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明代海洋救助与友好交流在航海技术飞速发展的明代，在民间就产生了一种基于海洋救助的特殊交流形式：古代朝鲜、琉球等国人民因海难而漂至中国，幸而明朝有完善的送还救助措施，他们得以顺利来到繁华的北京，再安全被接回自己的家乡航海时代的“送还外交”明朝正值世界史上的大航海时代，海洋贸易空前繁荣，出海遇险的商民和使者人数剧增。当时甚至有传言说，明朝前往琉球的使节会在船上带上棺材以防出海遇风尸骨无存。据历代宝案等资料记载，1390-1876年在中国至琉球往来航线中，仅有案可查的罹难船只就达645只，死亡人数达3300余人，远航的风险可见一斑。正是因此，各国都面临着如何送还漂来外国商民的现实问题。当时大明疆域辽
2、阔、国家富强，与附近诸国都有稳定国交，北京城内常有多国使臣同时停驻。相比大费周章的遣专人将漂流人口送还，把他们交给各自国家的赴华使者带回确实是上上之策。有明一朝，从沿海解送北京的外国出海遇险者主要来自朝鲜国、琉球国等，种类涵盖了使臣、官吏、军兵、商贩各行各业。明弘治七年（1494年），有11名朝鲜国渔夫漂流到福建漳州，因为当地没有翻译，便由福建守臣安排其入京询问情况：“漳州府时无译者，莫知其所自来。福建守臣送至京，大通事译审乃得其实。上命给之衣食。”（明孝宗实录）崔溥的进京之旅明弘治元年（1488年），北京紫禁城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为首的是名叫崔溥的朝鲜国正五品官。然而，得到入宫面见皇帝殊荣
3、的崔溥一行并非朝鲜派遣进行友好访问的外交使团他们是被海浪和飓风带来的。当年正月，崔溥在济州岛乘船时被暴风袭击，一路漂流到了明朝台州。因为身上携带了朝鲜国的官符，所以明朝方面得以确认了他的身份。明朝与朝鲜交往频繁，新即位的明孝宗对这个不幸在海洋上颠簸半月的异国人很是友好，命各地官府护送崔溥及随员四十多人沿大运河北上入京，之后再走陆路过辽东回朝鲜。崔溥本就是有极高文学素养的朝鲜士子，曾在朝鲜最高国学机构之一的弘文馆任副校理，因而精通汉学，可用汉文写作。一路上他与苏杭文人官吏交游唱和，寻访名胜，记录下了各地景色风貌。虽然并非使节，但崔溥等人从台州启程开始便得到了不错的照顾。沿途与他交往的官员士子多有
4、馈赠食物，进宫朝见后明朝官方更是送了全员每人一整套衣服鞋袜。崔溥在北京意外染病，也有太医前去救治，最后明朝方面专门派遣军兵护送其回国。崔溥得到这么优厚的待遇，一方面得益于他的外国官员身份，但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明朝本就十分厚待他国出海遇险者，不论是官员还是行商捕鱼的平民，朝廷都一视同仁，派人护送入京，并赠给衣食、安排专员带领他们回国，充分体现了对外国友人的礼遇。由于朝鲜使节多取道辽东来到北京，所以对明朝江南的风土人情知之甚少。崔溥回国后所撰漂海录详细介绍了江淮一带的人物景致、市井样貌，一时被朝鲜文人奉为至宝，成为了解江南情况的第一手资料。以北京为核心的友好交流明嘉靖年间，朝鲜使臣苏世让与琉球使臣
5、梁椿的互访更是此类“送还外交”的典型。1531年，朝鲜将漂流到境内的7名琉球人转送北京，交给当时停驻北京的琉球使者带回。三年后，苏世让作为朝鲜使者来华，恰巧在北京碰上琉球使者梁椿。梁椿也曾作为琉球使节到朝鲜进行过外交活动，如今在北京遇到朝鲜人，即便因为水土不服尚在病中，梁椿也难耐激动的心情，亲自到苏世让的住所代表琉球王答谢朝鲜厚待琉球百姓的善举。以北京为中转的“送还外交”也起到了传播先进工艺的作用。明朝水车传入朝鲜的契机便是一场送还事件。琉球国使者带着朝鲜漂流人前往北京，经过福建时，其中一个叫朴孙的朝鲜济州人发现明朝水车工艺精巧，于是就向当地人了解了它的制造方法。回到朝鲜后，朴孙找工匠将水车复原出来，引起了朝鲜国王的关注。很快，水车经过试验后得到朝鲜上下一致称赞并向全国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