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的祖母李昕近几年，我写了一些散文，回忆自己的父母和其他长辈。有人读后问我，说作家们都喜欢写写自己的老祖母，你怎么没有写？我想了想说，她的事太复杂，一言难尽。1963 年祖母最后一次来京时合影一小时候，我们一家住在北京清华园，而祖母和我二叔一家住在天津。我们很少去天津，因为去了没有地方住。但祖母常来北京看我们，在我家一住几个月，或者半年。我总是盼着祖母来，她来了就不愿让她走。祖母那时六十来岁，面容是富态相。微胖，皮肤白皙，一张清秀端正的脸庞，大大的眼睛很有神，眉宇间显着一种自信。她常用一支发簪把头发整齐地盘在后面，给人以精明而又干净利落的感觉。在那个时代，这种气质和形象，使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她
2、不同于我们在街道上、胡同里看到的普通老太太，好像是有点什么身份。但我从小就知道，她一生没有过职业，从没有走出家门，只是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而已。祖母很疼我，可能是因为我父亲是她的长子，而我又是父亲唯一的儿子。每次祖母从天津风尘仆仆地赶来，都会给我带来起士林的蛋糕、饼干，味道好极了，那时在北京根本吃不到那么好的西点。祖母还会给我备一份特别的礼物，那就是花花绿绿的邮票。我从小集邮，祖母答应为我搜集邮票。她平时会把形形色色的邮票从信封上剪下来，放入一个袋子。一到我家，就找一只水盆，把邮票泡进去，洗掉背后的贴纸和胶水，再把它们晾干，交给我保存。每当这种时刻，我真开心呀！祖母善家务，缝缝补补，洗衣做饭，都
3、亲自上手，一天到晚忙个不停。我小时家里有保姆，但是祖母来了，她吃不惯保姆做的饭，便要自己掌勺。她早年曾长期在香港居住，学得一些风味美食的做法，比如蒸萝卜糕，又比如做猪油拌饭，都是只用一点简单的配料，就立时弄得香气逼人，让我们享受异样的美味。我至今记得她炒小油菜的味道，她只是在油锅里放入葱蒜以后，又加入一点点糖，就使一盘碧绿的小油菜味道变得特别鲜美。祖母有文化，能识字，她每次到我家，都会教我说一些歌谣。我那时能背的儿歌，从“小老鼠，上灯台”开始，到“两只老虎真奇怪”，很多都是祖母教的。我记得有一年七夕，祖母带着我坐在家门前小花园的藤椅上，给我讲牛郎织女的故事，听得我入迷。我瞪着眼睛一个劲地问，后
4、来呢？后来呢？祖母仰望漫天的繁星，手指银河，呵呵笑着说，“后来他们都在那儿”。我永远忘不了祖母和我们一家其乐融融的时代。那时我大概已经四五岁，祖母来了，还是喜欢把我抱在腿上。冬天，家里在客厅中央生一只火炉，炉里烧着红红的煤火。我们一家人喜欢围着火炉而坐，隔着铁板的炉挡，一边烤着冻得皲裂的手，一边东一句西一句地一起聊天，有时还吃一点花生瓜子。我母亲也是天津人，她喜欢和祖母说天津话，听着那种有趣的口音，我常常偷偷在一边乐。但是，在我的记忆中，这种和谐的时光没有能够长期维持。到了我八岁以后，进入了六十年代。我注意到，祖母来京的次数少了，而且来了也不再长住，只是待几天就走。父母和她也不像原来那样爱聊天
5、了。祖母在我家，常常一个人待着，闷闷的。她的脾气似乎也有一点变化，不总是那么慈祥和蔼，而老是唠叨、嘟囔什么，好像对我父母不大满意。那时我仍然和父母同住一室，有时听到他们夜晚小声议论祖母。从他们的议论中，我开始把一个名词和祖母相联系：资本家。我已经懂一点事。有一天我问父亲，祖母怎么会是资本家？她也不开工厂。父亲说，她拿定息，定息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钱。父亲对我解释，定息是国家为了购买资本家的工厂，付给资本家的固定利息。从 1956 年开始每月支付，要付 10 年，才算是把资本家的账还清，这叫“赎买政策”。祖母虽然没有开工厂，但是祖母的三哥是开工厂的。她花三哥的钱，所以一样是资本家。然后父亲说，你
6、要明白，我们得和她划清界限。我问，不理她了吗？父亲说，倒不是不理，但在思想上不能受她影响。其实我当时就知道，祖母的三哥周叔弢是鼎鼎有名的大资本家，可是他解放后担任了天津市副市长、全国人大常委，一直受到重用和礼遇，还曾受到党和國家领导人接见呢。谁也没有说要和他“划清界限”。而我祖母只是用了一点他的钱，怎么就变得比他更坏？我想不通。我以一个孩子的眼光，实在看不出祖母身上带有哪些资本家的特征。我心目中的资本家都是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可是祖母到我家里，还不是和保姆一起什么都干。我甚至不能辨别她和所谓劳动妇女有什么两样。那时我上小学，已耳濡目染地接受了一些阶级教育。根据仅有的阅历，我想象不出一个女资本
7、家的的样子。大约十岁时学雷锋运动开始，我对地主婆有了印象。雷锋的故事里提到他手臂上有几道伤疤。那是他小时候到山上砍柴，被地主婆伤害的记录。但是，如果让我把自己的祖母和那个地主婆的形象叠加在一起，那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我对所谓“剥削阶级”这种政治术语，理解力实在很差。课本上讲的剥削阶级，都是些凶恶阴险、面目可憎的家伙。我觉得，在新社会的劳动人民那里，他们理当受到孤立、被人嫌弃，就像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但现实中，我祖母是一个人缘很好的老太太，她朋友很多。祖母没有女儿，所以她特别喜欢别人家的女孩，前后认过好多个干女儿，我前两年见到其中一个，她是北京一所大学的教授，已经退休了。她对我回忆，二十世纪三
8、十年代她家租住李家的房子，和我祖母住了邻居。她那时还是小女孩，成天往祖母家跑。她说，我祖母心肠特别好，是个很善良的人，对人热心，很爱孩子，也特别懂得关心人，照顾人，办事情大方得体。她喜欢和亲友聚会，也爱给人送礼。如果人家对她有一点帮助，她便觉得欠了老大人情，总是千感谢万感谢，让人觉得她很实在，很真诚，也很亲切。这位教授说，做我祖母的干女儿，是一段相当甜蜜的回忆。此外，在我印象中资本家的生活也总是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但我祖母的生活环境完全谈不上这些。虽然她和二叔同住天津，却是自己租房另住。祖母的家在天津长沙路九福里一座破旧的红色楼房里。大约十年前，我曾到她当年的住处去凭吊，发现祖母的家很小，在
9、一个门外有石梯可以直通的二层楼上，她租住一个套间。房间面积逼仄，大概也只适合一个老太太独住。这时祖母已经去世四十多年，但现在房子的主人，也是一个老婆婆，居然认识我祖母。她见到我很亲切，一个劲儿夸我祖母，说她是个好人。我当时见此情景，脑海里曾经闪过一个念头：祖母在天津的居住条件，其实远不及我们在北京的家。那时我们家住的是清华园胜因院一座别墅型的两层洋房，楼上楼下有六间房，明亮宽敞，冬暖夏凉，很舒适的。我想，当初父亲看到祖母独自住在这里，为什么没有想到把她接来北京同住，为她养老送终呢？难道也是因为阶级成分的原因？二既然说到阶级成分，就得从头说起。祖母名叫周沅君，1895 年出身在官宦人家，是个大家
10、闺秀。她的祖父周馥晚清时期曾官至两江总督和两广总督。她的父亲周学海中过进士，任浙江候补道和按察使，但他更是著名的医学家，有多种著作传世。祖母和祖父的婚姻，可谓门当户对。我祖父李涛比祖母大一岁，他的父亲李征庸也是进士出身，担任过四川商务矿物大臣，与周馥有很深的交谊。而祖父的长兄李准，仕途曾一路受周馥的关照，最后官至广东水师提督，曾一度与担任两广总督的周馥共掌广东军政大权，两人合作亲密无间。周馥和李准两人本不是同代人，实属忘年交，但因赏识李准才干，周馥早早就决定将自己的排行第七的孙女许配给李准唯一的弟弟。1912 年，辛亥革命的动荡刚过，一大批前清旧官僚纷纷聚集到青岛暂避，因为那时胶州湾还是德国的
11、殖民地。周馥一家早早去了，而李准则先到香港购房，把家安顿下来，然后才带着弟弟和几个孩子来到青岛。两人见面，周馥便催促，想尽快让我祖父祖母完婚。李准比我祖父年长 23 岁，他们同父异母，李准是嫡出，而祖父是庶出。生父和生母都去世后，李准对庶母尊敬有加。他想，此时庶母尚在香港，若其子大婚不能亲临，恐怕说不过去。何况，结婚也得挑个吉日，不必太仓促吧？周馥说，乱世要有乱世的办法。老姨太那边，你可以电报告知。至于说吉日，恐怕还不如撞日。那年捻匪大乱，我岳父家派人背着我内人半夜来我家，把人搁下就走了。然后我就带着内人逃难去了。到现在几十年过去，我们还不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如今全家已是儿孙满堂，丁口过百人
12、。当初哪曾选择过吉日？现在正值天下大乱之际，办事一切可以从简。于是双方商定，就在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为两人举办婚礼。地点定在当时堪称亚洲第一的亨利王子大酒店，邀请了一大批前清和民国初年的达官贵人前来观礼。婚宴之后，当晚还举行了舞会。就这样，祖母嫁给了祖父，外人看来他们是天生一对璧人，婚事一切圆满。然而祖母可能没有意识到，祖父李涛是个纨绔子弟，并非她想象中的如意郎君。我从没见过祖父，家里的影集，甚至没有保存他的照片，而我父亲也绝少谈起。这是因为祖父早就和祖母分家了。据说，祖父有三个特长，也算多才多艺。第一个特长就是跳舞。他是天津最早跳国标交谊舞的人，早在 1922 年就撺掇一些酒店开舞场，他自己担
13、任教练。他的舞姿漂亮，够得上专业水准。然而，这种西化的玩意儿在当时的天津为保守的文化界所排斥，以南开大学创办人严范孙为首的一批文化人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要取缔这种伤风败俗的西洋景。祖父背后虽有旧官僚、他的大哥李准做靠山，终究顶不住这样的群起围攻，遂商请酒店关闭了舞场。然而没过多久，天津的舞场又重开了，原因是张学良来了，少帅要跳舞，谁也管不了。第二个特长是拉二胡。祖父学二胡是为了给李准捧场。那时李准退伍从文，在天津做寓公，终日演练书法，创作京剧剧本。剧本写好了就要有人演。于是经常要请些京剧名角到家里来开堂会。演唱时，用二胡伴奏的常常就是祖父。听过的人说，祖父的一手好胡琴能拉得惊天地泣鬼神。第三个特
14、长是书法。父亲说过，祖父从小跟着李准学习书法，正所谓名师出高徒。祖父即使不算书法家，他的书法在文化圈里也颇为知名。李准擅长大篆小篆，而祖父多写行书楷书，字体工整漂亮，经常被人请去题写春联之类。这三条特长，作为业余爱好尚可，但要用来谋生，就难派上用场了。当然最后还是凭借他写得一手好字，在天津市政府找了个秘书的职位，一辈子所做的无非是抄抄写写，最高的职级只做到一等科员，所得收入完全不够养家。祖父 7 岁丧父，是李准带大的，像一个没有断奶的孩子，结婚后长期不分家，一直依附于李準靠李准的家财补贴用度（李准早年在天津买地盖了泰华里整条街的房子，可以“吃瓦片”即出租房屋享受租金，也常有四川老家汇款作为后援
15、）。这种情况，李准的长子李景武曾有评论。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以极其鄙夷的口吻说我祖父终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不能生利专门分利”，“他的妻妾儿子一家大小十来口都由我父供养”，而且还行事铺张，“连看个牙病都要去德国医院，每年医药费都要花去三四千元”。事实上，李准年谱记载，祖父直到 1931 年，他本人每月的工资收入只有 128 元。对于这样一个公子哥儿式的人物，祖母显然看不起。她出自周家，见过大世面。周家人自周馥以下，可谓人才辈出。周家子弟，无论做官、治学、经商，都各有成就，出人头地。祖母是周家第三代，仅上一代和同一代，周家就出了医学家周学海，数学家周今觉，佛学家周叔迦，企业家周学熙和周叔弢，个个
16、都是国内名重一时的人物。这样的家庭背景，使她对自己的夫君要求必然提高。偏巧祖父又是这样一个没出息、不着调的角色，所以祖母与祖父的感情一直比较疏淡。祖母为祖父生了两个儿子，就是我父亲和二叔，但祖父并不满足，结婚 5 年后便又纳妾。二房夫人卢氏，几年内又为他生了我的三叔和四叔。祖父宠妾，成天和卢氏泡在一起，冷淡了祖母。祖母自然心中不忿，然而在李准的封建式大家庭里寄居，祖母只能嫁鸡随鸡，隐忍自己的心头之气。1936 年，李准去世了，大家瓜分遗产，祖父分到了一座别墅型的洋楼，带着祖母、卢氏和孩子们独立生活。从这以后，祖母和他的矛盾日益加深。别的不说，祖父胸无大志而又坐吃山空，祖母怎能忍受？这样稀里糊涂
17、地过了多年，祖父日益感觉天津的生活成本太高，在此谋生难以为继。而他自己也到了该养老的年龄（52 岁），就决定变卖天津的家产，回四川邻水县老家去颐养天年。祖母在天津住惯了，且周家的人根基在天津，一出门到处都是亲戚朋友，她不愿离开。这样祖父和祖母决意分手。1946 年，祖母和二叔留在天津（其时我父亲已经在北京定居），祖父带着卢氏回了四川（那时三叔、四叔也已成人而独立生活）。他们二人并没有离婚，但是从此天各一方，且不通音问，其感情之寡淡，由此可知。在祖父和祖母之间，我父亲自然是坚定地站在祖母一边。他认为祖父带着宠妾出走，就意味着抛弃了祖母。虽然他从未与我直接议论此事，但母亲的看法应该可以代表他。我听
18、母亲聊起祖父颇多微词。祖父回到四川邻水，那阵势还是很气派的，十几只大箱子装满给他自己养老的财物，很有些衣锦还乡的味道。但老家的亲戚，都是李氏族人，看到祖父带回那么多的财产，一哄而上，把大箱子里面的东西一抢而光。瞬间祖父变得一无所有。幸好，他有文化，过去跟着李准在香港生活时读过高中和大学一年。他来到离家乡一百多公里的重庆市，勉强找到一间中学教书，才不致挨饿。不久以后，远在黑龙江鹤岗工作的三叔得知他的近况，便把他和卢氏接到东北去同住，从此他再没有离开过那里。大约是 1953 年，父亲收到三叔的信，说是祖父病逝了。父亲并没有去鹤岗奔丧。至于我的祖母，和祖父分开以后继续住在天津，她的生活来源依靠周家。
19、她三哥周叔弢是启新洋灰公司和华新纺织公司的总经理，在当地是数一数二的企业家，供养她这个妹妹，完全不是问题。所以祖母仍旧衣食无忧。这时候，正是所谓“解放前三年”。新中国成立后，要给每个人划定阶级成分，依据的就是“解放前三年”的经济状况。因为周家那时给了祖母一些股票，于是祖母的成分便被划为资本家。这个家庭成分让父亲和我们一家人都背上沉重包袱。我作为“黑五类”子弟，被红卫兵组织排斥和压制。除了父亲是“臭老九”（即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外，祖母姓“资”，也是使我们一家在政治上非常难堪的原因。1966 年秋冬时节，红卫兵“大串联”掀起高潮。忽一日，天很晚了，一个年轻的女孩来到清华大学，敲响我家房门。她
20、大约十六七岁，比我略微年长，头戴狗皮帽子，身穿蓝色棉袄棉裤，臂带红袖章。没有人认识她。但她自报家门，说她是我三叔的女儿，来自黑龙江的鹤岗。父母慌忙把她迎到屋里，为她开火做饭，烧洗澡水，然后照顾她住下。她在我家住了 3 天。虽然多年来三叔与我们联系很少，但毕竟是亲人，见到他的女儿，父母很是开心，每天和她拉家常，聊天聊得很晚。我对这位堂姐可以加入红卫兵非常好奇，因为我没有这个资格。堂姐说：“我的家庭出身没有问题，当然可以加入了。”这一句话让我发蒙。我问：“你是什么家庭出身？”她答：“城市贫民呀。”原来，建国后按 1946 年的经济状况划定阶级成分，祖父正是在那一年回四川老家被人洗劫一空，弄得身上一
21、文不名。他被定了个城市贫民！父母和我都不禁感叹人生的吊詭和荒诞。三去年 7 月的一天，我二叔的女儿、堂妹李明发短信给我，说她找到了一件家庭文物，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父亲写给祖母的信。她说自己读了一遍，很是感慨，问我想不想看？我当然是请她尽快寄来。信封已破旧不堪，内有 3 页信纸，父亲熟悉的字迹跃然纸上。父亲用的是钢笔，蓝黑色的墨水已开始褪色。再加上信纸质量差，极薄极脆，而父亲的字又极小，所以辨认起来已有些吃力。信的内容令我颇感意外。它不是拉家常，而是在和祖母谈心，用术语来说，是做政冶思想工作，写得非常严肃正经。落款的时间是 8 月 7 日，从信中提到我即将升入小学六年，可以推定是 1964年
22、。其时，我父亲在政治上正处于十分尴尬难堪的状态。1957 年之后，父亲在运动中说了错话，被撤去了清华大学外语教研室主任的职务，插上“白旗”遭到批判。从此他不再受到组织的信任，同时也基本上脱离了业务工作，不能上讲台教书，只能给别人打杂。但是父亲内心仍然是追求进步的，他还在痛苦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希望跟上时代的思想大潮，于是才有了这封与祖母谈话的信。这封信的宗旨，是父亲在奉劝祖母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父亲知道，他要说的话祖母不爱听，但是这些话，他从去年祖母来京时就想说，一直憋到现在，感到不能不说。什么话这么重要？原来是事关原则的问题。话题是由祖母的定息引起的。祖母大概是在来信中告诉父亲，当她的钱不够
23、花时，她大哥（父亲的大舅，也是正在拿定息的资本家）会贴补她一些。父亲就此发了议论，认为祖母花钱大手大脚，铺张浪费太多。确实，以我对当时历史状况的了解，应承认父亲说得不错。祖母每月有 120 元定息，只一个人生活呀！须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消费低，工资也低，120 元养活一个 4 口之家，可以过得很惬意，而祖母竟然说她有时还不够花！父亲信中也承认，其实祖母“吃的并不讲究，也不添新衣服”，但她太喜欢热闹，太讲究排场，钱都花在乘车出门、看朋友、请客、送礼和房租上。她今年69 岁，两个月前刚办完 70 寿宴，一顿饭就花掉 120 元，那是她整整一个月的收入，令父亲震惊。父亲写道：现在吃的东西很便宜
24、，花 120 元恐怕是请了 50 个人，或者吃得很奢侈。那又何必呢？您觉得请客花钱少了太寒伧，这种想法是资产阶级思想。现在除了资产阶级之外，一个人大请客是极少见的事。大请客似乎很神气，但这只是用资产阶级的眼光来看很神气，在绝大多数人看来是不光彩的事。我们从剥削阶级出身的人要学习用劳动人民的眼光来看问题，我希望您也能接受一些无产阶级的思想。一个老太太的资产阶级思想也能影响青年一代，有一个话剧叫千万不要忘记（又叫祝你健康），讲的就是这方面的事情，您有机会最好能看一看。我清楚地记得，就是这一年的春天，父亲带着我在五道口剧场观看了千万不要忘记，那部戏讲的是一个过去当过鲜货铺子老板的老太太以资产阶级的享
25、乐主义思想腐蚀自己工人出身的女婿的故事。看来父亲真是入戏很深，他联想到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母亲。接着，父亲对号入座，正面讨论家庭教育问题了。可能是祖母来信说了抱怨的话，讲我大姐李维琪近来对她和大舅爷感情疏远，父亲做了回应：您不知道，她（指我大姐）五年前是跟自己家庭的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划清了界限才入团的。划清界限并不是不要来往，也不一定割断经济联系，但是在思想上不要受影响。她对我和佩锦（注：即我母亲）的话也是对就听，不对就不听，我们并不怪她。因为她是应当听党的话，少听我们的话的。她跟您和大舅在思想上距离更远了，几乎没有什么可谈的，怎么可能亲近呢？读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事。那时我大姐在北京农
26、业大学读书，正在积极争取入党。有一天他们的党支部书记找她谈话。书记问：“你的祖父、祖母是干什么的？”大姐说：“他们分开了，我父亲跟着祖母生活。祖母是个小资本家吧。”书记又问：“你祖母有多少资产？”大姐说：“不多，三万块钱股票。”书记好像有些吃惊，说：“啊，三万块钱的股票，不小的资本家！”大姐回家后把她和书记的对话告诉父亲。我们都心情沉重。大家明白，大姐想要入党更难了，恐需接受组织上更加长期的考验，而且还要拿出实际行动来。在此情况下，大姐怎能不对祖母疏远？父亲在信中继续为大姐辩解，他说：您骂她忘记了您和大舅给她的好处，可是您和大舅过去给她买东西的钱是怎样来的呢？是剥削劳动人民来的。她应当对劳动人
27、民感恩，而不是对剥削阶级感恩，这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不能含糊。您老说这样的话，她只会跟您更疏远。您想跟孙子孙女建立感情，光靠给他们一点小恩小惠是不行的。这种建立在金钱关系上的感情是假的，而且幼稚的孩子还会受到腐化。这些话说得蛮重，差不多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了，似乎是有些绝情。祖母看了，肯定会非常生气。但我是六十年代的过来人，我深知那个时代，人际关系讲的是“亲不亲，阶级分”，阶级感情重于人间任何的自然情感，什么亲情友情爱情，如果来自敌对阶级，都可以而且应该舍弃。所以信上的话虽然严厉了一点，却是符合时代氛围的。资产阶级家庭的母子做这种对话没什么不正常。不过从整封信看，父亲对祖母并非无情。祖母老了，
28、他很愿意承担赡养的责任。只是他一直有些难言之隐，无法对祖母明说。这次既然已经说到这个地步，就索性一口气说清楚了。目前父亲不打算接祖母来北京同住，原因其实只有一个：祖母在拿定息。父亲担心祖母的定息会对我们的家庭造成不良影响。所以他在信中说：那么多定息如果花在我们头上，那我们成了什么人了？即使光是您自己花，给人的印象也是很坏的。但是父亲仍然在筹划祖母养老的长远安排。他知道祖母的定息到 1966 年将结束，便说：您既然每个月还有那么多剥削来的钱，那就暂时在天津住吧。一两年后定息没有了再搬来。不过我们还是要劝您，从现在就开始节省一点，慢慢习惯一下稍微朴素一些的生活，将来和我们一起住，就不会觉得苦了。意
29、思很明显，父亲只是决意不与“脏钱”沾边。如果祖母愿意空手而来，那她在北京由父亲管吃管住管养老，就一点问题都没有。父亲其实是个孝子，但在那个时代，尽孝也要首先服从阶级利益。堂妹李明说她读此信很感慨。而我除了感慨，还有些悲从中来。不知祖母作何感想，因为我们已经无法找到当年祖母的回信了。四祖母最终没有来北京和我们同住。因为她不久就去世了。她原本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1964 年年底，脑溢血发作而不治。父亲闻讯后匆忙赶到天津，和二叔一起处理丧事。几天后父亲回家，手里拎着一个长方形的扁平大纸盒。打开一看，里面是一面镜子。这镜子大约一米见方，四周包着宽边的银框，银框上有精致的雕花。一看就是晚清或民国初年的旧
30、物。父亲说，这是祖母留下的。这不是财产，只是一件纪念品。他不能要祖母的钱，所以祖母的所有财产都留给二叔了，如何处理他不管。父母把这面镜子靠墙放在一个矮柜上。和家里其他的普通家具相比，它古色古香，沉稳大气，特别引人注目。镜面很亮，映照的人像格外清晰。母亲每天都会用掸子清扫上面的灰尘。每每看到这面镜子，我会想起祖母。可惜，这样的时光也不长。两年后，尽管父亲长期以来诚心诚意要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他還是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批斗之后，就是降工资、没收存款等经济方面的惩罚。钱被搜刮光了以后，造反派见我们的住房宽敞，便要我们腾房子给工人师傅和青年教师住。我们的住房，先是从六间变成四间，继而从四间变成两间。最后，我们举家迁移到清华西院两间不但更加狭小而且十分破旧的房子里。房子以大换小，总得清理和精简家具。前两次，扔掉了一些桌椅、柜子、沙发、床和父亲的大部分藏书。到了第三次，父亲去西院看了几次，拿着皮尺量了又量，然后在纸上画图模拟，算计着如何把家具塞进那个只有 19.5 平米的家。最后，他又向废品收购站卖了一批东西，其中包括这面镜子。从那以后，家里再没有祖母的任何遗物。祖母只存在于我们心中了。责任编辑楚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