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名花零落雨中看北大哲学教授贺麟，命运极具戏剧性。因解放前上书蒋介石万言书受到蒋的八次接见，有如此前科，注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那场思想改造运动中在劫难逃。一开始，贺麟即被管制，却固守老派文人之风，依然不合时宜地坚称蒋介石为蒋先生。“三反”和“土改”运动后，交出万言书底稿，说“现在我要骂蒋介石为匪了”。不过短短几年的工夫，态度之变，判若霄壤，可以看出运动的威力与压力之大。如果说此时贺麟的表态尚迫于压力，等到了1954年，批判胡适和俞平伯运动中，他的命运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缘于一篇批判稿，阴差阳错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一篇普通批判稿，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不仅等于他自己的政治表态，也等于对他政治的肯
2、定，而在此之前，他还被批为思想糊涂。如此意外受到表扬，让他惊喜万分，内心的天平发生了倾斜，一下子觉得自己有政治地位了，由此对胡适和俞平伯批判的态度更为积极。这由一场意外而导致的悲喜剧，几乎完全异化并扭曲了贺麟这样一位老派知识分子的性格，无奈之中渗透着悲哀。如果再看贺麟在运动中的另一种表现，更能够看出知识分子性格的扭曲轨迹。他很长一段时间里坚持黑格尔学说，在论战中顽固坚持己见，到后来对风雨欲来要整自己的担心，到照本宣科苏联专家的课程的违心，到组织上在他家开会帮助他，他以啤酒点心招待后的舒心，从此开始了对黑格尔的批判。从担心到违心到舒心，贺麟的这种从性格到学术到政治的三级跳，我们会看到那场运动的丰
3、富性和人的心路历程的复杂性。应该说，贺麟这种命运是带有悲剧性的。这种悲剧性，不仅属于个人，更属于这个群体的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想起刚刚读完许纪霖的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他在引徐复观“道尊于势”的论述后说过的话：“中国知识分子依赖的道统，就与西方的传统不一样，它不是通过认知的系统和信仰系统，而是通过道德人格的建立以担当民族存在的责任。”我国知识分子这种先天不足的人文传统，其内在德性的“自力”，外在宗教与法律的“他力”，在突变的政治漩涡中就会显得格外脆弱，而如风浪颠簸中的一叶扁舟不知所从。所以鲁迅先生早就论柔石的小说二月里的肖涧秋时，就说过知识分子在河边衣襟上沾一点水花就容易落荒而走。知识分子自身性格的
4、软弱，便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了。特别是看到贺麟的命运，就想如果换成自己，也处于那个时代和他同样的位置上和处境中，其性格与心路历程恐怕会和他一样，而命运也就更会无可奈何地相同。这恰恰是让我不寒而栗的地方，或许也是值得所有愿意称自己为知识分子的人警醒的地方。我赞同许纪霖的说法：“知识分子的性格就是其所生存其间的民族文化性格。”在以往描写知识分子命运的书籍中，无论是社科类还是文学类，大多写的是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更多笔墨同情知识分子挨整的悲惨命运，很少去揭示知识分子自身性格的软弱性，便也缺乏对我们民族文化性格的进一步的触及。放翁有诗：志士凄凉闲处老，名花零落雨中看。贺麟的命运，虽然是已经翻过一页的历史，但我仍希望能够成为知识分子自省的一面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