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钱玄同、刘半农与新青年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的新青年杂志，其知名度与钱玄同、刘半农的大力宣传有关。新青年创刊后，销量并不大，连交换和赠送在内，每期只印1000来册。1918年，钱玄同提出新青年应揭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他在新青年发表文章，提倡用白话文，主张用新标点符号，用阿拉伯数字记数，用公元纪年记年，中文横排等。但除了个别顽固派反对外，社会上的反应一时并不热烈。为了扩大新青年的影响力和销量，钱玄同和刘半农经过仔细讨论，决定合演一场“双簧戏”，故意制造一场论战，以便引起社会的注意，扩大新青年和新文学革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著名的“文白之争”。1918年3月，新青年四卷
2、三期上，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扮演一个反对新文化运动、维护旧文学的卫道士，发表了一篇文学革命之反响的读者来信。文章洋洋几千字，将林纾推为反对派的领袖，鄙视白话文，历数新文化运动的罪状，煞有其事地攻击起新青年杂志来。而早就做好准备的刘半农便针锋相对地写了一万多字的复王敬轩书的回信，在同期新青年上发表，痛快淋漓地把“王敬轩”驳得体无完肤。他讥讽林纾的古文为不通之文，呼之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并且顺带把林纾译的小说也挑出许多毛病嘲笑一番。这个自我炒作打得十分漂亮，果然扩大了新青年和新文化的影响，引起社会各界的注意，各派人物纷纷加入论战。从此，名不见经传的新青年销量直线上升。初版很快卖光，不得不再版。一年之内，新青年销量从每月千册上升至一万五六千册。（团结报1124赖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