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寻觅诗文中最明亮的“她们”琵琶行（并序）错误雨巷百合花联读编者按璨若星河的中国诗文为我们塑造了无数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溯流从之，尽情领略，可畅享无限与永恒的美。段园睿老师联读琵琶行（并序）错误雨巷百合花，通过“穿越时空，还原场景”“对话佳人，分析形象”“对话人物，言在意外”，一步步用心寻觅诗文中最明亮的“她们”。从古至今，中国文人有自己独特的偏好在最美的女性身上寄寓自己的理想与追求。今天让我们对话古今文人，走近文人笔下那世间最明亮的女子吧。一、穿越时空，还原场景我们先整体阅读白居易的琵琶行（并序）、戴望舒的雨巷、郑愁予的错误、茹志鹃的百合花这四篇文章，梳理文章中的基本要素，完成下表。二、对话佳
2、人，分析形象接下来，找出四篇文章中有关女子的身份来历、外貌仪表、际遇性情、具体行为的词句。在男性作家眼中：她们有每被秋娘妒的妆容，她们有如莲花般开落的容颜，她们有丁香般的芬芳、颜色和忧愁，她们生来就是最美的女子，上天赋予她们美好的才华，她们却与寂寞为伴，她们常常望穿秋水，她们常常夜不能寐，她们常常悲愤不已，她们那淌泪的脸，迷茫的眼，不展的眉，哀愁的心，依然，痴痴等待。在女性作家茹志鹃的笔下：她们有朝气蓬勃的青春,她们有美丽俊俏的容颜,她们有青涩懵懂的幼稚,她们有陷入幻想的可爱,她们有冲破一切的执着,她们有善良淳朴的人性,她们也常常望穿秋水,她们也常常夜不能寐,她们也会悲愤不已,她们那淌泪的脸,
3、失神的眼，不展的眉，哀愁的心，依然，痴痴等待，她们相信美好一直存在。三、对话人物，言在意外“我”读懂了“她们”，“她们”也读懂了“我”。再读文章，找找作品中的“我”在和女子相遇（相知）前后状态反应的句子。（一）我们先跟随白居易穿越到中唐时期，“我”偶遇琵琶女后，忆起自己的身世遭遇，因一首赋得古原草送别而成为长安城里最明亮的少年。二十九岁时，再赴京城，用实力续写传奇：三千人大考，十七人及第。随后，他相继通过吏部铨试和制科考试，“三登科第”，荣耀至极。随后凭借一篇长恨歌，彻底征服宪宗皇帝，不到一年，就被提拔为翰林学士、左拾遗。那些年的白居易，该是何等春风得意，刻苦求学，功成扬名。元和十年，平卢节度
4、使派人杀了宰相武元衡，向中央政权示威，白居易认为这是重大“国耻”。激于义愤，他率先上疏，但都被权贵们加上“越职奏事”的罪名，于是被贬为江州刺史，继而又贬为江州司马(九品小官)。“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对于这次遭贬，文人既感伤又愤慨。到江州后一年的生活更使他感受到社会世态炎凉，他有满腔的怨愤无处倾诉。这首诗是文人贬职到江州的第二年(元和十一年)秋天写的，当时文人45岁。巅峰过后，繁华落尽，白居易的人生轨迹和琵琶女恰有相似之处。可见，序言中“恬然自安”者，是话中有话，实际是说遭受贬谪的苦闷始终萦绕心头，一直无法自安，而“迁谪意”当然也不是“是夕”才感受到的。这两句反话，既是委婉地表达自己的
5、抑郁愤慨之情，也是强调这次与琵琶女偶然相遇的事件给他的心灵震撼之深，琵琶女的出现，让文人产生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琵琶曲的魅力也让“我”“如听仙乐耳暂明”，文人塑造的琵琶女的形象，似乎对“我”的心灵产生了莫大的慰藉，甚至带有一点救赎的意味，“我”的精神受琵琶曲涤荡，我的牢骚困顿、郁郁寡欢之情暂时被消解。接下来，借助一些写作背景，看看文人戴望舒和郑愁予分别塑造了“丁香般的姑娘”和“莲花般的姑娘”，又有什么言外之意呢。（二）1927年夏天，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黑暗的时代。反动派对革命者的血腥屠杀，造成了笼罩全国的白色恐怖。原来热烈响应革命的青年，一下子从火的高潮堕入了夜的深渊。他们中的一部分人
6、，找不到革命的前途。他们在痛苦中陷于彷徨迷惘，他们在失望中渴求着新的希望的出现，在阴霾中盼望飘起绚丽的彩虹。戴望舒诗中结着愁怨的丁香姑娘似乎也是个美好理想的化身。雨巷是文人伤感寂寞心灵的痛苦的歌唱，雨巷就是一部分进步青年这种心境的反映，是现实黑暗与理想幻灭在文人心中的投影。此时的文人，站在雨巷中，望着飘然离去的姑娘，又添惆怅，无限怅惘。现在，仍然是他一个人独立彷徨。他的希望破灭了，他再也没有希望了，是吗？不是。在诗的最后，文人仍然在希望，尽管不是“逢着”，哪怕是“飘过”，哪怕是转瞬即逝，他都无限地希望着。可见，文人的希望之火并没有熄灭。他就这么结束了全诗，留下了一个“希望”的结尾。（三）郑愁予
7、，1933年出生于山东济南，当代文人。1949年随家人去台湾。他说，“因为我从小是在抗战中长大的，所以我接触到中国的苦难，人民流浪不安的生活，我把这些写进诗里”，处在那个动荡时代的台湾人有一种漂泊的心态，他们在台湾岛仅仅是一个“过客”，希望有一天能回到故乡，与自己的亲人团聚。然而，由于诸多原因，他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因而产生出重重的失落和惆怅的感情。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错误是文人借思妇来表达自己对祖国的眷恋之情，这是一首期盼大陆与台湾早日统一的现代抒情诗的绝唱。（四）百合花这篇小说发表于1958年，所讲的故事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作者茹志鹃没有从正面去写战争的残酷和惨烈，但在这篇诗化小说中，
8、像百合花一样的人性与人情处处闪耀着光芒。小说发表的这一年，正是反右斗争后不久，这篇小说是不是也在引发人们去回忆战争年代的同志关系的善良淳朴！百合花纯洁美丽，正像那个努力从心底欣赏着小通讯员的“我”一样，正像那个憧憬美好生活却把新婚被子铺到牺牲的小通讯员身下的新媳妇一样。战争的压抑气氛没有泯灭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读者跟随“我”嗅到了“一股清鲜湿润的香味”，跟随小通讯员看到了枪筒子上颤动的树枝和野菊花，跟随新媳妇理解了她的内心动荡从惜被心切拒借到主动献被护战士，从羞涩忸怩打下手到庄严虔诚地擦拭牺牲战士的身体，作家两次让新媳妇的行动越出常轨，让读者看到了那个战争年代最明亮的“她们”，让读者尝到了战
9、火中的“花”一样的青春，让读者感受到在战争年代中形成的最高尚最淳朴的人情人性。我们不妨细读小说高潮部分，欣赏最明亮的“她们”。先看“我”，面对担架上那个已经安详地合上眼睛的小通讯员，作者在这里真实巧妙地把“我”和新媳妇的反应描绘了出来。“我”作为文工团的女同志，革命意志使她控制自己的外部行为，如“强忍着眼泪，跟那些担架员说了些话，打发他们走了”，“我猛然醒悟地跳起身，磕磕绊绊地跑去找医生”，“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低声地说：不要缝了。”，这里的外部行为是“强忍”；另一方面，是“我”内心情感的“不忍”情感的激动。当一个上了年纪的担架员恳求“我”赶快治疗小通讯员的时候，“我心想给他们解释一下”。当看到
10、新媳妇“还是一针一针地缝”的时候，“我想拉开她，我想推开这沉重的氛围，我想看见他坐起来，看见他羞涩地笑，“我”在外部行为上表现出的“强忍”和内心情感上的“不忍”之间形成了错位，这种内外不一致的落差让我们发现了作为革命战士的“我”的坚韧意志和高尚情操。再看新媳妇，和“我”不同，她的外部行为和内心情感变化是完全一致的，这符合人物农村新媳妇的身份角色。从认出担架上的重伤战士是小通讯员时，新媳妇先后发出了两声短促的“啊”，之后“移过一盏油灯，解开他的衣服，她刚才那种忸怩羞涩已经完全消失，只是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等我和医生拿了针药过来，新媳妇正侧着身子坐在他旁边。她低着头，正一针一线地在缝他衣
11、肩上那个破洞”，当“我”劝说不要缝了，新媳妇“却对我异样地瞟了一眼，低下头，还是一针一线地缝”；当卫生员要揭掉小通讯员身上的被子时，新媳妇的脸色、行为、语言完全一致，情感在这一刻大爆发，“新媳妇这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当卫生员为难地解释被子是借老百姓的，新媳妇感情的潮水难以抑制了，气汹汹地嚷出半句话，“是我的”，之后“扭过脸”，“眼里晶莹发亮”。对于通讯员的牺牲，茹志鹃在这里重点对两位女性人物的言行进行了深度描写，“我”基本上控制住了自己的行为和情感，而新媳妇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和情感，作家给两位女性人物安排了一次
12、目光交织，面对我的劝解，“她却对我异样地瞟了一眼”，这类细节之间的反差、互补，实际上就把两位女性的形象合二为一了，让战争年代的女性形象更加丰富立体了。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新媳妇从“忸怩羞涩”到“庄严虔诚”，新媳妇的“不忍”和“我”的“强忍”，“我”见证了新媳妇的成长，“我”和新媳妇构成了小说中完整的女性形象 ，作家笔下如纯洁的白色百合花一般的女性，是明亮动人的。这些世间最美的相遇、相知，总是让人难忘！尽管由于时代的不同，作家们在思想感情上与他人不一定完全相同，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类文学作品中文人对美人、美好芬芳事物、美好世界的那种怜惜、珍视、赞美之情是一脉相承的。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屈原的笔下，诗人
13、一直在寻觅作品中最美的“她”美人与香草的形象比比皆是：“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用香草比喻人才；“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以美女自比；“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以美好的花草比喻高洁的品质。后世文人继承和发展了离骚这种独特的比兴方法，有的以美人为喻，“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朝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曹植杂诗七首其四），“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杜甫佳人）。从古至今，作家们把自己心灵中那些最美好的东西通过女子的形象或明或隐地留给了读者，或抒发独守空闺的寂寞闲情，或描写对游子的殷殷思念，或寄寓功业未成的人生感慨，或刻画朝气蓬勃的青春面孔，或以冷落薄情寓遭排挤打击之坎坷，或以相思寓渴望报效国家朝廷之志，或以空闺寂寞言理想遥远之迷茫，或以弃小我寓顾大局的革命情怀，或以战火中的人性美寄对和平年代之希望让人为之感动的是，那些最明亮的“她们”的存在，使中国文学的女性一直充满力量，使中国文人永远保持着那种热烈执着的高尚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