时藩镇割据、联合叛唐的政治局面作了真实的写照。还有把鹤、鸟、松、竹等动植物拟人化，用以表现社会生活中的各类人物及其关系，如晚年所作禽虫十二章，就属于这类寓言诗。无论是直赋其事或寓言托物，一般都概括深广，取材典型，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明白晓畅。一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了“三、三、七”言的句式，显示了诗人向民间通俗文艺学习的痕迹。白居易的闲适诗多用于表现闲情逸致，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篇章还宣扬了省分知足、乐天安命的消极思想。但也有一些醒目的警句，如“作客诚已难，为臣尤不易”、“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适意二首）以及“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
16、不唯非贵相，但恐出祸因”（自题写直）等等,仍从侧面反映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自我解脱。闲适诗中也有一些描写自然景物和田园风光的佳作。如观稼、归田三首，写农村景象，质朴而清新。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以游记文的笔法依次记叙五日游山的经过，令人有身历其境之感。白居易的感伤诗写一时感触，而往往有深沉的寄托。其中如著名的叙事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长恨歌歌咏唐玄宗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的婚姻爱情故事，情绪感伤,寄托深微。诗中既写“汉皇重色思倾国”,导致昏庸误国，讽意明显；更写“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感伤玄宗贵妃爱情真挚缠绵，流露出作者的同情。唐陈鸿说，白居易“深于诗，多于
17、情”，创作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长恨歌传）。琵琶行则有遭际之感。这两首长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加以绘声绘色的铺排描写，多方面的气氛烘托以及流转和谐的韵律声调，艺术上达到很高成就。“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宣宗李忱吊白居易），正说明这两首诗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所以清人赵翼指出，白居易“即无全集，而二诗已自不朽”（瓯北诗话卷四）。感伤诗中还有不少亲朋间酬赠的篇什，如别舍弟后月夜、江南遇天宝乐叟、画竹歌、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等，也都写得情真意切，朴挚动人。这类诗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感伤色彩，如“畏老老转迫，忧病病弥缚”，“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
18、自觉二首）等；厌苦尘世烦恼，力求加以解脱，声称要“度脱生死轮”，“永洗烦恼尘”(同前)，明显地打上佛家思想的烙印。杂律诗在白居易诗作中数量最多。其中有价值的是 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写景小诗，如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西湖留别、暮江吟、问刘十九等，都能以白描手法，寥寥几笔，勾画出生意盎然的境界，历来脍炙人口。而一部分铺陈故实、排比声韵的长篇排律和杯酒光景、艳情风月的小碎篇章，颇为时人效尤，但多不足取。白居易诗歌的基本风格是平易浅切，明畅通俗。平易，是指用寻常的话，写寻常的事，明白自然，人人能够领略。所谓“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刘禹锡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就是对于这
19、种平易自然、浑成无迹的诗风的高度赞扬。平易的境界是不容易达到的。刘熙载艺概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赵翼瓯北诗话也认为“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指出“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白诗的平易，又是同叙写情事的直切畅达联系在一起的,意到笔随,挥洒自如，“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王若虚滹南诗话），有很大的感染力。这样的平易,是提炼的结果。赵翼又说：“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宋代僧人惠洪冷斋
20、夜话记叙白居易作诗令老妪都解的传说，虽不必真有其事，而他的作品文字浅显，少用典故和古奥的词句，便于广大读者接受，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他还喜欢提炼民间俗语入诗，增添诗歌的神趣。唐音癸签引阅耕余录说：“白太傅诗：暑退衣服干，潮生船航活，吴中以水涨船动为船活,采入诗中,便成佳句。”龚颐正芥隐笔记也说：“诗中用而今、匹如、些些、耳冷、妒他、欺我、生憎、勿留、赢垂、温暾，皆乐天语。”白居易诗歌的创作风格，后世颇有訾议。有人说他“俗”，说他“浅”，甚至说他“力而气孱”（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这些批评看到了白居易的一部分作品矜耀富贵，吟弄风情，存在着格调低下的庸俗的一面；晚年“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诗源辩
21、体引王世贞语）,“其中颓唐俚俗十居六、七”(叶燮原诗)。在艺术上他也有相当数量的诗篇，意太详,语太露，缺少蕴藉含蓄的韵味和抑扬顿挫的气势。但他的成功之作，多能做到“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薛雪一瓢诗话），在平易、切近的形式里蕴含深远的思想情趣，有力地显示着白诗通俗化、大众化的重要成就。所以晚唐张为诗人主客图称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内容的深刻和风格的平易，使白居易的作品在社会上流传特别广。他在世时，他的诗歌已广泛传诵，“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元稹元氏长庆集序）。他与元稹两人唱和的所谓“元
22、和体”，“自衣冠士子，闾阎下俚，至悉传讽之”（旧唐书元稹传）。白居易的名声远播国外。当时有朝鲜商人来求索白诗，带回去卖给该国宰相，一篇值百金。日本僧人惠萼也在苏州南禅寺抄得一部白集带回国，后陆续有人抄回，至今日本保存有相当于宋、元时的三种抄本各一卷，视为国宝。白居易的诗歌对后世文学有巨大影响。晚唐的皮日休、聂夷中、陆龟蒙、罗隐、杜荀鹤，宋代的王禹、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一直到清代的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白居易诗风的启示。此外，元、明、清历代剧作家有不少人取白居易作品的故事为题材编写戏曲，如长恨歌演变为白朴的梧桐雨、洪的长生殿，琵琶行演变为马致远的青衫泪、蒋士铨的四弦秋
23、等。白诗的词句，也有很多被宋、元、明话本所采用。诗歌以外，白居易的文章写得也很有特色。他虽然不属于韩愈、柳宗元的文学团体,却以其创作的实践,推动了散文的革新。他的策林七十五篇纵论天下大事，有意识地追踪贾谊的治安策。其中有些篇章如决壅蔽、使官吏清廉、去盗贼等，不仅内容切实，见解精辟，而且引古鉴今，析理深透,语言明快,词气谠直，是议论文中的杰作。为人上宰相书和一系列论政事的奏状,条分缕析,劲直剀切，开启了北宋王安石上书言事的先声。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而象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写景状物,旨趣隽永，又是兴文艺样式曲子词的写作。他的忆江南、浪淘沙、花非
24、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的发展开拓了道路。本集和研究资料白居易生前，曾对自己的诗文进行过几次编集，初名白氏长庆集，后改名白氏文集，共收诗文3800多篇,成75卷、抄写5部。分藏于庐山、苏州、洛阳及其侄子、外孙的家里，唐末动乱，抄本散乱，又经辗转刻写，已非原貌。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刻本,仅71卷,收诗文3600多篇（其中还羼入几十篇他人的作品），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曾影印出版。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马元调重刻白氏长庆集71卷,与绍兴本基本相同。另有日本那波道园1618年的活字覆宋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分前、后集，内容也与绍兴本大体相同。清初汪立名则刻有白香山诗集40卷，仅诗，无文，其中包括辑佚而成的补遗 2卷，并于原注外增加笺释。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以绍兴本为底本，参校各本，加以订补；又编外集2卷,搜集佚诗佚文，并附白氏传记、白集重要序跋和简要年谱。研究资料方面,新、旧唐书有白居易的本传,陈振孙、汪立名均撰有年谱。近人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和岑仲勉的白氏长庆集伪文，对白居易的诗文多所考订。今人王拾遗白居易生活系年、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陈友琴所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收集自中唐至晚清有关评论资料。另有日本花房英树著的白居易研究等,都是研究白居易的较重要的参考书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