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城市一体化地区形成机制、空间组织模式与格局(二)2015-03-27中国城市一体化地区形成机制、空间组织模式与格局(一)2015-03-27摘要：城市一体化地区是城市群发展的先导区，是城市提质增效、在快速重构和日益扁平化网络城市体系中占据核心和节点位置的一种重要选择。从厘清城市一体化的内涵出发，探究中国城市一体化地区形成的动力机制、空间组织模式与格局对建立更具全局性和针对性的中国城市一体化分析理论、认清我国城市一体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优化我国城市发展的总体空间格局具有重要意义。现运用定性综合集成法，架构了基质层、支撑层、功能层、智慧层、政策层等驱动城市一体化发育的分层因素集并进一步拓展为因素
2、类，提出七个方面的驱动机制；基于中观和宏观视角分别总结了我国城市一体化地区的空间组织模式；全面梳理了我国“17+8+8+4”的城市一体化地区空间组织格局并提出相应的发展方向指引，为促进我国城市群和新型城镇化健康有序演进，以及城市发展的总体空间格局的优化提供了新视角。关键词：城市一体化，动力机制，空间组织，模式，格局，中国一体化(integration) 一词最初为地质学家研究矿床时所使用，后引入生物学、生态学，现已更多地应用于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领域。新牛津英语辞典(Pearsll，Hanks, 1998)在注释中明确地把它界定为一种行动或过程(action or process)；兰登书屋英语
3、辞典 (Flexner，1987)将其定义为：集合在一起或者合并成为一个整体；组成、联合或者使之完满从而产生一个完整的或者更大的单元；结合或者联合。经济地理学最初使用这一概念缘起于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注，1980年代以来伴随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等数目众多的超国家一体化组织的产生，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全球化使得区域空间层级的弹性变得更大(Newman，Thorley，1996)，与各种超国家组织相对应，民族国家内的次国家区域逐渐成为一国参与全球竞争和协调国内社会经济的重要空间单元。将一体化空间置于都市区、城市群、民族国家、超国家区域以及全球范
4、围地域系统，可以看出一体化空间体系的层次性(图1)。图1 一体化空间的尺度与层次示意图Fig.1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 and levels of integration资料来源：笔者自绘图2 我国城市一体化发展的动力机制线谱分析图Fig.2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urban integration in China资料来源：笔者自绘.我国学者在研究典型的近域城市的相互作用及同城化取向时，提出城市一体化或同城化这一概念，由于城市一体化所涵盖的含义宽泛，大多作为城市政府提出的一种形象的发展战略出现在政府文件和城市规划文本中。尽管用词着墨不同
5、，但“城市一体化”和“同城化”基本代表了相同的城市发展战略，为了研究语义的连贯性，以及从城市相互作用演进的过程和状态统一角度，笔者将这种城市协作发展的现象统一为“城市一体化”。城市一体化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地域相邻、交通便利、功能关联、地缘认同的城市为构成单元，在承认城市差别和明确城市功能互补的基础上，依托发达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网络，谋求近域城市之间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治理、空间协调统一发展的途径和最终结果，是使要素在毗邻城市间有效聚集、有效扩散，达到高度协作网络化的过程与目标。城市一体化意味着城市同治，具体包含10个方面的协同：规划同编、产业同链、土地同筹、交通同网、信息同享、生活同城、
6、市场同体、科技同兴、环保同治、生态同建(方创琳，等，2010)。城市一体化地区是城市群发展的先导区和核心区，是城市提质增效、在快速重构和日益扁平化网络城市体系中占据核心和节点位置的一种重要选择。目前，我国的城市一体化研究正处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探讨阶段。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典型城市一体化地区的形成条件、问题、解决路径及对策建议(魏宗财，等，2014；冯婧，2011；宋煜，2008；葛岩，等，2012)；关于城市一体化的驱动机制已有一些论述(邢铭，2011；黄鑫昊，2013)，但尚未形成系统的分析架构；已有研究较多关注城市一体化的政府管治模式，对空间组织模式的关注则较少，更缺少全国层面城市一体化地区的
7、系统梳理与格局研判。我国城市一体化的实践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比较有代表性的如1983年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的成立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起步，1980年代关于长株潭一体化、昌九工业走廊等的讨论。21世纪我国城市一体化的实践呈现踊跃发展态势，“十五”时期提出的京津一体化、深港一体化、乌昌一体化、太榆一体化、西咸一体化也是学术界研究城市一体化关注较多的样本区；到“十一五”时期末，我国的城市一体化地区又加入了珠三角的广佛、深莞惠，长三角的宁镇扬、宁马，以及以“省会城市-近域互补型次中心城市”为特征的沈抚、郑汴、合淮、武孝、兰白、长吉等；至2014年我国城市一体化地区已达37个，这些城市一体化地区成为
8、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先导性地区。立足于新的城市发展时空条件系统分析这些城市一体化地区形成的动力机制及空间组织模式，基于我国城市一体化实践基础系统诊断中国城市一体化地区空间分布总体格局并提出合理的发展方向指引，对建立更具全局性和针对性的中国城市一体化分析理论、认清我国城市一体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优化我国城市发展的总体空间格局具有重要意义。1 城市一体化地区形成的动力机制推动城市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产生的推动力量传导并发生作用的过程与机理构成了城市一体化的动力机制。动力机制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毗邻城市之间相互协作的原因、过程、内部规则的解析，也为进一步明确当前我国城市一体化战略如何调动毗邻城市空间资源
9、的有效流动与协调发展梳理了基本脉络。对城市发展的空间与非空间要素进行分层解构，可以架构起城市一体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图2)。城市一体化发生发展的因素既包括直接生成空间的基质、支撑体系、功能体系在城市之间的联动或联结，也包括激发这些生成因素联动能力或流动势能的技术创新、国家和地方的新政策、城市规划以及越来越深刻的经济全球化。对于激发性动力而言，它们并不是孤立作用的，一般通过作用于城市的生成因素而驱动城市一体化发展。1.1 全球化重塑了城市与国家治理的城市一体化新尺度1980年代以来，伴随着通讯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国际贸易条件的改善，资本与生产技术迅速向全球扩张，随之而来的快速经济全球化正以前所
10、未有的速度、深度与广度，影响着全球的经济、社会与空间生产景观(魏成，等，2011)。当今，城市所在的地理空间越来越多地体现为各种“流”的空间，产品价值链的各个环节被分解到全球区域，对比于全球布局体系下较大的区际成本，临近地域内布局的效益相对表现出高度一致或均质性，城市空间发展的尺度迅速打破了既有以单一城市为主体的模式，通过城市之间协作的产业网络整合纳入到全球城市体系之中。与一些超国家组织的出现相伴，次国家区域以及国家内部某些具有竞争优势的“制度空间”在条件创造和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能力上，已成为塑造在国际城市体系中地位的关键因素，也逐渐成为区域与城市之间进行协作的重要方式和国家调节经济社会的重要尺
11、度，我国城市一体化地区便是这种次区域空间尺度的一种形态。1.2 新政策与区域规划强化了城市一体化发展的共识和愿景我国的城市发展及空间架构带有强烈的政府主导性，城市一体化也是应对市场不确定性和区域分割的国家战略的重要体现。近年来，国家越来越注重城市群等次区域空间的协调以及新区、自贸区、开放实验区等政策先行的特殊“制度空间”的培育，一系列具有区域针对性的指导意见、试点政策相继颁布，将城市群作为主体空间形态、将小城镇作为主战场，深化城市间分工协作和功能互补、加快一体化发展已成为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思路。应对全球化和新型城镇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我国政府也在逐步寻求治理变革，国家的宏观调控策略从直接
12、提供指令性政策转向“干预空间”，城市与区域规划越来越多地成为建构我国城镇化主体空间形态的尺度调控工具，从整体上架构了城市一体化的空间发展形态与空间愿景，引导我国城市一体化地区成为国家治理的高效空间发展平台。1.3 “三生”功能协同配置构成了城市一体化发展的基本内容城市一体化的整合基于城市与地域功能，包括生产功能、生活功能及生态功能，城市立足于区域背景所进行的功能调整与空间优化配置的过程就是城市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城市一体化的功能调整具有自组织与他组织的成分，城市的功能协同通常以自上而下的规划(政策)为前提，但其发展过程始终是自下而上的(陈彦光，2006)。对于生产功能而言，随着大城市过度
13、集聚造成要素收益率降低，部分对中心不敏感的产业部门或者产品链的某些环节将通过空间扩散寻求更合理的土地配置方式，而竞争力更强、附加值高的产业环节和功能将会进一步被引导向主城集聚，形成一体化的全域产业结构。对于生活功能而言，由于人口过度集聚、人均生活服务设施的紧约束以及受住房价格的影响，与城市产业转移相耦合的就业人口及其居住功能将会就近向毗邻的中小城市集聚，而主城将更加注重存量人居空间的内涵式提质。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全局性和可转移性(比如京津冀的雾霾，流域城市的水污染)，必须通过协同治理来解决这种外部性，我国城市一体化地区生态功能的协同配置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政府的行为，区域性绿道系统建设，环卫、污水
14、处理设施的共建共享、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是城市为促进生态功能优化的普遍举措，形成环保同治、生态同建的良性机制则任重而道远。1.4 科技创新优化了城市一体化发展的功能网络科技、教育、人才等创新要素集聚和知识传播扩散，有利于优化城市一体化发展的生产、生活、生态等功能要素，也有利于促进这些要素在毗邻城市之间高效协作并形成网络化格局。科技创新对城市一体化过程中的生产功能的促进作用集中表现在高新技术产业本身的发展以及对传统的工业、农业、服务业的现代化改造；伴随着通讯网络的发展，城市生活服务更加便捷化，城市人的行为日趋智慧化，生活圈呈现多元化，迅速瓦解着基于传统地域认同的集聚性；绿色技术、低碳技术的投入也促使
15、人类生产生活对生态的较低冲击以及生态系统自身的良性恢复。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是科技创新领域的重要方面，依托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智慧城市正在引领城市建设新方向，智慧城市建设将极大地推动城市之间智能交通发展和各种信息联通，成为城市间高效化、网络化、一体化发展的“触媒”，使得毗邻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得到深度整合。1.5 基础设施搭建了城市一体化发展的要素流动平台基于两个城市功能间的势能差(即“关系”距离)的要素流动是城市一体化空间相互作用的主要形式。城市相互作用过程中的“流”包括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及文化流等，一切流的发生都需要物化的空间支撑平台，道路交通设施、网络通讯设
16、施和终端设备对各种流的传输具有支撑作用：铁路、公路、轻轨、地铁等快速交通体系搭建了城市一体化发展的物质资源流动平台，城市交通技术的革新以及ICT技术的广泛渗透，使得城市之间的交通方式与交通效率得到极大提升，促进城市生产和生活区位选择集不断扩大，驱动中国城市一体化高密度交流。信息基础设施是信息技术的产物，也是创新技术再生产的基础，它搭建了城市一体化发展的信息资源流动平台，将分散的地点连入快速移动和整合的经济与社会体系之中。1.6 土地资源提供了城市一体化发展的空间载体和优化配置的关键要素城市一体化整合在微观上表现为城市区域内部经济资源和经济活动的物质化及其对不同地理区位的依附或“侵占”过程，其实
17、质是一种空间行为。土地嵌合体的物质形态和景观空间模式构成了“空间”(崔宗安，2006)，是城市功能存在的载体和优化配置的关键要素。在充分考虑基本农田以及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区等不可建设因素的前提下，可开发建设用地成为城市寻求要素投置的方向。城市一体化也内在地包含着以土地利用为核心的存量城市空间资源及其隐喻利益的一次再分配与再优化(王勇，李广斌，2011)，比如工业用地由于设施配套要求低，以及建设强度不高，核心与边缘的用地之间替代性较好(彭坤焘，赵民，2010)，这也是城市一体化地区能够在城市之间共建产业新区的基础性条件；居住用地可以选择位于边缘地区以节省“土地成本”，但这种远离核心的努力受到交通
18、成本提高的制约，且对医疗、教育、商业等公共服务设施的要求较高，因此配套完善的城市边缘区会扩大住房的选择集。这种基于土地级差效应的工业用地以及居住用地的优化配置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城市一体化空间调整最根本的因素，例如沈抚、西咸、郑汴等城市共建新区均具有替代主城工业用地的性质。2 城市一体化地区的空间组织模式城市一体化的空间组织模式是城市之间功能协作以及要素重组投影到空间的形式。根据协同城市理论，城市一体化的过程可分为局部尺度上城市空间结构演化，以及宏观尺度的区域城市体系的演变两个过程，区域的宏观结构是局部结构的整体结果(陈彦光，2003)。因此，笔者分别从中观视角和宏观视角出发，一方面关注城市之间进
19、行结构性调整过程中中间地带的空间配置方式；另一方面也把该过程置于城市群演进的空间过程，关注城市即“节点”在区域中各关系的变化，包括规模等级关系的变化、节点的空间配置关系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国城市一体化地区所处的阶段。2.1 中观视角的城市间空间组织模式2.1.1 遥望互动模式即两两一体化城市之间呈现分散独立的状态，城市之间通过战略联盟或以两市共同签署的“一体化协议”为标志，在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方面着手推进城市一体化，人流、物流、信息流在城市之间联系加强，单个城市呈现以市中心为核心的内聚式整合，城市之间尚无新的结节空间产生，表现为不连续的空间形态。我国城市一体化地区呈现这种空间
20、组织模式的主要有：一些平级组合型城市如汕揭潮、延龙图；处于一体化起步阶段的城市，如济聊、烟威、大庆安达；都市区联系较弱的节点城市，如东莞与惠州、潍坊和日照；以及被森林、胡泊、湿地等面状生态用地分割的城市，如济泰莱、武鄂黄黄、长株潭。2.1.2 节点生长模式毗邻城市一体化作用加速阶段的城市空间整合模式，依托便捷的交通通道，具有明确一体化意愿的两城市空间相向发展，并促成新的空间“结节点”产生，这些“结节点”或为共建产业园区、或为新市镇，甚或是各种形式的国家“战略区”，空间共同预控和区域服务中心职能培育是这些地区建设的重点内容。以这些“结节点”为触媒将直接带动或诱发两个城市空间的跨越发展。该模式又可
21、分为轴线生长和边缘生长两种模式：轴线生长模式主要适用于两座城市有特定的联系方向，沿着联系两座城市的交通走廊发育形成上述的“结节点”，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走廊地区将得到较快发展。该模式能够顺应城市的发展方向，较容易调动一体化城市的积极性，可操作性较强。由于不同功能级别的“结节点”对自身承载空间的尺度和用地要求不同，直接影响了一体化城市的结构伸展弹性，比如沈抚新城与两座城市中心的距离仅为20km，酒嘉新区的建设也使得两座城市的建成区几乎连在一起；然而国家级兰州新区到兰州、白银两市的距离，贵安新区距贵州安顺的最远一方则超过了50km，拉开了一体化城市空间发展的框架，除此之外，郑汴、昌九、合淮等一体化
22、地区也呈现这种空间组织模式。边缘生长模式同样因城市一体化发展而促成新的空间“结节点”，受建设空间的局限，这些“结节点”的分布更倾向于沿两市毗邻地区，作为未来两市共同建设和提升的核心空间载体(图3)。由于边界的中介效应，边缘地区成为一体化城市凝聚的缝合线(凯文林奇，2001)，而主要的市镇节点或政策区则成为缝合线的重要“针脚”，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增长速度。边缘节点的变异增长在整体上也放大了两座城市一体化空间整合的域面。采用这种模式的一体化城市通常距离较近，具有较长的接壤边界及与主要交通联系方向接驳的快速交通，广佛、西咸、太晋、乌昌等一体化地区呈现这种空间组织模式。对于区域城市化发育程度较高和城市建
23、设用地受地形地貌制约较小的地区，则呈现轴向与边缘复合型的一体化空间组织模式。2.2 宏观视角的城市节点组织模式2.2.1 节点均衡成长式同等规模等级的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模式，又可分为初始均衡和高水平均衡两种模式。初始规模均衡是一种低发育程度的均衡，城市之间一体化大多表现为首脑协商的层面，主要针对减缓交通成本、促进要素流通以及空间增长等环节，对于构建城市产业梯度格局、促进城市功能互补尚未有较大实质性进展，这类一体化地区如京津、酒嘉、芜马等地区；随着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将走向实质城市一体化的高水平均衡(表1)。2.2.2 首位定向成长式表1 基于宏观视角的城市一体化节点组织模式Tab.1
24、Spatial patterns of integrated urbanization based on macroscopic view资料来源：笔者整理.图3 节点生长模式示意图(左为轴线生长，右为边缘生长)Fig.3 Node growing patterns of integrated urbanization areas (left, axial-growth; right, fringe-growth)资料来源：笔者自绘是我国大多数首府都市区一体化起步阶段的组织模式。随着首府城市对各种职能和要素的不断集聚，大城市问题开始出现，基于核心城市问题解决的空间结构与职能调整需要加强，核心城
25、市沿着某个方向优先发展并与该联系方向的毗邻城市进行一体化整合。在该模式下的两座城市表现为明显的主城-辅城关系，主城对毗邻城市具有绝对的主导能力，作为核心而组织、支配区域功能体系、产业分工、资本积累，如以广州为中心、佛山为副中心成不对称分布的广佛一体化地区等。2.2.3 单核多点融合式以一个城市为核心，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城市之间相互依托、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形成局部都市圈网络体系。当大都市区聚集到一定规模以后，区域内外要素流动相对活跃，核心城市挖掘更大发展潜力的需求迫切，必然会要求新的尺度重组并建立新的空间过程。从理论上讲，这种模式应该为大都市区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一体化范围再次放大所形成的城市空
26、间组织模式。然而从我国城市一体化的实际来看，由于一体化运作的指令性特点，城市一体化可能不完全遵循自然法则下的演进模式，为了增强城市竞争力，几个城市通常通过“捆绑”的方式来增加参与竞争的能力，或是争取国家的政策资源，这种情况下要避免多个毗邻辅城同时竞争核心城市溢出要素而造成空间发展的无序格局。我国城市一体化地区呈现这种空间组织模式的有长株潭、青潍日、厦漳泉、福莆宁都市区等。2.2.4 都市连绵区式城市一体化发展到多都市区阶段的空间组织模式，在宏观上表现为多组城市一体化地区的套嵌。单体大都市区在经济实力逐渐增强的过程中，可能遇到都市区拓展空间有限、共享资源枯竭、城市职能趋同并难以发现新的区域经济增
27、长点，通常需要通过城市群内各节点创新能力的协调。都市连绵区式的城市一体化地区将最终导向高度一体化的生产要素和空间最佳的配置状态，多个都市区的核心城市之间也将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空间相互作用关系与产业联系，呈现出城市群发育的高值性。我国城市一体化地区呈现这种空间组织模式的主要在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如沪苏嘉-苏锡常-杭嘉湖绍、宁镇扬-宁马-芜马、深莞惠-深港都市连绵区。3 城市一体化地区的空间组织格局为了识别目前我国城市一体化地区空间分布总体格局，厘清其发展的基本情况，首先，从“城市一体化体现城市群发育的阶段性”的基本认识出发，选取包括政府发展计划、城市规划、相关文献资料、著作、新闻报道在内的涉及城
28、市一体化、同城化、组合城市、近域城市整合等的议题进行全空间、全方位“混合扫描”，从宏观上初步筛选我国城市一体化地区空间分布的概况；其次，考虑城市的实际发展阶段以及同城化的形成条件，以已有城市一体化相关规划或政府之间签署城市一体化协议为主要判别标准，修正部分范围不一致、提法众多的一体化地区；再次，在此基础上，补充部分虽未够及城市群发育的规模条件，但被政界、业界和学界高度认同的协作条件较好的城市一体化地区，比如奎独乌、酒嘉、延龙图一体化地区，最后归纳出我国城市一体化地区的基本架构、空间布局方案及发展重点如表2和图4所示。总体而言，我国城市一体化地区共计37个，其中东部地区17个，中部地区8个，西部
29、地区8个，东北地区4个，呈现出东密西疏的特点，长三角、海峡西岸、山东半岛、珠三角城市群分别是城市一体化分布最密集的地区，而作为我国三大城市群之一的京津冀城市群一体化组团分布反而较少；最后是其余一体化地区以省会城市与其毗邻城市的组合最为常见。未来我国城市一体化发展要立足于其所处的区域发展愿景，注重城市功能协调与质量内涵的提升，引导城市一体化地区发展为我国城市群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战略先行区，以综合效益最大化的组合形态嵌入区域及世界城市体系。4 结论与政策建议4.1 结论首先，提出了城市一体化在新的时空发展语境下的含义。全球化使区域空间层级的弹性变得更大，对于城市一体化的理解，应将其置于城市群发育建
30、设的完整过程之中。城市一体化地区是城市群发展的先导区，是城市提质增效、在快速重构和日益扁平化网络城市体系中占据核心和节点位置的一种重要选择。比区域经济一体化更进一步的是，城市一体化更侧重于一体化地区的空间含义和公共服务等值含义，其内容更为具体，内涵更丰富。表2 中国城市一体化地区空间分布一览表Tab.2 The general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tegrated urbanization areas in China区域一体化地区空间范围所在城市群发展方向与重点东部地区(17)京津一体化地区北京、天津京津冀城市群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区，首都城市功能升级的战略
31、协同区广佛一体化地区广州、佛山珠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及广佛肇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先行区，广州国家中心城市和国际大都市建设承载区，高度融合的城市一体化示范区深莞惠一体化地区深圳、东莞、惠州珠三角城市群珠江口东岸都会区核心区，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先行区深港一体化地区深圳、香港珠三角城市群“一国两制”探索粤港合作新模式示范区，自主创新领航的国际大都会区沪苏嘉一体化地区上海，苏州、嘉兴长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一体化发展的领航区，上海世界城市建设的重要功能承载区苏锡常一体化地区苏州、无锡、常州长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的核心组成部分，苏南一体化发展的领航区宁镇扬一体化地区南京、镇江、扬州长三角城市群长三
32、角地区与皖江城市带的战略链接区，携领苏中、联动苏南的区域新型城镇化核心板块，南京都市圈城市一体化发展先导区宁马一体化地区南京、马鞍山长三角及江淮城市群长三角与泛长三角连接的门户，跨省城市一体化发展的典范区杭嘉湖绍一体化地区杭州、嘉兴、湖州、绍兴长三角城市群全国转型发展先行区和浙江创业创新核心区，沪杭甬城镇连绵带上的城市一体化开拓区甬舟一体化地区宁波、舟山长三角城市群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的先导区，以海洋综合开发为重点的大都市区，海陆协调发展的城市一体化地区济泰莱一体化地区济南、泰安、莱芜山东半岛城市群山东省会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先导区，带动山东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战略核心区济聊一体化地区济南、聊城山东
33、半岛城市群山东省会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先导区与战略拓展区烟威一体化地区烟台、威海山东半岛城市群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重要组合城市，以现代海洋产业为重点的都市区，滨海型城市一体化合作示范区青潍日一体化地区青岛、潍坊、日照山东半岛城市群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核心支撑区，黄河流域面向国际化的重要门户，海洋科技及海洋经济领航的海陆统筹型都市区，国家级青岛西海岸新区引导的产城融合一体化示范区厦漳泉一体化地区厦门、漳州、泉州海峡西岸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先导区，祖国大陆对台交往合作的重要平台和门户福莆宁一体化地区福州、莆田、宁德海峡西岸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的核心都市区，与平潭综合实验区联动发展的大都
34、市协作区，面向两岸合作的城市一体化先行地区汕揭潮一体化地区汕头、揭阳、汕尾海峡西岸城市群全国华侨经济的示范区，联系珠三角、海峡西岸城市群的重要结节区中部地区(8)郑汴一体化地区郑州、开封中原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城市一体化发展先导区，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区”，国际陆港引导的产城融合发展示范区太晋一体化地区太原、晋中太原城市群太原城市群区域经济核心和一体化先导区，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改试验区的创新型联合都市区武孝一体化地区武汉、孝感长江中游城市群以临空经济协作为重点的大都市区，武汉城市圈向鄂西辐射的重要扇面武鄂黄黄一体化地区武汉、鄂州、黄石、黄冈长江中游城市群武汉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先导区，鄂东产业协作
35、、生态共管的城镇连绵带长株潭一体化地区长沙、株洲、湘潭长江中游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的国家示范平台，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的重要支点昌九一体化地区南昌、九江长江中游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重要经济增长极，鄱阳湖生态城镇群的空间主体，江西省发展的核心区合淮一体化地区合肥、淮南江淮城市群江淮城镇群核心都市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合肥、淮南为中心的双城式大都市区芜马一体化地区芜湖、马鞍山江淮城市群泛长三角新兴增长集群、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核心区域；安徽省域双核中心城市。西部地区(8)西咸一体化地区西安、咸阳关中城市群关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先导区，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功能承载区，国家级西咸新区引导的内陆
36、型一体化示范区成德绵一体化地区成都、德阳、绵阳成渝城市群成都经济区城市一体化发展先导区，以装备制造和高新技术产业合作为主的产业协作区北部湾一体化地区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广西北部湾城市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重要合作平台，西部海湾型城市一体化融合发展示范区贵安一体化地区贵州、安顺黔中城市群黔中城市群核心区及城市一体化先导区，贵州省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平台，国家级贵安新区引导的内陆开放型都市区兰白一体化地区兰州、白银兰州西宁城市群丝绸之路经济带及我国扩大向西开放的重要战略平台，引领甘肃跨越式发展的核心区酒嘉一体化地区酒泉、嘉峪关甘肃省次中心城市，国家重要的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及研发中心，戈壁绿洲城市
37、一体化试验区乌昌一体化地区乌鲁木齐、昌吉天山北坡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核心区，中国面向中亚开放与合作的前沿地奎独乌一体化地区奎屯、独山子、乌苏天山北坡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的次中心城市，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东北地区(4)沈抚一体化地区沈阳、抚顺辽中南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先导区，全国城市一体化先行先试的典范，平衡沈抚两市空间结构的复合城市长吉一体化地区长春、吉林哈长城市群深化东北亚区域合作的重要战略平台和枢纽中心，推动吉林省中部城市群快速崛起的联合大都市大安一体化地区大庆、安达哈长城市群哈大齐城市发展带上的重要组合城市，大庆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的战略支撑区延龙图一体化地区延吉，龙
38、井、图们面向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开放前沿地，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窗口型组合城市全国合计3720资料来源：笔者整理，其中20个城市群来源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城市发展的空间格局优化研究”成果，城市一体化地区的发展方向与重点主要结合所在区域的总体定位以及相关政府发展计划、城市一体化规划等提出。其次，搭建了基质层、支撑层、功能层、智慧层、政策层构成的城市一体化的分层驱动因素集并进一步拓展因素类，提出七个方面的驱动机制，为系统分析中国城市一体化动力机制建立了科学架构，但仅对驱动机制做了定性研究，定量分析有待深入开展，分要素的面板数据集及其量化解释、以及驱动力的影响力差异比较分析
39、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再次，总结了我国城市一体化地区的中观和宏观空间组织模式。基于中观视角的城市间空间组织模式包括遥望互动模式和节点生长模式两种三类；基于宏观视角的城市节点组织模式分为节点均衡成长式、首位定向成长式、单核多点融合式、都市连绵区式四类，城市一体化的宏观模式是局部模式的整体结果。最后，全面梳理了我国城市一体化地区空间组织格局并提出相应的发展方向指引，填补了全国尺度城市一体化研究的空白，为促进我国城市群和新型城镇化健康有序演进，以及城市发展的总体空间格局的优化提供了新视角。图4 中国城市一体化地区空间组织格局示意图Fig.4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
40、rn of integrated urbanization areas in China4.2 政策建议为了实现我国城市一体化发展的战略目标，保障城市一体化地区协调可持续发展，对我国城市一体化地区发展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第一，促进城市一体化与城市群的共轭演进。城市一体化是城市群形成发育的前提基础，城市群体现着城市一体化的物质形态特征，以城市一体化的协同程度考量城市群发育的阶段与趋势，将城市一体化地区置于城市群发展建设的核心空间范畴和长远战略考虑，协调不同功能、规模的城市一体化地区，充分发挥其对城市群建设的先导引领作用，逐步耦合城市一体化地区与城市群的形成发育，实现功能协同与形态簇群“内外”并举
41、，整体优化我国城市空间发展格局。第二，促进城市一体化发展的中心体系构建。建设国际大都市及区域性中心城市，以中心城市为主体嵌入世界城市体系的“流”的空间，带动城市一体化地区的纵深及外延发展。同时要适当引导建设新城新市镇，促进小城镇、小城市嵌入区域城镇地域组织而获得发展机会，促进形成网络化、流动高效的城镇地域格局。第三，深化完善城市一体化协作的内容。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共建产业园等较易实施、容易突破的实体空间形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拓展城市一体化协作的内容，以产业转型和提质增效统领我国城市一体化地区的高效协作，促进价值区段在一体化城市间的高效配置，注重绿色、智慧、人文等新的发展理念与模式对城市一
42、体化发展的引导，注重跨界地区协调，并加强一体化地区社会建构与制度安排的研究探索。第四，善用规划这种积极主动的尺度重构工具。城市一体化规划以及与其相关的大都市区规划、新区规划、产业园规划等作为城市间政策红利分配最基础的平台，产生了更多的具有“优势区位”的土地和具有“政策红利”空间，这些政策空间在促进城市集中优势资源提升城市竞争力，实现集约、快速的跨越发展的同时，也可能演变为各级政府向上级政府谋求发展指标的工具(刘继华，金欣，2012)，要善用规划，科学引导构建我国国家治理的尺度空间。对于距离尺度较大、发育条件不够成熟的一体化地区，要渐进地引导其一体化发展，避免粗放建设、盲目拉开城市空间框架。同时
43、，也要积极探索突破省级行政边界约束的城市一体化机制。第五，建立健全城市一体化的组织协调机构与机制。大都市区的联合治理组织应着重建设一个针对若干个区域重大问题的专门性协调解决机构(张京祥，等，2006)，建议建立同城化城市发展委员会统筹协调区域内的一体化地区发展，城市一体化地区各种具有区域外部性的竞争行为和公共管理事项，都交由同城化城市发展委员会进行统一决策。同时加强市场机制在城市一体化地区发展中的主导作用，让市民、专家学者等相关利益群体一起参与到城市一体化的沟通与规划过程当中，建立社会治理的理念，使城市一体化决策和协调由自上而下的集权制转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契约制”(方创琳，2000；石楠，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