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清季中国通商口岸的布局与云南省城开埠研究打开文本图片集摘要清季中国已开各类通商口岸数十个，但地理分布偏向中东部沿海及沿江地区，存在严重的布局缺陷。西南、东北相对孤立，未能与中东部地区有效连接，其中西南地区问题尤为突出。四川与云南之间缺乏顺畅的商贸通道，贵州完全没有开放口岸，而云南已开口岸均在边境市镇，与经济相对发展的滇中及滇东地区相距甚远。滇越铁路开通后，云南省城主动开埠，不设租界，自主管理，权自我操，成为中国西南第一个省会级通商口岸。省城开埠不仅促进了云南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通商口岸的既有格局，优化了西南地区的商贸网络，是中国早期“西部开发”的积极尝试。关键词近代中国;
2、口岸布局;云南省城;开埠通商中图分类号K2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9）06-0157-09作者简介杨勉，四川师范大学商学院讲师，四川成都610066。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政府创造性地提出“西部开发”战略。该战略实施以来，对中国西部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若作历时性观察，“西部开发”虽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工程，却也不是全无历史前奏。事实上，早在 110 年前，近代国人就开始了主动对外开放国门、发展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尝试。这一尝试与当时中国对外开放口岸业已形成的地域分布格局有关。人所共知，近代中国在东西方列强侵略下，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到 1
3、900 年庚子事变结束签署辛丑条约，共开放了 40 多个通商口岸（treaty port）。在列强强索口岸的刺激下，中国民族主义兴起。1898 年“百日维新”至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决定自主开埠通商，改变了中国只有条约口岸的被动局面，中国的口岸数量也因此倍增。然而在中国口岸开放之初，由于是应不同国家要求而开埠，缺乏对中国自身需求的考量，很少顾及对外开放的区域布局，导致中国口岸分布不均衡，一些地方叠床架屋，密集存在，一些地方却寥若晨星。其中西部地区问题尤为突出，严重制约了该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改变这一状况已成中国统治者的急务。以此为背景，1905 年，在地方官绅倡导下，经朝廷批准，云南省城昆明
4、宣布开辟商埠，自筹资金，自定章程，权自我操，对外开放，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通商口岸的分布格局，使中国西南地区有了第一个中国政府自主开放的省会级通商口岸，有效联络了川、鄂、桂、藏等省区商贸，而且改变了云南只有蒙自、思茅、腾冲、河口等城市级别较低且地理位置偏向滇西南的商贸口岸的状况，将口岸辐射遍及云南全省，带动了全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中国早期“西部开发”的一次艰难尝试。一、清季中国已开通商口岸之布局及其存在的问题对清季中国而言，已经开放的数十个口岸能否满足日益增长的内外贸易的需要？1852年，英国驻广州代办密切尔在一份报告中称：“拥有如此庞大人口的中国，其消费我们的制造品竟不及荷兰的一半，也
5、不及我们那人口稀少的北美和澳大利亚殖民地的一半，赶不上法国或巴西，赶不上我们自己，不在西印度之上，只比欧洲大陆上某些小王国如比利时、葡萄牙或那不勒斯稍微多一点点。这好象是一个奇怪的结局。”密切尔所言虽出自1850 年代，但之后半个世纪，中国口岸开放数量与外贸需求之间的矛盾一直没有真正解决。抽象地看，清季中国所开通商口岸已不算少，但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并不简单取决于口岸数量。从技术上分析，口岸的数量与对外贸易的需求成正比，而与口岸的大小规模、辐射范围及交通状况成反比。对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而言，维持一个基本的数量固然必要，但区域性的布局，不同地区之间的平衡，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更为重要。在
6、交通不甚发达的清末，中国已开通商口岸的辐射范围很难遍及中国全部重要经济区域，而这种辐射作用，直接与口岸城市的大小级别相关。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曾根据克里斯塔勒（Walte Christaller）的“中心地学说”（Central place theory），提出清季中国区域系统研究的方法，并据此将“中国本部”划分为 9 个经济区。由于各经济区内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施氏又按人口数量与经济水平将中国城镇区分为 8 个等级。其中“全国性大城市”有 6 个，其城市核心区人口在 66.7 万以上;“区域级大城市”18 个，其核心区人口在 21.7 万以上;“区域级城市”38个，核
7、心区人口在 7.35 万以上。依次从“中等级城市”递减至最低级别的“一般集镇”，其核心区人口为 210 人。按照施坚雅所作城镇级别区划，在中国的 6 个“全国性大城市”中，除北京和西安分别因政治和交通原因未辟为通商口岸外，截至 1898 年，其他 4 个“全国性大城市”都已开埠。这 4 个“全国性大城市”作为区域性经济中心，匀称分布在华东（上海）、华中（武汉）、华北（天津）、华南（广州），形成 4 大经济板块。从地理上看，4 大城市之间相距甚远：上海至广州直线距离约 1100 公里，天津至上海约 900 公里，上海至汉口约650 公里，天津至汉口约 950 公里，汉口至广州约 800 公里。雖
8、然 4 大城市之间尚有若干中小城镇辟为商埠，但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以这 4 个城市为中心形成的通商口岸格局显然不足以承担近代中国全部对外贸易的重任。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已经开放的 4 个全国性大城市及周边中小开埠城镇并没有覆盖施坚雅划分的中国的 9 大经济区。空白地带主要集中在西南和东北。东北暂且不论。西南为云、贵、川三省，最大的城市为重庆和成都。就人口而言，重庆应该可以列入施坚雅所说的“区域性大城市”。清末重庆城区人口达到 30 余万（1895 年为 30.2 万，1900 年为31.6 万，1905 年为 33.1 万，1910 年为 34.7 万），已超过成都（26.5 万）。重庆是1891 年 1 月依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规定开放的。从开埠前入川洋货总值来看，1882年，渝埠商务报告显示的数额已达 400 万两，重庆因此成为“仅次于上海、天津、汉口的第四位销售中心”，让英国人对重庆寄予极大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