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汤一介的三段往事偷了金子想去延安1943年春，汤一介年交十六，在西南联大附中读初二。他有四个好朋友，三个是同级，一个读初三。正值青春反叛期，他们对训导主任、童军教官极度不满，加之读了一本斯诺的西行漫记，知道世上还有神奇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还有个地方叫“延安”。他们对延安产生向往，决定离校私奔。昆明在大西南，延安在陕北，中间隔着千山万水，要去，这路费从哪里来？五人一合计：偷家里的金子。汤一介偷的是一支金笔、一块金表、一块刻着他父亲汤用彤任清华周刊总编辑的金牌，其他人偷的是金戒指、金手镯之类。就地卖出去一部分，换了钱，随即上路。先乘火车去曲靖，继而搭运货的卡车去贵阳。到了贵阳，刚在小旅馆住下，就
2、被得到学校通知的警察抓个正着。免不了受一番严厉的盘查，然后，由学校派人领回。延安的梦，就这样破灭了。“今天想来，由昆明到延安，如果没有地下党组织的安排是绝无可能的。”半个世纪后，汤一介分析，“延安没有去成对我也许是幸运的，否则说不定会在延安整风中呜呼哀哉！这大概是命运的安排。说来像我这样的人是不应该相信命的，可我真有点相信在冥冥中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支配每个人。正是由于我没有去成延安，我才有机会在北大念书，也才能在北大遇到乐黛云，我们才能结合在一起，虽然经过许多苦难，可我们相依为命，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到今天，也许我得感谢贵阳警备司令部吧！乐黛云曾写了一篇散文啊，延安，是说1948年时一批中国
3、青年如何向往延安这革命圣地，但到头来，他们在四十多年的历次运动中经历着各式各样的悲惨命运。中国的一代一代青年，总是怀着满腔热血，而在经历了四五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往往会写出韦君宜同志的思痛录来。我多么希望不要再欺骗青年人了，而青年人应尽力远离那容易受欺骗的陷阱。”进出市委党校1947年，汤一介考进北大哲学系。1949年元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5月，汤一介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在青年学生中，属于觉悟高、热情足的先进分子。1951年元月，汤一介大学尚未毕业，就被北大党委送到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深造，目的是把他培养成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做发展党员工作的“组织员”。两个月后
4、，党校方面发觉他性格内向，书生气重，不适宜担当“组织员”，就把他留在党校，改任教员。北大党委只得重新派人，取代汤一介的是一位姓华的学生党员。据欧阳中石对笔者回忆：此君很革命，也很真诚。革命符合潮流，真诚就很危险。结果，正是因为真诚，他把自己的前途也给革掉了被贬去延庆县合作社当员工。汤一介不愿意留在党校，他心底还残存着当“哲学家”的梦。因此，在党校教了几年“联共党史”、“中共党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后，1956年10月，他又回到了北大。参加“梁效”写作组“文革”初期，汤一介被打成“黑帮分子”，饱受批判和折磨。1969年，下放江西农场劳改。1971年，汤一介从农场回到北大
5、，担任哲学系教改组组长，负责给工农兵学员上课，算是重新启用。当时，有位教授觉得这批学生基本功差，连文章都写不通顺，建议让他们学点儿逻辑。汤一介同意了。这就引来了麻烦：有人贴大字报，说逻辑学是资产阶级的玩意儿，汤一介的立场还没有从资产阶级那边转过来！稍后，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本古代哲学资料，其中讲到孔子是由奴隶主转化成地主，和毛泽东的说法有所违背。这还得了！有人据此发难，中华书局不得不赶紧做出检讨，汤一介是此书的编写者之一，他竟然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有逃不脱的责任，这又给别人抓住了把柄。倘若事态照此发展，汤一介可能再次被打倒。转机来了。1973年，清华大学整理了一份“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送呈毛泽东主
6、席。毛主席看后，认为不好，说清华是理工科学校，不懂这一块，要找一些北大的老师参加。北大党委闻风而动，派出了冯友兰、周一良、张世英、汤一介等参与其事，由是就诞生了后来臭名远扬的两校写作组梁效。若干年后，汤一介回忆：“于是我们每天编材料，写大批判的文章。也是在那一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江青找我们去给帛书做注解，编大字本给毛泽东看。1974年年底的时候，江青到北大来，安排我给他讲老子。我心里很紧张，生怕说错话。可是我还没讲几句，江青就开始发言了，那个会上基本上是我们在听她讲老子。”“文革”结束，江青垮台，汤一介因为在“梁效”的经历，招致隔离审查。不管当时有多少客观因素，汤一介真心反省：“我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