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战争年代老舍的新人“理想”及其困境崔源俊摘要：对理想“新人”和“新人”理想的刻画，构成了老舍创作的一个叙事脉络。如果说 1937 年之前老舍小说中出现的理想“新人”形象，大致以“实干家”的面貌出现，如赵子曰中的赵景纯、二马中的李子荣等，那么抗战全面爆发之后，老舍开始探索战时中国社会所需要的理想“新人”，在不成问题的问题的尤大兴，四世同堂的祁瑞全、钱默吟，鼓书艺人的孟良等人物形象身上，寄寓了老舍的战争年代特定的“新人”理想。这些“新人”形象，一方面能够找到与之前时期老舍小说某些“新人”相似的面貌，另一方面还能发现由于战争的特殊时代而带来的新的历史特征。对战争时期小说中“新人”的分析，有助于更深入
2、了解老舍战争年代的创作格局，进而有助于把握老舍的整体思想特征。关键词：老舍;战时小说;“新人”形象;“新人”理想从 1920 年代至 1940 年代，老舍“一直持续地塑造着一个理想人物的形象谱系”，1从赵子曰中的李景纯，到二马中的马威、李子荣，从铁牛与病鸭中的王明远，再到不成问题的问题中的尤大兴以及一筒炮台烟中的阚进一，“新人”理想构成了探索老舍整体思想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战争时期，老舍在小说中刻画的“新人”形象，既有与五四之后“新人”形象相似的地方，也可以找到在战争时代所生成的新的特征。因而理解 19371949 年间老舍小说
3、中的“新人”形象是整体把握其战时小说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有助于深入阐发老舍的整体思想特征。本论文将尝试分析老舍 19371949 年小说中出现的“新人”，分析战时老舍“新人”理想的嬗变，进而探究其“新人”形象的历史内涵和意义。1940 年代老舍小说中的理想“新人”可分为两类：一是继承了 19201930 年代小说中理想市民所具有的“实干家”性质、在战时又增添了新质的“新人”，二是从抗战经验中获得民族国家意识而觉醒、并且付诸实践的极具行动力的“新人”。一、抗战“实干家”“实干家”是老舍小说中一类重要的理想“新人”。在 1937 年前，老舍小说老张的哲学里的赵四、赵子曰里的赵景纯、二马里的李子荣、离
4、婚里的丁二爷、文博士里的唐振華等，都可以说是老舍所塑造的理想“新人”，具有“实干家”的气质。在二马中，小说对李子荣的叙述重点不在于他多么懂“科学”与“民族”等现代知识这些方面，而在于李子荣如何勤勤恳恳地经营店铺等“实干”的表现，首先得学习商业、经济、农业、市政等专业知识，之后要根据实际情况应用这些能力，勤勤恳恳地工作。文博士里塑造的唐振华也是类似的形象：“去找点自己能作的事，把力气都拿出来，工作的本身就是最高的报酬，劳力的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2寄寓着老舍“新人”理想的这类人物不仅在思想上试图摆脱传统社会，接受了西方思想文化，更是要在现实中肯“实干”、能做事的人。也即是说，老舍小说里的这类理想
5、“新人”应当既具有进步的知识和思想，又不畏艰难、积极付诸实践，是具有“实干家”本色的“新人”。在 1940 年代战时语境下，不成问题的问题里的尤大兴、四世同堂里的祁瑞全、鼓书艺人里的孟良等人物形象也忠实地继承了老舍此前笔下“实干家”的精神和理想。这类人物接受了现代教育，掌握了新知识，在抗战时期，又生成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发奋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如不成问题的问题里的尤大兴：尤主任他叫大兴是在美国学园艺的。毕业后便在母校里作讲师。他聪明，强健，肯吃苦。作起“试验”来，他的大手就像绣花的姑娘的那么轻巧，准确，敏捷。作起用力的工作来，他又像一头牛那样强壮，耐劳。他喜欢在美国，因为他不善应酬，办事认真，
6、准知道回到祖国必被他所痛恨的虚伪与无聊给毁了。但是，抗战的喊声震动了全世界;他回了国。他知道农业的重要，和中国农业的急应改善。他想在一座农场里，或一间实验室中，把他的血汗献给国家。1尤大兴是个留学归来的“实干家”，有着专业技术，而且聪明、强健、肯吃苦、办事认真。为了用自己所学报效祖国，虽然预见到回国之后必须忍受周遭环境的虚伪与无聊，但仍毅然回来投身抗战事业。在树华农场，尤大兴一方面应付着丁务源和秦妙斋，一方面厉行改革。他的改革从两个层面进行：引进西方先进的农业技术与规范化农场的组织和管理。尤大兴以身作则，努力改善农场，逐渐赢得了工人们的好感、佩服和支持。虽然尤大兴在农场的改革还是因丁务源与秦妙
7、斋的煽动和反对而失败了，但其原因并非尤大兴改革本身的问题，尤大兴仍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实干家”。四世同堂里的祁瑞全可说是另一种充满活力的“实干家”。瑞全是大学毕业生，尽管性格峻急，但有判断力和决断力。瑞全看透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本质，能够理性客观地看待中国与日本的差距，了解和认知国际形势，虽然深知中国的抗战必将历经艰难和曲折，但仍一腔热血，选择离开北平，离开心中喜欢的招弟，投入抗战的时代大潮。瑞全的选择与哥哥祁瑞宣形成了鲜明对照。有研究者指出，“老舍把祁瑞宣始终设置在彼此不能合一的两难境遇中，无法弃绝的国民责任和无法摆脱的家庭义务，无法回避的民族冲突与无力抗拒的生活方式。在这样进退维谷的困境中，痛
8、苦的灵魂只能不断地自审、拷问、徘徊”2。同样是在现代教育和现代文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祁瑞宣，其实也有与瑞全类似的理想，兄弟二人都是具有极其强烈的民族主义信念，并且能够看透形势变化的“新人”。可是瑞宣因现实的拖累，反复自审、拷问、徘徊，最终犹豫不决，而弟弟瑞全则能够摆脱现实处境和人际关系的羁绊，去做实际的抗日工作。尽管瑞宣的积极支持与帮忙对弟弟的离家出走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可如果没有实践自己信念的强烈意志，就不可能达成行动。老舍曾说：“北伐时期能以宣传代替武力，现在我们可不能专凭文字打退日本。”可以看出，老舍认识到了直接行动的作用和武力的必要性，“打退日本”只能靠国民的实际行动才能最终实现。虽然自审
9、、拷问、徘徊的瑞宣能够保持节操，但是不能付诸行动，所以他不能说是老舍战时理想的“新人”。瑞全则没有哥哥的犹豫和优柔寡断，而是选择一往无前，成为弃笔从戎的抗战青年，成为抗日活动的一个骨干分子，显示出“实干”的决心、意志及能力。可以说，瑞全也是抗战“实干家”的一个典范。如果说瑞全是一个从沦陷区逃出的“实干家”，那么鼓书艺人里的孟良则是另一种情境下的抗战“实干家”。作为一个在大后方活动的剧作家，孟良不仅以文学为志业进行抗战活动，也积极批判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民主、自由的暴政，并因此入狱。同时孟良也是一个战时启蒙者，教给方秀莲新知识，向方宝森学习鼓书，为方宝庆写抗战主题的鼓书词。在孟良的启蒙下，方秀莲与方
10、宝庆逐渐深入了解了抗日战争的意义与女性解放等新时代的价值，使他们在思想与行动上发生变化。然而，在最初动笔写作鼓书艺人时，老舍似乎并未考虑到孟良的形象，而是以方家与唐家两个艺人家庭避难重庆的生活为中心展开情节，突出的是方宝庆的“实干家”面貌。尽管方宝庆是个多才多艺的“实干家”，可仅限于日常生活或鼓书表演。虽然老舍可以通过方宝庆与方秀莲提出关于抗战或者新思想方面的问题，但仅仅借助艺人家庭却不能提出更有效的解决方案。老舍很可能是在这一点上一度陷入了小说创作的困境。在寄给大卫劳埃得的书信中，老舍表示想中断已经写了十二章的鼓书艺人的创作，1鼓书艺人也面临着无法完成的危机。或许为了解决这种困境，老舍塑造了
11、“新人”孟良来承担小说叙事的转折的重任。孟良这位新知识分子“实干家”就是老舍在由方家与唐家组成的人物构图的限度中所找到的突破点。孟良不仅像方宝庆一样具有强大的行动力，并且将力量全部投入到全民族抗战的大业上。除此之外，孟良见多识广，高瞻远瞩，能够为方宝庆等人物解惑：二哥，中国现在打着的这场抗日战争，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儿。问题复杂着呢。我们现在既有外战，又有内战。新旧思想之间的冲突，并没因为打仗就缓和了。现在虽说已经是民国，可封建主义还存在。我们现在正打着两场战争。一场是四十年前就开始了的;另一场呢，最近才开始，是跟侵略者的斗争。到底哪一场更要紧，没人说得准。我是个剧作家，我的责任就是要提出新的理想
12、，新的看法，新的办法，新的道理。2孟良与抗战时期老舍本人的身份相当类似，小说里孟良教给方宝庆与方秀莲的道理都是老舍在文章里一再宣扬的主张，而且孟良的剧作家身份，为抗战文艺学习鼓书等细节，与老舍抗战中的軌迹多有相合。以文艺服务抗战，既反抗国民党的腐败，又对抗封建落后思想，主张“要提出新的理想，新的看法，新的办法，新的道理”，孟良的形象也是战时老舍自身努力追求的理想“新人”的榜样。抗战的现实也要求着老舍在创作上作出调整。在抗战前期，老舍不仅创作了大量民间文艺作品，也创作了剑北篇（1942）等抗战诗歌以及残雾（1939）、国家至上（1940，与宋之的合作）、大地龙蛇（1941）、归去来兮（1942）
13、等戏剧作品。这种变化，按老舍自己的说法，即是“人家要什么，我写什么。我只求尽力，而不考虑自己应当写什么，假若写大鼓书词有用，好，就写大鼓书词。艺术么？自己的文名么？都在其次。抗战第一。我的力量都在一枝笔上，这枝笔须服从抗战的命令”。老舍只身撤离济南的经历也让人想起祁瑞全逃脱北平的情节;创作剧本、学习鼓书与创作鼓书词让人想起孟良;而以职业创作来积极服务于抗战的情形也与尤大兴十分相似。这也许意味着老舍不仅在作品中塑造抗战“实干家”形象，而且在现实中自己也努力实践抗战“实干家”的理想。二、觉醒即行动战时小说中的理想“新人”不仅标示着老舍的思想指向，而且有着激发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宣传效果。然而，抗战
14、“实干家”虽是老舍塑造的理想“新人”，却很难说他们达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其中抗战“实干家”人物形象的扁平化是一个重要原因。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指出：“对于一个圆型人物的检验，要看他是否令人信服地给人以惊奇之感。如果他从来就不使人感到惊奇的话，他就是个扁型人物。”4尤大兴、祁瑞全、孟良在战时的活跃是基于抗战之前就已形成的新思想和新知识，因此在小说中，他们从头到尾显示出的“实干家”面貌大体上是一成不变的。对读者来说，他们参与抗战的活动是很自然的、合乎逻辑的，因而难以产生“惊奇之感”。与“实干家”不同，抗战时期老舍笔下还刻画了另一类觉醒的“新人”形象，这类形象是使读者能够产生“惊奇之感”的福斯特意义
15、上的圆形人物。这些原本平凡的小人物由于身处的逆境与经历的苦难，最终转变为觉醒的“新人”，老舍塑造了比抗战“实干家”有着更强宣传效应和更生动形象的理想“新人”。这类形象在火葬里的王梦莲身上体现得比较明显。梦莲生于文城两大权势家族之一，是王举人的独生女。这个娇生惯养的富家小姐尽管颇聪明伶俐，本性善良，可是心智却并不成熟。在战前，她的爱国思想还很朦胧。当中国军队和日军在城外打仗的时候，她加入了救护队的工作，但是这样的行动主要源于对战争所带来的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浪漫想象。此时梦莲的民族观和国家观可以说是处于相当模糊的状态。当文城沦陷、战争露出真实的面目之后，梦莲的思想开始产生了变化。面对刘二狗和当了汉奸
16、的父亲，梦莲不能再以敷衍的态度了事。可令她矛盾的是，正因为父亲变成汉奸，她才得以幸存于日军的刺刀下。文城的沦陷和日军的占领的严酷现实使梦莲以前抽象的国家、民族、抗日的观念相对具体化了，但这种具体化并没有马上转化为一种积极行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时梦莲还只是处于一种半觉醒的状态。梦莲真正的觉醒是在听到恋人丁一山死亡传闻的瞬间开始的。一直以来，梦莲都深信丁一山打了胜仗之后就会为她归来，却从未想过丁一山有一天会牺牲。对梦莲而言，丁一山的死是让她觉悟到抗日战争和其自身之间的密切关系的重要契机。从此以后，原先存在梦莲脑海中的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从抽象的敌人变成了具体的复仇对象，所以她主动帮助石队长执行任务
17、，为丁一山报仇。经历了一系列的苦难之后，梦莲认识到敌人再也不是她个人的敌人，而是整个中国的敌人。如果说梦莲的思考在战前尚停留在个人的感情层次，而经历战争与沦陷，尤其是经历未婚夫的死亡之后，梦莲的思考上升到民族与国家的层次。小说结尾，梦莲逃出文城，投入抗日军队，显示出她将思想的觉醒转变为积极的实践。另一个觉醒的“新人”典型是四世同堂里的钱默吟。钱默吟是平日里只浇花、看书、画画、吟诗、喝茵陈酒的隐士，虽然没有新知识分子的看透国际形势的眼光，可是具有以传统读书人的“忠义”为基础的民族意识。钱默吟把儿子仲石的义举看作用鲜血写的诗，但同时将自己视为只会在文字中寻诗的柔弱文人。钱默吟清楚地认识到实际的反抗
18、行动对于抗战的重要性，但是他又认为自己缺乏仲石那样的“行动力”。仲石的死亡连带着杀死了好几个日本军人，并且给日本侵略者带来恐惧，与此不同，钱默吟所决心的死亡只不过是面对国难的士大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保持气节的方式，对抗战并不能带来多大的实际效果。这时的钱默吟尚未察觉到自己身上潜藏的行动力。当钱默吟被捕入狱、受过残酷的拷问，从死亡边缘挣扎着返回人间之后，终于醒悟了正是过去自己追求隐逸、旁观国事的生活方式导致了亡国的灾祸。从此钱默吟认定“不能只求化了（死亡）而是须去抵抗，争斗”1。从监狱出来身体痊愈之后，钱默吟就卖掉房子，将儿媳交托给金三爷，自己投入北平地下抗日活动。他主张放弃一己的人道主义观念，以
19、消灭敌人为己任。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钱默吟这样的觉醒标志着老舍抗战初期理想“新人”的新道德规范的建立。起先，钱是因为个人的“怒气”和“怨恨”独自进行宣传与暗杀活动。慢慢地他觉悟到，“独自拼命远不及大家合作的更有效，更有力量”2，由此主动寻求与其他进行抗日活动的人们合作，“忘了私仇，而要复国雪耻”。换言之，钱默吟的思想与行动从个人的“英雄主义”、“复仇”发展成“爱国主义”和民族抗战。随着时间的推移，钱默吟的思想再次发生了变化。与明月和尚的接触，让他认识到“我们的抗战不仅是报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是打击穷兵黩武，好建设将来的和平”，热爱“和平”原本就是中国人的文化传统。钱默吟察觉到战争更大的目的
20、在于战后的和平建设，至此可以说，钱默吟达到了战前自我与战争中的自我的统一，进入了完全觉醒的状态。有学者认为，这种“觉醒”的转变，这种生命历程，“本质上是从一种文化角色向另一种文化角色转变的过程”1。在四世同堂，还有一个觉醒的例子是尤桐芳。尤桐芳是冠晓荷的妾，唱鼓书出身，四岁时被拐卖，后又被强奸，历经苦难的成长经验使其对弱者抱有同情。尤桐芳渴望摆脱鼓书艺人的卑贱身份，过上堂堂正正的生活，可是摆在她面前的道路只有给人做妾这一条。作妾嫁入冠家，并没有給尤桐芳带来充实感，冠家无聊的生活时常让她感到空虚。另一方面，尤桐芳不知道父母是谁，甚至一个亲戚也没有，对她来说，故乡东北是一种确认自己身份和归宿的重要
21、凭借。作为一个辽宁人，尤桐芳怨恨强占东北的日本侵略者，她也是冠家最严肃对待国家危难的人，可有时又难免认为国家大事与自己这种小人物无关。而当大赤包要把她赶到妓院里去的紧迫关头，尤桐芳终于迎来觉醒的契机。是钱默吟提醒尤桐芳，她不仅是冠晓荷的姨太太，她还是一个中国的国民。正是通过钱默吟的启发，尤桐芳开始真正觉醒，最终为国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可以看到，尤桐芳的自我认同，最初不过局限于作为“东北人”的地域观念，而在北平沦陷期间，却发展成现代民族国家概念下的民族认同。与学习西方知识，具有现代民族意识，进行积极实践活动的尤大兴、祁瑞全、孟良等抗战“实干家”不同，王梦莲、钱默吟、尤桐芳等形象都称不上是新式知识
22、分子。尽管他们不同程度地具有一定的“民族意识”，但在抗战伊始都以为国家大事与自己没有太大关系，没有意识到自身潜藏的抗战力量。在经历抗战的苦难过程中，这些人认识到日本侵略的本质，抛开了陈旧观念和克服障碍，重新建构了新的自我认同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中国”的国民，觉悟到自己所具有的抗战力量，从而投入积极的抗日运动。尤其是钱默吟，更是历经了一个克服北平市民文化的弱点，吸收、升华传统文化精髓，进而蜕变，获得完全的觉醒的生命过程。如果说王梦莲和尤桐芳的觉醒显示了老舍抗战初期的新的道德标准，那么从钱默吟的觉醒中，我们能够看到在抗战期间道德标准的变化和发展趋势，可以说，钱默吟是最接近老舍理想的真正的“新人”。三
23、、“新人”理想的困境在战争的时代背景下，以民族意识为前提，发挥“实干家”的能力、积极行动的“新人”形象，大概是老舍小说塑造“新人”的最高理想。然而，当时的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不仅是对外的抗日斗争，而且对内尚需面对继续与封建顽念作斗争的复杂局面。由于各种错综纷杂的状况，老舍小说里的“新人”在面对、处理实际的中国社会现实时，不能不说并没有完全成功，在这些“新人”身上存在着一定的限度。老舍小说中的“新人”理想在面对中国社会时，时常陷入困境。老舍笔下战时“新人”的一个基本限度，在于面对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时，无法找到适合的办法，此外，“新人”自身也存在思想方面的局限。不成问题的问题所叙述就是这样一个故事，虽然
24、它相对远离抗战硝烟，反映的问题却不可谓不大。抗战爆发之后不久，留美的尤大兴为了亟待改善的中国农业，归国效力。尽管抗战直接影响到他归国的决定，可是他归国之后，直接面对的不是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而是中国社会内部的腐败，导致建设农场的计划付诸东流。有研究者指出，不成问题的问题的“主题或主旨显然不在抗战，而在建设。不仅是抗战中的建设，更是抗战胜利后的建设”2。的确，小说描写丁务源的腐败和尤大兴改革的意图，侧重点并不落在抗战，而在建国。从叙事方面看，火葬与四世同堂突出的是惩恶扬善，可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呈现的却是一个正义被腐败击倒的悲剧结构。不妨推测，对于不成问题的问题，老舍认为小说主题本质上是其从 1920
25、1930 年代以来观察到的新旧矛盾的延续。假如四世同堂中祁瑞全、钱默吟等人表现出来的是完美的理想“新人”形象，那么不成问题的问题里的尤大兴虽然是一个抗战“实干家”，却也同时展露出他的个人限度，而由于这些限制，最终导致了农场改革的失败。粗略来看，尤大兴改革的失败，显示了两个方面的限度：（一）只知机械地移植运用西方科学知识，不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固然尤大兴是个专业水平高、专业能力强的新知识分子，尽管性格有点儿“死心眼儿”，但不可否认，尤大兴判断合理，做事勤勉，具有强大的行动能力。尤大兴的问题在于其不了解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人情关系，以为完全凭制定规则就能解决问题。小说里的尤大兴，看上去似乎是个缺
26、乏感情的人，这与农场实际上的运转所依托的人情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过尤大兴的典型化的性格，小说追求一种直接明确地传达作家的创作宗旨及意图的效果。被过滤掉感情的尤大兴是个象征西方理性主义的漫画式人物，老舍通过漫画式的夸张，将尤大兴和丁务源的对立转换为西方理性主义与中国情面主义的对立。在尤大兴眼里，“科学的方法与法律的生活，是建设新中国的必经的途径”1。因此，尤大兴到树华农场一上任就马上着手改革。从起床时间到劳动时间与休息时间，都做了严格的安排，并带头以身作则，给每个人都分配任务，安排工人在夜间放哨，规定不能私自占有农作物，等等。丁务源带来的几个“混饭吃的”人对尤大兴的改革极其不满，可是“有经验
27、的工人”心里却清楚改革的方向和方法都是合理高效的，因此尽管他们对尤大兴有些反感，但论能力、凭良心都不能不服从他。尤大兴不仅给农场工人分配了较高的劳动量，同时约定了与劳动相对应的合理报酬，而且告诉工人们，他们付出的勤劳和汗水是有利于民族国家的利益的。尤大兴试图以“中国人”的概念唤起农场成员的团结，从而每个人都能够承担自己对于抗战的责任。农场工人们逐渐适应了有规律的生活，开始在工作与学习中寻找到健康的愉快，他们也慢慢地减少了对尤大兴的反感，并越来越佩服他。尤大兴的改革，显示出利用西方科学技术和理性主义对于改造底层民众的可行性。然而，农场工人们却最终反抗了尤大兴，其中当然有已经习惯于腐败生活的一些工
28、人对改革后的辛劳的不满，可是更大的原因在于尤大兴只讲究规则，完全不考虑人情世故。秦妙斋虽然没有任何权利住在农场，可是却已经与工人们形成了互称“朋友”的亲密关系。而强调规则的尤大兴虽然提出“民族”的价值共同体，可实际上工人们只把他当作管理员，他们之间并没有形成像秦妙斋或丁务源那样的亲近感和关系网。因此工人们对尤大兴放逐秦妙斋的行为产生反感，便找尤大兴的漏洞。这表明如果不考虑中国社会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联系和关系网的传统，只一味进行激进的社会改革，那么最后必将遭到失败。（二）尤大兴的失败也暴露了他自身思想的局限。他所施行的改革因自身的思想缺陷而受到阻碍。在农场工人们的态度转变后，尤大兴仍然要坚持自
29、己的办法，结果却发现为了帮助他融入农场的“人情社会”中，妻子私下里一直和大家一样偷鸡蛋，尤大兴因此受到了道德上的致命打击，最后不得不离开农场。这样的结果与尤大兴本身的思想缺陷有关，对尤大兴来说，恋爱是一种精力的浪费，结婚也只是为了能够安心地工作，这样的思想显然与五四新文化时期以来的恋爱观不合。尤大兴的妻子明霞心里清楚丈夫的不讲情面在感情上会得罪工人们，她认为这是一种不合时宜的举动，于是跟着工人们偷鸡蛋，和工人们拉近关系，以弥补丈夫的过失。明霞的动机可以说是善良的，但带来的后果显然表明了尤大兴与明霞相互之间并不理解对方，他们的结合就是一个“很合理，但是也是个错误”2的决定。尤大兴虽然在工作方面具
30、有很强的专业知识和执行能力，可是在爱情婚姻方面是个弱者，结果当初在尤大兴眼里无足轻重的小事，后来反而成了其工作上的巨大阻碍。树华农场是个工作场所，但也是个生活空间。西方产业革命之后，以现代工厂和公司为中心产生了新的职业形式，从此西方国家或大城市的工作场所与生活空间分开了，可是树华农场仍然保持了没有区隔的传统手工工场的特征。在这样的结构下，树华农场的成员无法完全脱离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道德秩序，工人们与尤大兴在工作上形成上下级关系，同时与明霞形成一种邻居关系。明霞和工人们一起偷鸡蛋，就是为了终止尤大兴与她四处迁移的生活，为了获得农场成员的认可。客观地说，为了提高农场的生产率或者防止腐败，需要在西方
31、科学技术和理性主义思考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可是在无法脱离传统农村社会结构的树华农场，尤大兴所推进的连日常生活方面都作了限制和规范的激进改革必然引来反抗的心理。而最大的悖论在于，尤大兴所推动的改革的失败，其实是从其对自己婚姻的“合理”选择与残留有封建思想的明霞结婚开始的，这背后则是尤大兴自身落后的爱情观。如果说“新人”尤大兴的失败根源在于思想的局限，存在理想和现实之间距离过大的问题，那么四世同堂里的祁瑞宣则是另一种类型，他的局限既来自于责任的重大，也由于个性的犹豫，当然还有外部现实的制约，最终导致了选择的延宕。研究者关纪新曾把瑞宣看成是“新旧观念裂变时代造就的文化混合体”1。在第三部饥荒中，弟弟瑞
32、全回北京之后，祁瑞宣接受瑞全的劝说，接受教职，协助地下抗日活动，思想和行动发生转变，显露出向“新人”的变化。但是从小说的整体来看，瑞宣是一个因为现实的制约，没能积极实践理想，一直矛盾着、犹豫着的“新人”，忍受着“灵魂受到的凌迟”2。作为一个新知识分子，祁瑞宣深知现代民族意识和国家概念，理解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与世界的关系。瑞宣有强烈的爱国心，觉得作为具有知识与能力的公民，在国家存亡之际，理当投身抗日运动。但从另一方面看，瑞宣仍然保持着北平市民文化里传统读书人的品性。瑞宣总是那么淡然、文雅，诚实、认真，對己俭省、待人大方，做事用功，凭本领吃饭。瑞宣对中国与西方的文化都有相当的见识，因此他在学校和胡
33、同都很有声望。然而，瑞宣“心中老有点自愧他知道的是甲，而只能作到乙，或者甚至于只到丙或丁”，因为肩负着维持祁家大家庭的重任，瑞宣不能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和生活。于是，瑞宣不时嘲笑自己的软弱，但同时也为这种自我牺牲感到骄傲。北平沦陷后，瑞宣一直处于公民和家庭不同身份责任的冲突中，“理智与感情矛盾着，作亡国奴的耻辱与作孝子的责任矛盾着”，几乎每天“在精神的炼狱中度过”4。由于被家庭所束缚而无法参与抗战，瑞宣内心很受折磨。虽然察觉到对抗战必须投入积极的武力抗争，瑞宣也憧憬钱默吟从隐士变成战士的觉醒，但这种憧憬却导向了他的自我嘲讽尽管清楚知道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所应承担的责任，现实中却无法去践行。从钱默吟
34、的行动中，瑞宣领悟了“地道的中国人是会为一个信念而杀身成仁的”5，“旧的，像钱先生所有的那一套旧的，正是一种可以革新的基础”。换句话说，瑞宣并不是从新文化中，而是从中国传统文化里发现了支持抗日的力量。在与出狱后的钱默吟相见之后，第二天瑞宣醒悟了钱默吟虽然目前很辛苦，可是却极其健康，极其快活，此中原因正在于钱具有坚定的信心和决心。因而瑞宣重新看待过去的一切：自己的行动不是逃避，没有向敌人屈服就是一种气节，所以“他应当去看日本人的一切暴行与把戏”7。由于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过去曾让瑞宣感觉到羞愧的、自己的“不行动”，现在看来其实也是一件保持气节的值得骄傲的事情。然而，渐渐地，周围情况愈来愈恶劣，但
35、瑞宣宁可安贫，也不愿替日本占领者做事。当逃离北平数年后回来的瑞全找到瑞宣，建议其回学校教书后，瑞宣改变了在学校就职就是替日本人做坏事的想法，回到学校用迂回的方法启蒙学生，同时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地下抗日宣传活动。虽然与钱默吟的相遇使瑞宣的想法发生了一些转变，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仍然处于矛盾和犹豫的状态。这种犹豫来自于理想和现实的脱节，直接的原因有二：瑞宣个人的局限和沦陷区现实的框限。首先，个人的局限很大程度是由瑞宣的软弱所造成。尽管学习了新知识、接受了现代思想，然而，现实中的瑞宣却是这个旧式的四世同堂大家庭的当家人。为了维持四世同堂，瑞宣抛弃了自己的理想，选择守护家庭，并因此感到自我牺牲的骄傲。
36、然而，这种“自我牺牲”并不是改革现实的行为，而是向现实妥协、顺应现实。因此瑞宣所感觉到的“骄傲”，其实是一种合理化自己抛弃理想、屈服于现实的行为的心理活动，是一种“精神胜利法”。瑞宣虽然知道“恋爱神圣，结婚自由”的道理，可是仍然接受了父亲给他定下的与旧式女性韵梅的婚姻;虽然两人缺乏爱情，但生儿育女日子仍然过得很好。这样的生活状况已经暗示了抗战之前瑞宣顺从现实的温和性格。抗战爆发之后，这种软弱继续限制着瑞宣，让其困于现实之中，不能追求理想。如果说战前的理想和现实是个人的追求和家庭职责之间的对立，那么到了抗战时期，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就是个人对民族、国家的义务，尤其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义务和家庭职责之
37、间的冲突。在战前，瑞宣在为家人牺牲自我的过程中得到一种折磨的快感，可是在抗战中继续这种为守护家庭而牺牲自我理想的行为，已经是一种无法带来快感的纯粹自我折磨，因为这已经不是个人理想的抛弃，而是抛弃了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责任。这让瑞宣陷入思想的折磨中，不断地反省和后悔，最终，由于软弱而抛弃个人理想的瑞宣，在抗战中选择去承担自己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不过在这个过程中，瑞宣因其习惯于向现实妥协的软弱，无法做到积极地去实践和承担这样的责任，不断地犹豫、矛盾，恰恰暴露了自身的局限性。瑞宣的个性弱点反映的其实就是一种北平的“市民性格”1。北平的沦陷是造成瑞宣不断犹豫的另一个原因。留在沦陷北平的人大部分是
38、老弱病残，以及为了照顾他们的生存而留下的家人。在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人之先，这些人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需要生存下去。北平沦陷后，他们仍然得和从前一样想办法赚钱，解决基本的衣食住行问题。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与钱默吟不一样，瑞宣无法脱离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的原因当然和其所接受的传统伦理道德有关系，可是更直接的原因是为了生存。假如瑞宣和弟弟一同逃离北平，去参加抗日运动，那么，祁家一大家人大概立刻就会陷入困境中，即使幸运地躲过日军的摧残蹂躏，接下来也很可能遭遇严重的经济困扰，家人的生存将会受到极大的威胁。作为当家人的瑞宣在沦陷的现实前面对的生活压力，远远超过瑞全所感受到的。对瑞宣而言，要守护的并不是文雅的北平
39、人的文化传统，而是一家人的生命，因此盡管瑞宣感觉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国家，但仍然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然而，在沦陷的现实中，瑞宣无可奈何的选择却是不可能成功的。面对外敌的入侵，唯一的方法就是奋起反抗，保护国家和民族，以阻止更多的牺牲。老舍所塑造的抗战时期理想“新人”中，一方面是对老舍 19201930 年代小说中理想“新人”“实干家”的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老舍也机敏地捕捉到了因战争的特殊性带来的战时“新人”的特殊性。抗战给中国人提供了重新看待、了解中国的契机，全国各地逃难而来的民众混杂一处，形成了多民族的大融合，在战时中国的大框架下，分散的各个地方借助各种具象的事实和细节被重新认识。其中的抗战“实干家”通过新式教育，学习西方知识，成为“新人”，而觉醒者则是从抗战的经验里得到锻炼而成长为“新人”。老舍经由笔下的“新人”形象显示的是，以民族意识为根基所重塑的传统道德观念能够成为抗战的新的力量源泉，也足以成为抗战的特殊历史语境下判断“新人”的新价值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