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航海时代的中国瓷器汪洋1602 年，荷兰人劫得了一艘葡萄牙船只，船上满载了一批景德镇青花瓷。克拉克瓷的盘口一圈被分隔成一个个独立区域，叫作“开窗”，也叫“开光”。万历年间成书的江西大志陶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按逐年存贮器皿，堆积日多，库役皂快乘机盗窃，董事者且拣择馈送。是以公家之物，徒济贪鄙之私。隆庆五年春，蒙抚院议行将存留器皿委官查解折俸，因验得东、西库房贮存各器体质粗粝、花色暗黑，类多不堪。近年如此，远可类推。节经建议发卖或兑民窑，乞无成兑者。”这段文字透露了很多信息，值得细细品味。卖不掉的官窑“逐年存贮器皿”，是什么器皿？是官窑的落选瓷器。明代早期，各朝对官窑的落选瓷器，一律就地砸碎掩
2、埋，仅仅是掩埋的方式与其他朝代有所不同。这样的制度，在成化朝之后，已然不復存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徭役制度的改变。嘉靖八年（公元 1529年），轮班制废除，改为“班匠银”制，可以说是徭役制度的货币化改革。徭役变成了赋税，相应地，官窑此后的烧造费用包括一切物料与人工，也都变为货币支付。于是，即使是官窑的残次品，也都以纯粹的货币数字来进行计算，这样变化的影响是巨大的。毕竟，打破的残次品瓷器背后，不再是看不见的人工，而是白花花的银两。于是，成化朝之后，官窑的残次品就不再被打碎，而是在当地被保存起来。“库役皂快乘机盗窃，董事者且拣择馈送。是以公家之物，徒济贪鄙之私。”御窑厂的管理早已陷入一片混乱，
3、而且自下而上，无不如此。所以，即使仍有砸碎残次品的制度，恐怕此时也难以执行。“节经建议发卖或兑民窑，乞无成兑者。”最后的办法是卖给老百姓，或者换成民窑的普通产品。可老百姓也不傻，官窑的劣质品，不但质次，而且价高。所以，不但没有人买，连换货的都没有。从这段文字里，不但可以看到官窑对落选瓷器处理制度的变化，更可以看到官窑品质大大下滑。这样的窑业状态，简直是到了崩溃的边缘，似乎就差最后一根稻草。万历二十七年（公元 1599 年），皇帝派太监潘相管理景德镇窑务。此时的景德镇御窑厂，早已不复明初永宣时期的辉煌，产品非但质量大不如前，数量也得不到保障。皇帝下令烧造的瓷器，数次都不能按量完成。在窗前读信的少
4、女，是约翰内斯维米尔这位伟大的荷兰画家传世不多的作品中的一幅代表作。1602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狂热由此展开。皇帝常常以为匠人不能尽心尽力，必是管理不善。而管理不善，怕是用人不力，于是屡屡更换督陶官。实则御窑厂积弊已久，哪里是换个督陶官便能解决的。而积弊的根源，也并非管理不善这么简单。徭役改为赋税，匠人不再有服务于御窑厂的义务。御窑厂的生产，理论上可以按照市场价格聘请优秀工匠，但赋税进皇帝口袋容易，花出来又另当别论。所谓收支两条线，不可能专款专用，不像徭役无法移做他用。可是皇帝的欲望并没有减少。有时一年下达的任务，就有几十万件之多，导致最终只能强行摊派，表面上雇用优秀的
5、匠人到御窑厂工作，工资却可能数年甚至十数年不能兑现。皇帝只管提出需求，督陶的中官又不能深入了解情况。景德镇当地从上至下皆是苦不堪言。最终的结果当然是能拖就拖，数量、质量都大不如前，以致被淘汰的次品，完全无人问津。这样的状况下，皇帝如果适当地妥协，尚能勉强维持，显然这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任务。群臣也多有劝谏，不过收效甚微。有一次，一位大臣苦苦劝谏，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皇帝居然也被说服，可是过不多久，又行反悔。窑业的管理，颇有技术的要求，即便当事太监毫无私心，想要清楚把握窑厂具体的状况，非深入窑厂、经过数年的学习不可，否则完全没有可能。地方利益的勾结，自然更加重了这一困难。当事的官员，却常常以为只要施
6、以严刑峻法，所有的问题便会迎刃而解。过去的不力，不过是前任因仁慈之心受了刁民的欺骗。但这样的做法，除了对原有体系雪上加霜之外，根本难以扭转乾坤。因为朝廷对窑业的压榨，已经到了窑业能够忍受的极限。这一年，新上任的督陶官是太监潘相。皇帝的任务里，有一项是烧造龙缸。所谓龙缸，是画了青花龙纹的瓷器大缸。明代传世的龙缸，口径与高度都达到 70 厘米，虽然以现在的眼光，这样的缸远远称不上大，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却极为困难。御窑厂内，专门建造了烧造龙缸的窑炉，这样的窑炉，干脆就被称为缸窑。专为一件瓷器建造窑炉，从未曾有，可见其难。五彩是以多种金属元素为着色剂料绘制的，是明清时期著名的彩瓷品种之一。明万历五彩
7、穿花龙纹蒜头瓶，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龙缸的口径，最大的超过 70 厘米。而瓷器的烧成，有不小的收缩，做坯的时候至少要 80 厘米以上的直径，可谓巨大。拉坯的时候，至少需要两个师傅来共同完成。因为太大，缸壁需要足够的支撑，就要达到一定的厚度，拉好的坯体，几乎要厚达 3 厘米以上;而鸡缸杯这样的小件，只有一两毫米的厚度，如此对比，就能想象到瓷缸是何等的厚重。但壁厚又会造成一系列其他的风险，比如因为太厚，坯体就不易干透，如果内部还有水分，高温之下，就可能对瓷器造成严重破坏。因为太大太厚，使得烧窑尤其困难。烧制一口大龙缸，需要整整 19 天的时间。各种技术上的风险难以一一列举，但任何一处细小的闪失，都会
8、使之前所有的努力功亏一篑，以致匠工们在面对无数次的失败时，只能将原因归为天意。但皇帝并不会这样认为，他一再催促督造的官员，而督造的官员除了将高压的态度变本加厉，也无计可施。高压之下，终于激起了反抗。“窑神”童宾一位叫童宾的窑工，终于无法忍受残酷的对待，愤而跳入窯内自焚，窑内 1300的窑火，瞬间将其点燃，同时也点燃了窑工们的怒火。窑工们自行组织起来，走上抗争之路。反抗强压妥协，继而是更强烈的反抗，不断升级，终于在万历三十年（公元 1602年）到达了顶峰，窑工们聚集起来，冲进御窑厂。知悉消息的督陶官潘相，落荒而逃。愤怒的窑工，最后将怒火倾泻在御窑厂，一举将其捣毁。在当时看来，这样严重的事件，可以
9、预见的处理方案无非两种：或者皇帝将窑工的举动视为对皇权的挑战，进行残酷的镇压;或者认为中官潘相处置失当造成严重的后果，将其严惩。但最后的结果却大大出乎意料，也极具戏剧性，甚至还多了几分喜剧色彩：窑工们没有受到追究，潘相竟然也官复原职。皇帝的处置，居然是将自焚的窑工童宾封为“窑神”。挑战皇权的窑工，却被皇帝封为神，这简直是历史上最为神奇的危机公关。民间的传说是，因为“窑神”跳入窑内，龙缸终于烧造成功。但 1956 年万历皇帝的陵墓被考古队打开的时候，虽然墓室内确有三口青花大龙缸，但龙缸上的年号款却是：大明嘉靖年制。看来，“窑神”并没有促成龙缸的烧造，而终万历一朝，龙缸也未能烧造成功。只是烧坏的废
10、品被丢弃在角落，无人问津，直到百余年后，被一位名叫唐英的督陶官发现，感怀前代窑工之精神，写下陶瓷史上著名的龙缸记。童宾事件之后，御窑厂连表面的维持都难以延续。窑工们取得了胜利。强压的方法自不可延续。童宾事件，本来就发生在大厦将倾之时，不过是最后一根稻草罢了。整个体制早已陷入困境，国家的走向尚不能凭皇帝的意志有所改观，御窑厂更不会引起过多的重视。于是，明代的官窑，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最终的衰亡。这场窑业的重大危机，肇始于 16世纪的最后一年，于 1602 年到达顶峰。明代官窑就此败落。官窑的衰败，并非一朝一夕。嘉靖年间，皇帝要求烧造的瓷器，数量既多，时间又紧，以御窑厂的生产能力根本无法按时完成。某位
11、官员想到一种变通的做法，将其中的部分任务交给民窑，御窑厂拣选出合格的产品与御窑厂烧制的瓷器一并运往京城。只要民窑的产品可以达到官窑的标准，皇帝如何能够分辨？如此，也不会再因无法按时完成烧造任务而受到皇帝的责罚。这种两全其美的办法很快就得以实施，后来居然成为一种通行的办法，乃至越来越多的官窑产品都委托给民窑烧造。民窑如何有能力烧造出官窑水平的瓷器？毕竟长期以来，官窑不仅代表着时代的最高水平，而且还垄断某些优质的资源，比如品质优异的青花料以及优质的瓷石与高岭土。即便有能力烧出同一水平的瓷器，可以用合乎标准的部分蒙混过关，那不合格的部分又要如何处理？如果按照以往的做法就地砸碎，这巨大的损失又由谁承担
12、？更进一步，就算这两个问题都能够解决，皇家用瓷的样式也不可避免地流入民间，这样的责任，谁又能负？别说皇帝使用的瓷器不可外流，就是新式样瓷器的设计稿（称为官样），制作完成之后都必须立即回收。这些问题如果放在一个具体的时间点上来考量，自然困难重重。不过要放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进程中来看，问题的解决似乎又是水到渠成。嘉靖八年（公元 1529 年）以来，徭役制度改为了税收制，御窑厂再行用工，理论上都是从民间聘请。如此，虽然窑厂还是各自分离，窑工却没有了分隔，这几日为御窑厂服务，过几日回到家中，便忙于自己的营生。过去，官方的烧造技术和设计样式流传到民间，还颇为曲折;而如今，已经完全没有了限制。多年的发展，
13、民间窑口迅速赶上，其中最优秀的，已然不逊于官窑。而另一方面，官窑本身因为这一变化，工艺的水平也有所下降，皇帝也只好降低标准与要求。于是将官窑的产品交由民窑烧造，在技术上成为可能。而官样外流的问题，因为同样的原因，早已司空见惯。皇帝也无可奈何，只能顺其自然。那些不合格的瓷器，因为极为混乱的管理而流散民间，也不足为怪。于是，今天传世的嘉靖、万历官窑的产品，哪些是御窑厂独立完成的，哪些是民间的窑口承担任务烧造的，已经难以分辨。如果回看这一时期的窑业状况，便会发现官窑的水准大大降低，而民窑的实力却显著提升。皇帝的权威不再是此时窑业发展的主导力量，倒是民间呈现出的空前活力促进着窑业的发展。抢来的瓷器斗彩
14、、青花、粉彩，这些名字无一例外地充满了东方色彩，但有一款瓷器，它的名字却很西方，它就是克拉克瓷。克拉克瓷风格强烈，多数时候，盘口的一圈被分隔为一个一个独立区域，像是瓷器上一扇又一扇窗户，所以这样的装饰方法被叫作“开窗”，又叫“开光”。后来在国内的陶瓷上，也成为一种颇受欢迎的装饰手法，连清代的官窑也时有运用。虽然听起来克拉克瓷的名称很有几分优雅，但它的来由却非常暴力。1602 年，荷兰人劫得了一艘葡萄牙船只，船上满载了一批景德镇青花瓷，他们将瓷器运回，于阿姆斯特丹举行了拍卖，拍卖结果大大出乎意料，所得竟然可以在当地购买 450幢房屋，可以想见这批瓷器在荷兰引发的狂热。这股狂热很快传遍欧洲，并持续
15、升温，时间的跨度长达一两百年。而运载这批瓷器的葡萄牙船，叫作 carrack，意思就是大帆船，或者武装商船。荷兰人便干脆把这种抢来的青花瓷称为 karrk porcelain，所以“克拉克瓷”翻译过来，其实是“武装帆船瓷器”，丝毫没有避讳抢劫的意思。克拉克瓷在欧洲掀起了人们对中国青花瓷的狂热，显然，依靠抢劫根本无法满足旺盛的需求，也不可能有持续的供应，扩大贸易势所难免。刚好，荷兰东印度公司也于这一年成立，扩大贸易的重任就落在了这家公司身上。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荷兰每年从中国运出的瓷器超过 60 万件。因为贸易的快速增长，最初只有皇室、贵族以及富裕阶层才可以享用的中国瓷器。但很快，中国瓷器就开
16、始出现在普通市民的房屋之内。人们竞相展示，互相攀比。单纯的展示收藏已经完全不能满足虚荣心的要求，人们开始用一整间房屋专门来展示瓷器，而欧洲的国王则会建造宫殿用以展示。人们把当时中国销往国外的所有瓷器，统称为“外销瓷”，克拉克瓷不过是其中比较特殊的一类。更多的“内销”瓷器，也一股脑儿地销往欧洲，在烧制这些瓷器的时候，人们并不知道会进入欧洲的宫殿或者家庭。它们代表着最纯正的“中式”风格。但很快，欧洲人就开始在瓷器上定制他们想象中的“中式”风格。在所有销往欧洲的瓷器中，青花瓷无疑是最重要的品类，永宣两朝开启的青花瓷时代，此时已经扩展到整个世界。不过青花瓷并非孤军奋战，另一类彩色装饰的瓷器，也开始崭露
17、头角。彩瓷登场彩绘瓷于成化朝借由斗彩的创新，开始引起关注，并开始沿着自身的轨迹向前发展。到万历时期，彩绘瓷色彩更强烈、更丰富，风格上也与成化斗彩大异其趣。此一时期，斗彩式微，而不受拘束地使用各种色彩的五彩瓷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万历时期的五彩瓷非常引人注目，风格鲜明，色彩浓烈。在今天来看，色彩太过强烈，不但大红大绿，画面还满仓满谷，浓烈地堆满瓷器的表面，不像元青花那样，虽然满，却一层一层秩序井然。这在国人眼中，很难称得上文雅，因而也不受到重视。尽管单纯从视觉的效果上来看，足以博人眼球、引人围观，但很快就归于沉寂。但这类风格大受西方人喜爱，对日本也有非常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五彩会常常让现代人误以为是“
18、日式”风格。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瓷器五彩穿花龙纹出戟花觚代表着典型的万历风格。红色无疑是最为重要的色彩，不但色彩本身极为醒目，所占的比例也最大;绿色不少，但只作些辅助的装饰;另一种抢眼的色彩是蓝色，我们熟悉的青花。这几种色彩的搭配，并非一次性地在瓷器的表面进行绘画、装饰。青花瓷是釉下彩，先要在素坯上进行彩绘，上釉后高温烧成。而红色、绿色和其他少数色彩（这里有一种淡蓝色，其实不是青花，而是低温的蓝彩），是在瓷器烧成之后的釉面上再进行绘画，完成之后低温再烧一次，整件作品才宣告完成。从工艺的流程上来说，这其实和成化斗彩是一致的。而斗彩在清代以前，也一直被称为青花五彩，并没有成为一类单独的装饰手法。尽管
19、在风格上，斗彩和我们现在看到的青花五彩差异巨大同样的工艺，竟能够产生风格上如此巨大的分野。画面完全被纹样占满，布局上几乎没有空白，所有的空白似乎只能称之为间隙。这与中国画留白的美学大相径庭。难怪文人很难对此产生兴趣。不过皇帝并不理会。龙的画法很难让人感觉到威严，甚至很有几分滑稽可笑。绘画本身顯得草率粗糙，虽然也在尝试做一些细节的刻画，比如龙身上画了龙鳞，但既没有后来清代官窑的精细，又缺少明代早期的神韵。器形上也表现得繁复。这种器形叫觚，商周青铜器中极为常见，是盛酒器，早期多为方形，觚字本身就有角的意思。纸张发明之前，人们常常把木头削出一些平面，有点像棱形的铅笔，然后在那些平面上写字，就叫木觚。
20、方形的觚在角上很容易做一些突出的装饰，使得器形更富于变化。但后来，可能出于简化工艺的原因，觚开始被做成圆形，至少在孔子在世的时候，圆形的觚就已经非常流行，以至于孔老夫子发出“觚不觚，觚哉！觚哉！”的感叹。在瓷器器形上，虽然常常模仿经典的造型，但方形器的烧造实在困难，于是觚这样的器形，都是以圆形为主。不过，看到早期方形的觚在四角之上还有突起的装饰，瓷器于是也借鉴过来。但这种为装饰而装饰的手法，并不见得高明，增加的部分被称为“出戟”，一来工艺上比单纯的圆形器要复杂，要将制作好的泥片粘在觚的表面;二来这样的做法对器形的影响很大。出戟的觚与没有出戟的觚，在气质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它使得原本简洁而优雅的器形变得复杂，增加了如盔甲般的力量感。这与当时的西方正流行的巴洛克风格倒是有着某种内在的相似性。这样的器物，给人繁复堆砌之感，充满粗野的力量，以及色彩上极为强烈的视觉冲击。显然，这并不符合中国传统文人的审美取向。所以，万历五彩的风格，在国内既评价不高，也不太受重视，万历之后，这类风格就迅速地消失了。但有趣的是，这一类风格倒是大受日本人的欢迎，对欧洲人也有强烈的吸引力，以至于日本人将这种风格吸收改造之后，还能够大量出口到欧洲。康熙时期，中国的窑工居然反过来仿制这种“日式”风格。（责编：马南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