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俞平伯的得失浮沉俞平伯一生的高潮、低潮、又高潮,据作家叶兆言考证,都与一本叫红楼梦研究的小册子有关。叶先生写道:“其实红楼梦研究在一开始就是戏,因为手稿刚完成,便稀里糊涂地弄丢了。如果真遗失,后来可能是另外结局,偏偏朱自清逛旧书摊,无意中又发现了这部手稿,捡到的人竟然当废纸卖了。于是书得以红楼梦辨的书名正式出版,印了几百本。”叶先生的叙述,估计是取自俞平伯妻舅许宝骙的回忆:那天,俞平伯“兴冲冲地抱着一捆红格纸上誊写清楚的原稿,出门去看朋友(也可能就是到出版商家去交稿)。傍晚回家时,只见神情发愣,仿若有所失。哪知竟真的是有所失稿子丢了!原来是雇乘黄包车,把纸卷放在座位上忘了拿,等到想起去追,车已
2、远去,无处可寻了。俞平伯夫妇木然相对,心里别提有多别扭了。偏偏事有凑巧,过了几天,顾颉刚先生(或是朱自清)来信,说他一日在马路上看见一个收旧货的鼓儿担上赫然放着一堆文稿,不免走近去瞧,竟然就是大作。他惊诧之下,便花了点小钱收买回来。于是完璧归赵。”关于手稿的失而复得,张世林的大师绝响还提供了另外一种版本:1922年夏,俞平伯获得一个去美国攻读心理学的机会。赶在出国之前的空暇,他动手写作红楼梦辨。中途去苏州看望好友顾颉刚,就将写了一半的手稿带在身上。“那一天,顾颉刚邀请王伯祥、叶圣陶和俞平伯同游石湖,然后,大家一起乘马车送俞平伯去火车站,回杭州。俞平伯生怕弄丢了稿件,所以,他不把手稿放在手提箱里
3、,而是放在自己的身边。然而,马车颠簸,手稿还是在不知不觉中被颠下了马车。俞平伯发现后急出了一身冷汗。顾颉刚当机立断,命马车倒回去,沿途寻找。王伯祥更是机智,专门盯着迎面来的人手里拿的东西。终于,远远地看见一个乡下人手里拿着报纸包着的东西,王伯祥上前询问后打开一看,正是俞平伯的手稿。”三种叙述,两个版本,哪一个更为接近真相?姑且按下不表,因为其核心部分稿子失落,又找回来了并无错谬。俞平伯晚年对外孙韦柰说:“若此稿找不到,我是绝没有勇气重写的,也许会就此将对红楼梦的研究搁置。”偏偏又找回来了你说这是不是天意得,于是就交出版社印行。这一印行,就托举出一位红学大家,有人将他和胡适并列,称作“新红学派创
4、始人”,有人又在两人之外加上一位顾颉刚,称作“新红学三剑客”。俞平伯自己,并没有拿红学当什么经天纬地的大学问来做,不过就是“兴之所至,到此一游”而已,放眼他的人生长途,尚有许多更迷人的风景要赏,要逛,譬如说古典诗词、新诗、散文、昆曲等等,他就在这诸般风景中流连忘返,优哉游哉。转眼到了1950年10月,俞平伯的父亲陛云先生去世,可叹他一个名门后裔(曾祖俞樾,父亲俞陛云俱为著名学者)、北大教授、文苑名家,居然连筹办丧事的费用都拿不出,也算混得够恓惶的了。据叶文叙述,“跟书店借钱安葬,还不出账,只好以抵债的形式,将旧稿加上两篇小文章,换个书名出版。”此事据文怀沙回忆,是由他出面,向上海棠棣书店(私营
5、)的老板借得旧币200万元(相当于人民币200元)。丧事办了,债却无力偿还,怎么办?又是文怀沙出主意:拿书稿预支稿酬。俞平伯便把旧稿红楼梦辨增补几番,改为红楼梦研究,交给棠棣书店付梓,那是1952年的事。没想到销路奇好,印了一版又一版,更有甚者,俞平伯还因为这本书得到酷爱红楼梦的毛泽东的照拂,被增补为全国人大代表。风云突变,1954年9月,李希凡、蓝翎两个小将发动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一战成名;毛泽东则借势把它引向了对于“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雷霆万钧的讨伐,一箭双雕;俞平伯也就此成了反面教员,一落千丈。在哪儿得,就在哪儿失。在哪儿成,就在哪儿毁。“现在报上天天有我的名字,”有一次,俞平伯私底下向别人解嘲,“我自从有历史以来,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显赫。”真应了那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文革”结束,拨乱反正,一切又都颠倒了个个儿,毒草升格为香花,臭名转化为美名,俞平伯又加冠加冕为红学界的祖师爷、泰斗。仿佛他这一生,都是为了那部失而复得的书稿而存在、而呼吸、而浮沉,书稿才是主角,他只是书稿的影子,或曰陪衬,或曰龙套,他是跟着书稿走了一趟红尘。“信乎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也。”垂暮之年,俞平伯如是感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