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孝文帝汉化改革意义认识上的分歧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全面推行以学习汉文化、效仿汉制度为主轴的改革运动。这场改革在孝文帝的有力领导下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效,使北魏社会面貌发生根本的变化,并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对于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意义评价,史学界一直意见纷纭,总的说来,持肯定态度者多,持否定态度者少。肯定者认为它促进了拓跋鲜卑的封建化和北魏国家的强盛,促进了民族的融合。指出这次改革是中国历史上较全面、较成功的一次改革,它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历史发展的必然。这方面的代表性论著有肖黎的魏孝文帝评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刘精诚的魏孝文帝传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但
2、是,在历史上,一度因改革而强盛的北魏王朝,在孝文帝死后仅30余年便迅速地分崩离析,走向灭亡了,这事实本身就很自然会引起历史学者对孝文帝改革(尤其是他的汉化措施)的作用与意义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并形成不同的看法。因此,对孝文帝改革持否定态度者也不乏其人(尽管仅占少数)。早在古代,批评孝文帝汉化政策的言论就多见于有关典籍,马端临、叶适、王夫之、赵翼等人均在自己的著作中斥责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是“好名慕古而不实见国家大计”(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四),强调“国势之衰,实始于此。一传而宣武,再传而孝明,而鼎祚移矣”(廿二史剳记卷十四)。指出孝文帝是典型的虚伪之徒,“拓跋宏之伪也,儒者之耻也。夫宏之伪欺
3、人而遂以自欺久矣”(读通鉴论卷九)。近些年来,对孝文帝汉化改革持否定意见的论著明显增多。陈汉玉也谈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4期)、郝松枝全盘汉化与北魏王朝的速亡北魏孝文帝改革的经验与教训(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赵向群等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与拓跋民族精神的丧失(许昌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等论著,就是其中的代表者。其主要观点是:一是孝文帝改革的思想和内容是恢复礼乐,是“迂腐的儒化”,“消极的汉化”,学来的主要是汉文化的糟粕,汉人的繁缛腐朽。二是孝文帝的改革不但没有振兴北魏,反而加速了北魏国家和拓跋民族的衰亡。认为孝文帝汉化改革,丢掉的是拓跋的长处勇武质朴,削弱了北魏的
4、军事力量,这是孝文帝终不能强大魏国的重要原因。三是孝文帝推行的不加扬弃的全盘汉化,尤其是大定族姓,移植门阀士族制度,这使得尚无文化积淀的鲜卑拓跋贵族迅速腐化,这严重消蚀了北魏统治者的锐气与活力,激化了社会矛盾与冲突,致使北魏统治迅速由盛转衰,归于灭亡。总之,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不适合北魏国家的国情和族情,是北魏政治危机的开端,北方的革命性完全被南方的虚腐性所取代,其教训是极其深刻的。这些针对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否定性指摘,遭到了大多数学者的批评与反驳。其中以肖黎魏孝文帝评传的反驳最为坚决,以刘精诚魏孝文帝传以及论魏孝文帝改革的历史评价(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的反驳最为辩证。他们认为,孝文帝的汉化政策,把拓跋部的政权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符合历史必然趋势的,决不是什么“消极的汉化”。其历史功绩是主要的,这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完成了北魏社会的封建化;促进了社会经济繁荣和文化发展;消解了民族之间的畛域,推动了民族的大融合。而能够造就这一切的重要原因,一是皇帝亲自主持,坚决克服阻力;二是有一个比较团结一致的改革领导集团;三是以客观条件出发,改革项目能做到系列配套。当然,孝文帝的改革也有失误和不足,这包括:忽略北部边境地区;忽略了军事上的改革;三次南伐,操之过急;后继乏人,不能使改革大业代有承传。但这些消极影响,不足以否定孝文帝改革的伟大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