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布莱顿布莱顿巴赫按刚刚出版的1999年第8期读书刊登了署名赵振开（北岛的本名）的一篇文章布莱顿。布莱顿巴赫，这意味着他的作品在大陆将被解禁。北岛在文章中说：“算卦的说我明年回去”。对北岛来说，这意味着再也用不着用鸟语发表诗作了；再也用不着“对着镜子说中文”了。外面是黑暗。雨沙沙地落在屋顶的斜窗上。我可以看到那座尘封的表面湿漉漉的痕迹。在这建筑物以外的黑暗空间里有亮着灯的窗户，若视力延长，你可以看到人们在窗帘后面移动，专注于他们每夜的工作和梦幻，每人活在他自已那幻想、欲望、仪式和爱好的小小的茧里。这是南非作家布莱顿。布莱顿巴赫（Breten Bretenbach）的回忆录个患白化症恐怖分子的真实
2、自白（ The True Confessions of an Abino Terrorist，简称自白）第一章的开头。他在南非蹲了七年多大狱，这本书记述了他的被捕和狱中的岁月。一九七五年八月，南非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一个持法国护照名叫格拉斯卡的男人，刚要登上回欧洲的班机时被捕。被捕前他冲进厕所，吞咽了张纸条。当他被带到机场的一个房间，南非安全局的斯纳克上校让他写份简历，他凭作家的想像力，编造了格拉斯卡先生的生平和社会关系。上校的助手从旅行袋里搜出个烟斗。上校让他握住烟斗，突然用南非语说，“算了吧，布莱顿，游戏该结束了，我们知道你是谁。是不是想让我们带你哥哥来见见？”后来才知道，与此同时，南非总
3、理结束访问回国，达官显贵到机场迎候，其中有布莱顿的哥哥。我最近在读自自。布莱顿在这本书靡页上写着：给我亲爱的朋友和歌伴北岛，致以最美好的祝愿，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九日，里斯本。除了签名，还用拼音注明他的中文名字卞廷博。一九九四年秋天，国际作家议会在里斯本开理事会。一天晚上，我们结伴去里斯本市中心听“法度”（Fado），一种悲伤的葡萄牙民歌。如今连悲伤也能卖高价，那些有法度表演的饭馆酒吧贵得吓人，门口有人参拉外国游客。由布莱顿挑头，带着他的老朋友朱利安和我，悄悄脱离了大队人马。布莱顿不愧是搞地下工作出身的，他和别人聊着天，使眼色让我们溜进小胡同，再尾随过来。他根据事先画好的路线图，在小巷深处找到一
4、家只有本地人才去的酒吧。那里烟雾弥漫，挤得满满的。歌手是个小伙子，非要唱尽人间苦难不可。“法度”让我想起山西梆子，凄厉高亢，让人抓心挠肺。去得太晚，不久就散场了。余兴未尽，我们留下来喝酒。回旅馆路上，受了“法度”和酒精的刺激，我们三个哼起歌来，在暗夜倾诉各自的忧伤。不知怎地，不同国度的酸曲最后汇成国际歌。布莱顿用英文，朱利安用法文，我用中文，竟如此协调，好像我们一起排练了一辈子。在午夜，在里斯本繁华的大街上，我们昂首阔步，扯起嗓子，高唱这支正被全世界忘掉的歌。什么时候认识布莱顿的，我记不太清了。十几年前我们肯定在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见过。那时我刚出国，谁也记不住，人物与日子像扑克洗在一起。我们
5、真正相识应该是一九八九年以后的事。一九九零年夏天在鹿特丹，布莱顿突然闪现出来，像个黑桃K.他有一种受难者的威严。皮肤黑黑的，络腮胡子花白，绘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眼睛，悲天悯人，既热又冷，且带钩，女人得特别小心才是。他长得有点儿像神职人员，但绝不是那种普通的牧师，更不是红衣主教，对了，他正像基督本人非洲的基督。我管叫他“基督”，他楞了一下，“我？”然后呵呵笑了，反过来叫我“毛”。他是鹿特丹国际诗歌节的决策人之一，几乎年年都去，是个引人注目的公众人物，媒体和听众随时乐于洗耳恭听。他话锋犀利，得理不让人；我本来嘴就笨，加上说英文，说得我理屈词穷。我属黄花鱼的溜边，倒时不时能碰见布莱顿在他厌倦公众的时候
6、。跟他在一起很放松，开开玩笑，一来二去，倒成了好朋友。自自是他三卷回忆录的第二卷。第一卷天堂一季（A Season in Paradise），是关于他在海外流亡三年后的第一次回国旅行。那是一九七三年，他得到了三个月的签证。一九九一年曼德拉获得自由后，布莱顿再次回国三个月，完成了第三卷回到天堂（Return toParadise）。这三卷回忆录可看作当代南非的个人编年史。我手头只有这第二卷，好像从紧急出口处进入他的生活，从“现在”的位置看他的过去和未来。但丁神曲中有三个阶段，从地狱、炼狱到天堂。自白肯定是炼狱，是布莱顿一生中最苦的日子。那位斯纳克上校，早在天堂一季旅行快结束时出现过。一天晚上，由
7、他当警官的哥哥出面，请来两位客人，其中一位就是斯纳克上校。那谈话是一种炫耀，让他看看他们对他有多么了如指掌。两年后在机场，斯纳克上校让他握住烟斗，突然说，“游戏该结束了。”布莱顿抽烟斗是出了名的。化名进入南非后，他改抽香烟。有一天，他穿过开普敦的露天市场，经不住烤烟香味的诱惑，买了烟斗烟丝，回到旅馆偷偷抽起来。布莱顿写道：“看看他们如何挖掘一个人的过去，设计他的未来，修改他的现在。我没有私人生活：一切都在他们手中；他们对我知道的比我自己还多。他们有档案，有电脑。他们知道我的方式，我的嗜好，我的附属品，我小小的秘密我的花园不管是政治的还是性的”和布莱顿相处久了，才知道他不是那种天生的革命家他敏感
8、有如琴弦。这琴弦被风暴狠命弹奏，未断，那真是奇迹。而奇迹又往往源于苦难，正如基督本人的遭遇。今年五月，我从美国去南非德班（Durban）参加诗歌节。在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转机时，听见扩音器在广播：“布莱顿巴赫先生，请尽快到十八号登机门，飞机就要起飞了”二十三年前，另一个布莱顿巴赫先生就在这儿，在登机前几分钟被捕。到了德班，在旅馆放下行李，我被领到一家意大利饭馆。布莱顿迎上来，和我紧紧拥抱，说：“伙计，欢迎到非洲来。”我们在巴黎、墨西哥城、里斯本、斯特拉斯堡、香港等地见面，这回可终于到他家来做客了。布莱顿一定不同意我的说法。如今他四海为家，大部分时间在巴黎，夏天在西班牙，每年来南非三个月，在大学教
9、写作，协助组织非洲诗歌节。这时间比例，我想也是南非在他心目中的比例。他没有祖国，属于他自己所界定的那种“中间地带”的人。今晚是他的画展的开幕式，可惜我晚到了两个小时，刚好错过。作为画家的布莱顿和作为诗人的布莱顿是两面镜子，而布莱顿本人正从中隐形。我提到在约翰内斯堡机场的另一个布莱顿巴赫。他说，这个名字在南非极少，很可能是他的亲戚。最早的布莱顿巴赫家族来自德国，在非理性的迁徒途中，有荷兰人、黑人、马来人的血液汇人，血缘关系复杂得像块调色板。他祖父是雇农，到父亲这辈日子好过些，按中国的阶级划分大概算个上中农，自己动手挖渠、播种、采矿。布莱顿哥仨，还有个姐姐。大哥即他在机场被捕时正迎候南非总理的那位
10、，是反游击队特种部队的准将指挥官；二哥是同情法西斯的新闻记者、秘密警察的同路人；布莱顿是个写诗的“恐怖分子”。我最好奇的是他和大哥的关系。“还行，只不过在一起从不谈政治。”他告诉我，在巴黎流亡时，大哥来出差，哥儿俩从一个酒吧到另一个酒吧，一直喝到天亮。在自白这本书中，布莱顿的倾诉对象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检查员先生”，有时又管他叫“眼睛先生”、“我先生”，语调充满了调侃挖苦。依我看，“检查员先生”是个双重角色，既是秘密警察的同谋，又是他身处绝境的内心独自的惟一倾听者。布莱顿若是基督的话，“检查员先生”就是上帝。“啊，检察员先生，你认为我有罪吗？是的，我有的是幸存者的罪。”他写道。秘密警察头子汉廷顿
11、是个病态的家伙。有一次布莱顿被召到监狱门外，汉廷顿把他正读师范的侄女介绍给他。那个女孩于是他的诗歌迷，发誓要用泪水帮他脱离苦海。汉廷顿还请他到家里做客，带他参观花园。后面就是山，周围似乎无人警戒。是暗示他逃跑？还是陷阱，在逃跑时把他击毙？两个小女儿请他签名留言。午餐快结束时，电话铃响了。汉廷顿接电话回来，问他要不要用他的卫生间洗个澡，甚至可以用他的牙刷。不过请他原谅，他们该送他回去了。汉廷顿把他带回监狱办公室时，布莱顿的妻子莲坐在那儿。到德班的第三天中午，布莱顿夫妇请我到一家中国馆子吃午饭。五月的南非已进人冬天，但一点儿都不冷，像美国加州的夏天，阳光明媚。孩子们在海上玩帆板。中国餐馆紧挨着一个
12、大饭店。布莱顿坐在那儿等我。他放下报纸，目光探寻着，似乎想知道我对南非的第一印象。我刚写了首待，是绘他的：“你释放的疯狂是铸造寂静的真理骄傲如内伤闪烁使谈话暗淡风在阅读车辙向蓝丝绸以外的疼痛致敬。”他问起我中国的变化，我告诉他算卦的说我明年回去。他微笑地盯着我。他回赠一首诗绘我，提到算卦的和乡愁，诗中充满了温情。莲来了，她个头不高，言谈举止优雅。我们从未谋面，仅在电话里说过话。她是华裔越南人，不会中文。他们的婚姻当时在南非是违法的，由于没像中国那样查三代，布莱顿只能是白人，不准和有色人种结婚。布莱顿坐牢时，莲为他全世界奔走呼吁。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布莱顿动荡生活的阴影在莲的脸上留下痕迹淡淡的哀
13、愁。莲看布莱顿时有一种怜爱和无奈，好像他是个惹是生非的大孩子。莲告诉我，按汉语她应姓“黄”，全名是黄莲。我一惊，没敢告诉她中文的含义。老板娘是上海人，风风火火。我点了醉鸡、清蒸鱼和家常豆腐，很地道。我和布莱顿喝着青岛啤酒聊天。我每次去巴黎，只要布莱顿在，我们总是去十三区的一家名叫“大家乐”的广东馆子。那是难得的闲暇时光。此刻好像坐在同一地方，只是窗外的景致变了。他盯着街心花园的孩子，笑出声来。审判开始了。布莱顿写道：“我能明白一息尚存的老鼠在被蛇吞吃时多么软弱无力眼睁睁庆祝它自己的死亡。”镶木板的法庭，大概过去是个犹太教堂，令人压抑。审判日复一日，证人进进出出，父亲坐在听众席上，呆呆的。布莱顿
14、被判处九年徒刑。汉廷顿把他带到办公室，好像对这一严厉的判决既恼火又震惊，而他的部下纷纷进来祝贺。有人甚至把布莱顿带到厕所，给他斟了一大杯白葡萄酒，似乎为了共同庆祝一个重要节日。最后汉廷顿把他带回牢房，戴着墨镜坐在对面。他提起他年轻时的幼稚，家境的贫寒，以及他如何从总统的保镖爬到了今天的位置。在讲述中，他脸色苍白，得到了某种类似性高潮的满足。在布莱顿坐牢期间，汉廷顿甚至把他狱中的诗稿拿去出版，但条件是布莱顿必须把诗集献给他。读布莱顿的书不是件轻松的事。他的词汇丰富，还搀杂了法语和南非语，像凶猛的河流；我像过窄的河床，泛滥成灾。有时又相反，我不再是所谓潜在的读者，性急地跳了出来，参与他的写作。我是
15、一九七五年的布莱顿，被判了九年徒刑。其实，在踏上我的祖国的那一刻，我已经被跟上。不，甚至更早，在我持格拉斯卡先生的护照在罗马申请签证时，网已经张开了。我刮绰络腮胡子，改变发型，戴上宽边眼镜。在飞往南非的飞机上，我结识了空中小姐安娜，她给了我电话号码。过海关很顺利。头几天我东游西荡，消失在人群中。我先找到与政治无涉的老朋友，然后和地下组织取得联系。被捕后汉廷顿告诉我，他们甚至在清洁工打扫旅馆房间以前，取走我喝过的每个酒瓶。安娜打电话到旅馆约我看戏。她的婚姻似乎很不幸，丈夫抛弃了她。她开车带我到约翰内斯堡附近的景点去玩。她外出飞行时，我搬到她的单元去住。我来到开普敦，在平静的海角镇佐下，经常和地下
16、组织的人见面。有一次，他们开车来接我，发现被一辆白色福特车跟上了。我们东绕西拐，到开普敦市中心，我跳车钻进商场地下室，脱掉风衣，戴上毛线帽，从另一个出口冲出去。下午，搭公关汽车溜回到旅馆，没开灯，我从窗口看见那辆白色福特车，有两个家伙在车里抽烟。风急雨骤，海浪拍打着水泥墩。我整夜在销毁文件。凌晨，我从旅馆的后院翻墙，搭上辆公共汽车。到了市中心的终点站，刚下车，那辆白色福特车出现在街口。我拔腿就跑，磕磕拌拌，沿着空荡荡的水果摊位。那场面多少有点儿像三流影片。我居然逃脱了，躲到一个老朋友家。傍晚他开车把我带走，在另一个城市上了火车。回到约翰内斯堡，找到安娜，她正要和朋友们去爬山，我加入了进去。没想
17、到我自投罗网，安娜本人就是个秘密警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中国诗人，对我这段故事特别感兴趣。他竟然要替换我，不仅用第一人称，还要把几十页的内容压缩成这么一小段。布莱顿，因为我相信，逃跑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不只是你在跑，我也在跑，每个不愿与权力认同的人都在跑。此刻，我回到一九九八年五月，在南非最大的海港城市德班的市政厅里通过，这里正举办布莱顿的画展。展厅里人不多，一位老先生对他的画不满地摇头，嘟嘟囔囔。布莱顿画的多是自画像，充满了自我嘲讽。他任意把自己变牛变马，变成毛泽东。有时他头上顶着条鱼，那是基督的标志。他的画里充斥着男女生殖器。他坦率地台诉我，他出狱后为女人发狂，不断更换女朋友。他曾在巴黎和一个
18、黑女人同居，还生了一个孩子。感情纠葛像张网紧紧缠着他。莲接受了这个现实，把那个孩子当成自己的女儿。我们都不是圣徒，无权对他人的经验作道德上的判断。狱中生活之刻骨铭心，是我们这些有幸站在高墙外边的人无法体会的。我在读自白一书时常做噩梦，惊醒时喘不过气来。有时不得不略过一些章节，好像唱针在黑色的旧唱片上跳动。在南非监狱，刚被判刑的人先要单独监禁三个月，作为“观察期”，而布莱顿的“观察期”拖了近两年。那种绝对的封闭对人的摧残是最深的。布莱顿和蚂蚁说话，与自己下棋，因飞进高墙的鸟而狂喜一九八二年冬天，布莱顿获释回到巴黎。我听说他头半年，每天早起，到他家附近的卢森堡公园，光着脚，绕着圈小跑，边跑边哭。他
19、心理上并没有离开那堵高墙，仍按狱中的作息时间表：每天早上放风半小时。布莱顿在国际作家议会担任过司库，也就是掌管经济命脉的。国际作家议会的核心成员包括一些法国的思想家，诸如德里达、波杜。布莱顿特别讨厌空谈。一九九四年秋天在里斯本开会，他接受一家法国电台的访问时说：我们应从法国沙龙式的语言中解放出来。事后他告我那是个很小的电台，又是上午的节目，听众不会超过一百个，居然被德里达听到了，找他来质问。布莱顿反唇相讥：我有权这么说，如果你还承认我们生活在自由国度的话。在法国政府、国际笔会等方面的压力下，南非当局不得不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日提前释放了布莱顿。释放是突然的。按原计划莲同一天飞回巴黎，临走前准备
20、再见上一面。十二月一日早上，布莱顿被带到城里，在一家高级旅馆的房间，南非当局的某个头面人物见了他。回监狱路上，押送者经过海边时减慢车速，让他把车窗摇下来，呼吸一下带咸味的海风。当天夜里布莱顿给莲写了封信，准备第二天见面时交给她：“我不知道那个时刻是否已到来。我对今天的一切不敢抱希望。这些年你离我更近了，更珍贵了。和以往相比，我现在对你所知甚少，你如此的坚强对我来说是个谜”第二天莲未能如期来探监。布莱顿照常出工。直到中午，他被带到监狱办公室，监狱长宣布了释放的决定。他什么也听不见，站在窗口，看见一朵白云在山头追问寂静。布莱顿似乎从来没有身份认同的危机。他会讲南非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他现在是法国公民，又持有塞内加尔的外交护照。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得意地说，塞内加尔总统是他哥们儿。自白接近尾声，我已精疲力尽，要想跟上布莱顿的步子不容易。我突然想跟他聊聊，到处打电话，都找不到他。按时间算他应该在南非。这哪儿说得准？他满世界飞，现在多半正在路上。书是这样结尾的：“起飞。在大地的上空。小心斟满更多的香摈。个人的致意。非洲在脚下滑走，我的爱。餐盘端来时的困惑：不记得怎么使用刀叉，还有菜的顺利。只用勺，这么久。这么久。没有一个字，没有。第一夫人黄莲和我握着手。她睡着了，我们二十一点四十分将抵达戴高乐机场，那里下雨。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