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敬惜字纸或许，我属于在纸张遮天蔽日的掩埋中呼吸和成长的最后一代人。母亲是造纸工程师，小时候家里总能试用母亲带回来的刚刚出炉的新产品，尤其是卫生纸，那可是紧俏商品。我们从小就被搞分裂了，大人们总是教育我们要相信报纸上的话，可是转眼他们就拿着报纸去擦屁股；大人们会带着我们去游行，边喊口号边挥舞写着标语的五颜六色的小纸旗，可是游行一结束他们就纷纷把小纸旗扔掉。与其说那是我的政治启蒙，还不如说人生忧患识字始我是一边从古诗古文一边从这些小纸旗上学识字的，比如：长风破浪会有时，反击右倾翻案风；又比如：三人行必有我师，“四人帮”死有余辜对我来说革命游行的快乐仅次于春节。春节街上落满五颜六色的爆竹纸屑，而游行
2、之后街上则铺满五颜六色的小纸旗，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我最喜欢的就是打扫战场，挑选最漂亮的小纸旗抱一大捆回家继续革命。小时候公厕里几乎见不到正儿八经的卫生纸，大多是报纸，甚至公文纸传单大字报，更不用说野外出恭的用纸了。这种斯文掩盖野屎的野史，在“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在1978年，曾经被美国来访的学者余英时先生不幸撞见，令他痛感“惜字纸”的传统已被践踏至此。古时候有惜字会（文昌会）这样的民间组织，明清很多城镇街上都有惜字炉惜字塔，写着“敬惜字纸”。官府甚至禁止回收废纸用于制作灯芯雨伞扇子盒子卷烟，严禁用字纸来包腌肉、纳鞋底，严禁把废旧字纸当成原料去造纸。但在“破四旧”的革命名号下，“敬惜字纸”的传
3、统彻底完蛋。这远不只始于“文革”，早在内战时期土改时就轰轰烈烈开始了。孙犁写过作为书痴兼革命者的分裂生活，一边忙里偷闲读书，一边带领农民土改，看着战友和农民毁书焚书。解放后自然愈演愈烈，假如余英时先生看过郑振铎写于1956年的漫步书林一文，大概不会对1978年的斯文野屎那么惊诧。郑振铎说当初藏书家们只能去各地造纸厂甚至炮仗铺抢救古书“又曾看见炮仗铺里，用明朝白棉纸印的书，撕得一页半页的作为鞭炮的心子。据说，用这种好纸做鞭炮，会放得特别响。”不知今日的电脑儿童识字读写能力是否真的会受电脑影响而下降，但作为革命儿童，70年代我识字写字的历程真是饱经磨难。当时经常有一种恐惧，怕自己突然就不会识字写字
4、了，因为“文革”结束后颁布的所谓新简体字（或者可以称作极简字）一度把简体字又打了个稀巴烂，简体字刚学会，又被迫要学更新更简的简体字。出于一种小小的反叛心理，我会故意在作业中夹杂几个繁体字，甚至坚持用繁体写自己的大名，以此示威炫耀。当庞中华的钢笔书法俨然成为新时期启蒙进步标志，我却不好好学他，而开始龙飞凤舞自创一体，风格主要取法霹雳舞太空舞，向迈克尔杰克逊学习，倾斜30度乃至45度。在普及汉字消灭文盲的同时，从字体到书法，到语言词汇，汉字之美乃至汉字之意，更要命的是汉字之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断沦丧。早在繁体字时代，沈从文对汉字美的流失已经不甚乐观。1948年沈从文写过一篇谈写字，捍卫汉字书法
5、的艺术价值，他指出郑振铎的矛盾：郑曾认定写字不能称为艺术，“可是当影印某种图籍时，却乐于找朋友，以极飘逸悦目的字体，写他所作那篇序文”。沈从文称：“郑先生大约只是觉得它与革命与利用学生无关，所以否认它有艺术价值。”实际上恰恰相反，要革命要利用学生，写字和书法不单不需要多少艺术，而且干脆跟艺术无关，甚至不妨糟践艺术：革命字体更讲究简单粗暴直接，有如红砖一样往你头上拍过去。沈从文以市招来观察社会，说大都会的旧牌号将日渐消失，最后剩下的将是中医和财神庙的匾额，他说这是中国人50年之内少不了的。现在早已过了50年，中医和财神庙的匾额依旧少不了，但是在“文革”时，沈从文解放前的预言破产了，当时不单财神庙
6、的匾额，连财神庙都被打砸抢烧个精光。而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则在简体字时代感叹市招语言的衰落，十多年前他在小说笔谈中写：“北京的店铺，过去都用八个字标明其特点。有的刻在匾上，有的用黑漆漆在店面两旁的粉墙上，都非常贴切。尘飞白雪，品重红绫，这是点心铺。味珍鸡瞧，香渍豚蹄，是桂香村。煤铺的门额上写着乌金墨玉，石火光恒，很美。八面槽有一家老娘（接生婆）的门口写的是：轻车快马，吉祥姥姥，这是诗。”沈从文在解放前夕讽刺市面上全是伟人字和美术字，至今伟人字和美术字依旧统治中国，且不说伟人字，美术字是彻底沦为丑术字了。民国市招在台湾香港延续至今，“乌金墨玉，石火光恒”当然恐怕也杳无踪迹了，但在台北小吃店看到“古早味”的大招牌，以及用隶或篆亲写的菜单，还是涌起些许“古早”的感动，用台湾政客的古早词汇来说，深感“与有荣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