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学者施展：制造业没有“逃离中国”尹洁施展。1977 年生，辽宁阜新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学学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硕士，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外交学院教授、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越南首都河内有一处景点，叫还剑湖，湖边有很多百年以上历史的老建筑，上面挂着中文书写的牌匾、对联;湖边的玉山祠建于 18 世纪，里面供奉着关帝、吕祖、文昌帝君等神像;离玉山祠没多远的地方，一个白人姑娘在用中文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姑娘四周的街边小店里，几乎都供着一个土地爷这是施展第一次到河内时看到的景象他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离开中国，或者说，好像穿越回了上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闹哄哄的氛围让我感觉似曾相识。城市看
2、上去杂乱无章，却充满活力和人情味。在这种地方生活，你或许会感觉不那么光鲜，但能卸下很多防备，感到舒适惬意。这样一个让人感觉舒适的地方，在经济上是否真的能够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呢？”之所以有此一问，是因为施展是带着研究课题而来的。作为外交学院教授、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他到越南考察的目的是为了弄清一个问题：中国制造业真的“逃走”了吗？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真正擦出火花后，网上满是“中国制造业工厂正大量向海外，尤其是越南转移”的消息，似乎中国经济面临着重大危机。施展却觉得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发生。“海外哪个国家和地区有条件承接这么大规模的供应链网络转移呢？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如果仅仅转移工厂
3、而不转移供应链网络，是构不成实质意义上的转移的。”施展对环球人物记者说。然而这种判断如果没有实证研究的支持，说服力毕竟是有限的。于是在 2019 年，施展帶领团队来到越南，开始了从北到南的深入调研。而之所以选择这个国家，是因为从各种数据和信息看，越南是中美贸易摩擦“最大受惠国”，被认为是最有可能接替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国家。考察了大半年后，施展得出了自己的结论。2020 年初的除夕之夜，在一台长达 10 小时、由 55 场演讲组成的2020 知识春晚上，他与全国观众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小卷尺背后的大供应链在施展眼中，越南是一个新旧交织的混合体：从河内机场打车往城区走，笔直宽阔的高速公路给人强烈
4、的现代化国家的感觉，但越靠近市区显得越乱：殖民时代的老房子，乱搭乱建的违章建筑，新盖的现代化高楼，三者欠缺章法地混杂在一起。现代化大楼周边是新建的、规划得整齐有序的宽阔马路，而往旁边走一点就是拥挤狭窄、有着多年历史的老街，川流不息的摩托车呼啸而过。施展在越南考察后写的新书溢出：中国制造未来史。对越南当地人来说，无论属于哪个阶层，日常生活里都喜欢在路边摊消费，日子过得优哉游哉。施展问过摊主，那些豪华的现代化商场都是什么人去？回答是，基本都是外国人。“与中国人的工作节奏和生活方式相比，越南人要舒服和闲适太多了。中国人为了赚钱简直可以放弃一切享受，甚至主动加班，在越南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施展说。在
5、2020 知识春晚上，施展列举了一串“牛气冲天”的中国小镇：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鄌郚镇，生产了全世界近 1/3 的吉他;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稍岗镇，生产了世界 50%以上的钢卷尺;浙江省诸暨市占据了全球 73%的淡水珍珠市场;江苏省扬州市杭集镇生产了全世界 60%的酒店用品;江苏省丹阳市生产了全球 1/3 以上的眼镜;湖南省邵东市生产了全世界 70%的打火机这些看起来没什么技术含量的产品，依托的是一个无比庞大而成熟的供应链网络。“在淘宝上，只要花三四元就能买到一盒 5 米长的钢卷尺，去除各个环节的利润之后，这个钢卷尺的生产成本大体上不超过 2 元。钢卷尺的生产确实没什么技术含量，但这种对成本的控制
6、能力绝不是用一句低技术就能概括的，它的背后有一整套供应链体系在支撑。”脱离这种供应链体系，虽然还是能生产出钢卷尺，但是没法把成本控制到那么低。施展认为，中国经济无可匹敌的能力恰恰隐藏在这里。在越南考察期间，施展走访了一位在当地创业、经营近 20 年的家具厂老板任泽忠。他告诉施展，家具产业供应链包括五金、油漆、板材、皮革、纸箱等十几种配套产业，虽然目前越南已经发展起家具行业配套所需的本地供应商，但这些供应商进行生产时所需的原材料仍然要从中国进口。比如在越南生产一张沙发，其中 90%的皮革材料来自江苏;生产家具时所用的夹板，90%以上来自山东临沂;与家具行业配套的五金产业，其中大约 60%的铁要从
7、中国进口，再在越南本地加工成五金;就连用来包装家具的纸箱，原材料还是要从中国进口。科技含量不高的家具业尚且如此，更不用说电子产品等行业了。施展告诉记者：“即使是一件不起眼的小商品，也是由十几个乃至几十个零部件组成的，这些零部件在中国都有单独的厂家生产。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厂家的专业化程度已经到了极致，生产效率极高，同时各种厂家之间互为配套关系，还可以依据上游发包任务的变化而不断地动态重组，形成了效率与弹性兼得的能力。这带来了超强的综合成本控制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中国的人工成本是越南的几倍，每件产品的总成本还是能低一半。至于外国厂家为什么难以实现零部件的高效生产，很大原因在于他们的市场规
8、模不够大。“专业化分工越深，越需要大市场的支撑。比如你是生产汽水瓶的，当市场对汽水的需求是每月 1 亿瓶时，你只做瓶盖就能活了;但如果市场需求只有 1000 瓶，你光做瓶盖利润太低，必须连同瓶身一起做。”“所谓转移其实是溢出”施展带着团队从越南北部到南部，跑了 3 个大城市、3 个主要工业省份，走访了 4 个工业园、7 家在越南的中国商会、不同产业和规模的近 20 家企业，并与越南工人、越南经理层以及几十位在越南打拼的中国人做了深入交流。“我们还拜访了越南政府的基层官员、两所大学的多位学者，甚至在一家中餐馆吃饭时，会说流利中文的越南老板娘都成了我们了解越南民情的访谈对象。”施展说。在河内一所大
9、学调研时，施展问一位越南经济学者：“越南的产业政策是什么？”这位学者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不需要产业政策，生产时缺什么东西，到中国广州去买就好了。”2019 年 7 月，施展（中）在越南北宁省的中资光伏工厂调研。施展在深圳一家电子厂考察时拍摄的生产场景。施展先是大吃一惊，接着想明白了：从河内到广州，走陆路和海路都不到两天时间，甚至比从胡志明市到河内还快。同时由于越南市场规模太小，即便有自己的产业政策，一旦中国市场有了新动作、新变化，越南所依托的外部环境就变了，其产业政策也就作废了。2019 年 10 月，韩国三星公司关闭了在中国的最后一家手机工厂，搬到了越南。但施展在越南调研时发现，每天下午 4
10、 点有很多集装箱卡车开到三星的工厂卸货，卸下来的主要是手机配件，都是前一天下午 4 点从中国珠三角装车运来的。一位在广西做物流产业的何先生告诉施展，他的公司每天都从珠三角往越南的三星工厂运货，一年下来运的货价值好几亿美元，而这只占三星整个物流链条中很小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三星转移到越南的主要是手机生产中的组装环节，上游环节仍然依赖中国的供应链。不管你是三星四星还是五星，不管你做手机手套还是手表，只要想控制生产成本，就得连上中国的供应链。”正因如此，施展认为所谓中国制造业向越南转移，实际上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这个环节对供应链需求较低、人工成本占比较高，通常是产品最终的组装环节。而其他环节很
11、难转移出去，仍然留在中国的供应链网络中。“溢出”的结果是，特定环节往越南转移得越多，对中国供应链的需求就越大，以中国和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之间从而形成了一种深度的嵌合关系。“我们在新闻中经常看到，伴随着贸易摩擦，越南对美国出口有了大幅增长，中国对美国出口有了大幅下跌，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对越南出口的大幅增长。”施展说，“考察了一大圈之后，我的感受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没有谁能够替代中国强大的制造力。一方面，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基础工业不行，另一方面，今天全世界沒有哪个国家和地区像中国人这样拼命工作。中国的经济奇迹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最感动我的是中干”在胡志明市调研的时候，
12、施展听到一个新词“中国干部”。这并不是指中国政府工作人员，而是指越南台资企业里从大陆过来负责管理工作的中层人员。这个群体经常自称“中干”，在越南有几十万人之多，却很少被中国国内媒体关注。他们在越南打拼的故事，是施展此次考察的意外收获。“中干大多是台资企业培养的熟练工人和成熟管理者。他们在越南工作几年后，很多人会自己创业建厂，又雇用了大量越南工人，为当地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施展觉得，这正是他一直寻找的、衔接起中国供应链与越南组装环节的微观载体。在朋友的介绍下，施展接触了很多“中干”，家具行业出身的雷祖旋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位。雷祖旋是广西人，曾在东莞一家台资家具厂打工，不到 3 年就从流水线
13、上的普通工人晋升为主管。2004 年，他被老板派到越南建厂，3 个月时间就学会了越南话，这让他获得了巨大的优势。2008 年，雷祖旋在工厂附近开了一家奶茶店，每月收入能有 2 万元人民币。在当时的越南，三四千元的月薪就已经过得很舒服了。第二年，雷祖旋带着多年积蓄回国，准备大干一场，却痛苦地发现，短短几年间，中国经济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兴的行业、新的商业方式、新的人际关系圈，让他已经无法跟上节奏。在耗费了几十万元积蓄之后，雷祖旋又无奈地回到了越南，继续经营奶茶店。郁闷和无聊中，他组建了一个 QQ 群，成员全部是在越南打拼的中国人，大家在一起交流各种感受，这个组织从几十人逐渐发展到几百人、上千人
14、，规模越来越大。几年后，在大家的提议和积极参与下，雷祖旋制作了一本通讯录。大家拿到它时特别激动，有人甚至流下了眼泪。雷祖旋告诉施展：“多年之后，这些人可以拿着这本通讯录，指着里面一个个的名字，和孙子吹牛，当年爷爷在越南曾经做过这样那样的事情。”“中干”的故事让施展深受感动。他感受到这个群体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够以某种方式被人记住，让自己获得更多价值感。施展感觉自己见证着一个新时代的“下南洋”。“中干的出身并不高，但在海外的奋斗与努力让他们获得了比在国内更高的地位和身份。这个群体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有着深刻的意义，我们有责任让他们的故事被大众看到，让他们以更深刻的方式进入历史。”施展说。当然，并不是所有
15、的“中干”都无法适应国内的生活。前面提到的任泽忠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他出生在重庆大山里，上世纪 90 年代初到东莞的台资家具厂打工，把很多老乡也带到了广东。后来台湾老板派他去越南建分厂，他又把很多老乡带到了越南。老家整个村子就这么被他带动了，从镇上最穷的村子逐渐变成全镇第一的富裕村。现在，任泽忠和他的老乡们在中越两国家具业的各个生产环节上开枝散叶，形成一个网络，把资本、技术、人脉、市场全部连接起来。这个网络在供应链上连接中国本土，在劳动力上雇用大量越南工人，在市场上对接美国，联通着全世界。在施展看来，正是一个又一个这样的中国人，带动着中国供应链网络向全世界延伸。“中国经济的真正活力就在于民间的力量，在于这些勤劳的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