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力车夫北京什刹海附近的郭沫若故居，是“京城胡同游”的起点。故居对面的三轮车一字儿排开，颇为壮观，也很有特色。前两年路过那里，与几位车夫聊了几句。他们告诉我，拉一位乘客收费50元，但自己只能挣5元，其余90%都要上缴公司。不仅如此，他们身上那僧衣似的工作服，也要花高价向公司购买。如果上述情况属实，则可以发现这根本不是市场管理模式，而是一种官商勾结的垄断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作为弱势群体的人力车夫，只有任人宰割的命运。回家后翻阅1926年出版的现代评论，正好看到一篇文章北京拉车的苦工，对当年人力车夫的生存状况有详细的描述。这篇文章的作者李景汉（18951986），是北京通州人，早年留学美国，专攻社
2、会学及社会调查，获学士、硕士学位。1924回国后，为了寻找改造社会的有效途径，他首先选择北京人力车夫作为调查对象。经过一年多努力，完成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一书。文章首先指出：自民国以来，由于天灾人祸，低层老百姓除了沦为乞丐之外，就剩下三条生存之路：一是当兵，二是当土匪，三是拉洋车。在这三条路中，当兵、当土匪不能创造财富，“是社会的寄生虫”，只有洋车夫才是靠出卖苦力为社会服务的“生利分子”。但是，他们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其处境无人同情，人格无人尊重。随后，文章披露了在调查中获得的许多第一手资料从人数来看，当时北京的人力车夫至少有五万五千人，占全城人口的7%，也就是说每14个人或者每9个男人中
3、就有一个人力车夫。如果再加上他们供养的人口，北京靠人力车为生的人就有15万之多，占全城人口的19%左右。这显然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从籍贯来看，这些人有84%来自北京和北京地区，有9%来自直隶（今河北一带），5%来自山东，2%来自其他省份。从年龄来看， 21岁至40岁占60%，50岁以上占8%，12岁至17岁占5%，其中“最可怜的是营养未足，筋骨未强的幼童”。从婚姻状况来看，已婚者62%，未婚而“寄身车厂者”38%。从收入来看，人力车夫每天的平均收入是130枚铜元。由于97%的车子是从车厂租来的，因此每天要支付租赁费30枚铜元，占总收入的23%，但这与如今三轮车夫上交公司的份额相比，仍要低得多
4、。从开支来看，单身车夫每天的饭钱是60枚铜元，住宿费是三枚铜元。除此之外，每年衣服鞋帽大约要八块大洋。如果是成了家的车夫，则负担更重。另外，由于通货膨胀，人力车夫往往要靠典当衣物或者借“印子钱”勉强度日；又由于借债的利息高达20%，因此许多车夫的家属不是“逃入施粥厂”就是“流入乞丐队伍”。胡适和鲁迅都写过关于人力车夫的文章，而老舍所写的“骆驼祥子”，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相比之下，李景汉先生的社会调查虽鲜为人知，却更全面、更真实地反映了人力车夫的生存状况。近年来，三农问题和进城民工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但由于知识界缺乏李景汉式的“独立调查”，因此这种关注不是走样，就是打折扣。大概是基于类似的原因吧，李景汉在文章结束时强调“我深盼谈什么主义讲什么政策的人们对于此种真相多用心去调查，多去研究一番”，因为只有根据事实真相，才能对症下药，否则就很可能削足适履。该文发表后在社会上反响很大，现代评论先后刊登了陈西滢、方善为、方宜孙等人的回应文章。其中方宜孙介绍，汕头的人力车夫由于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其生存状况要比北京同行好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