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阎连科：“本土中国”改变了文学的秩序相遇是一种机缘，与某些作家相遇，则是文学之缘。2003年10月，我们在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新世纪汉语写作研讨会”上和阎连科相遇了，他的“我为什么写作”的演讲，在一个看似老生常谈、其实并不好谈的题目下，说出了使我们和在场的听众为之一震再震的话，仿佛如芒在背。我们都注意到了演讲时的阎连科双手在颤动，无疑，这是一个用灵魂说话和写作的人，读他小说感觉和听他演讲的感受不觉间就交织在了一起。在这个年代，已鲜有冲击力的演讲和写作。坦率地说，我们耳闻目睹的是“妇人语”、“妮子态”，而不少批评文字又在为之推波助澜，这也是当下的一种语境。小说未死，批评也活着，但是种种小说、种种批
2、评已经变态了。返观阎连科，他的声音和小说文本则是铜琵琶、铁绰板了。我们的判断是，阎连科在有了日光流年和坚硬如水后，他已经是这个年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而他的长篇小说新作受活，也已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在文坛和读者中获得了强烈反响。阎连科的这几部长篇小说和他的“耙楼山脉”系列等，正在改变着我们文学的秩序。在我们看来，阎连科的意义就在于他以自己的语言、结构书写了独特的“乡土中国”和“革命中国”，而“乡土中国”和“革命中国”又时常是重叠在一起而成为“本土中国”。在阎连科的“本土中国”中，“革命”和“政治”开始成为两个“关键词”。读受活，不能不引起我们对“革命”和“政治”的重新思考。我们以前过多的把精
3、力集中在对政党斗争意义上的政治方面与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方面，而忽视政治是如何建立一种生活理想、组织一个生活世界的。受活恰恰在被忽视的层面上展开了作家的想象，叙述了“本土中国”的景观。阎连科关于“乡土中国”和“革命中国”的叙事，不仅在尝试新的创作方法，而且也在建立一种新的世界观。现在在探讨创作方法时，似乎在回避“世界观”这样的措辞。我们觉得中国当代作家大凡有成就者如莫言、李锐、韩少功、张炜等，他们的世界观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是他们内心世界最大的变化。阎连科在寻求超越主义的现实中说，“现实主义，与生活无关，与社会无关，与它的灵魂真实，也无多大关系，它只与作家的内心和灵魂有关。真实不存在于生活，只存在于写作者的内心。现实主义，不会来源于生活，只会来源于一些人的内心。”世界观已经变化了的中国当代作家，将把当代汉语写作带到另外一番新境界。我们有理由做这样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