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论发脾气听说世俗所谓的大人物中,竟有动辄发脾气的,拍桌子、摔茶碗、骂人、打人,诸如此类。发脾气的时候面红耳赤,气促心跳,不但自己吃亏,样子也难看。大人物是要装得有威可畏、有仪可像的。竟肯以难看的样子示人而自损其尊严,其中必有不得已者在。什么不得已呢?曰:生活上有不如意的地方。人生活在社会里面,社会既存制度,是一种使有些人的生活如意,而使另外一些人不如意的东西。就现制度说,如果是官、是上司、是老板、是地主、是师傅、是丈夫、是嫖客、是太太,就比较如意;是百姓、是兵士、是下属、是伙计、是工友、是佃户、是徒弟、是欠债的、是妻子、是娼妓、是丫头老妈子,就大不如意。生活上既大不如意,容易动肝火,有发泄的机
2、会就发泄,是不足为奇的。比如“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本以为时乖运舛,为天地所不容,及至听见陆谦和富安的谈话,原来是这两位仁兄在谋害,怎不叫他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呢?武都头满腹含冤,无可申诉,一听见张都监和张团练的谈话,原来自己的冤情,正是这两位恩公的诡计,又怎不叫他三尸神暴跳,七窍生烟呢?但大人物在现制度下,应该是属于如意的一方面,为什么也发脾气呢?那是因为不如意的人发了脾气。不如意的人既然发了脾气,就对于现状不能不有或多或少的危险,促成社会的或多或少的变动。他们是不如意的,也就是贫困的、劳苦的、卑贱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当然希望这变动,乐意这变动,一变动,他们的生活就说不定有改善的可能;大人
3、物和他们相反,他是如意的,即在现状之下,是富有的、安逸的、高贵的、被尊崇与被供奉的,当然不希望变动,一变动,自己的生活就会变差。纵然是大人物吧,要社会完全照自己的意思一成不变,也难以办到。因为社会上真有人的生活不如意,而那些人又出奇的多;真有人在那里发脾气,而脾气又发得出奇的大。如果仍照自己的主观要求,以不变应万变,以少变应多变,以缓变应急变,以假变应真变,那自己倒很容易就变成日暮途穷、倒行逆施,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不知是世界跟他开玩笑,还是他跟世界开玩笑。这是大人物之所以有脾气的根本原因。凡发脾气,必定有对象,对象必定是人。如果对自己发,对草木鸟兽、什物用具发,那只能算是发脾气的变种,不能
4、列为正宗。同时,凡发脾气,必定是被发的对象哑口无言,或者连声谢罪。否则就是两人吵嘴、打架,而不能叫做某人发脾气了。如果这样,那就有许多人虽有脾气,也不一定有发的机会。百姓不能对老爷发,兵士不能对官长发,下属不能对上司发,伙计、工友之类不能对老板发,佃户不能对地主发,徒弟不能对师傅发,欠债的不能对债主发,妻子,尤其是下层社会的,不能对丈夫发,娼妓不能对嫖客乃至鸨母发,丫头老妈子不能对太太发,那些人多是直接蹂躏他们,使他们的生活不如意的,也就是正应该对之发脾气的,可是他们不能发,一发,生活就会变得更不如意,甚至不能生活。岂但不能对那些人发,有的恐怕就根本更无别人可发。但这只就一般而论,林教头、武都
5、头就都发过脾气,而且一发不可收拾。百姓、士兵们不能对官老爷们发脾气;反过来说,官老爷们却可以对百姓、士兵们发脾气,岂止可发,并且正是发的好对象。一边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一边是“不怕官,只怕管”,一物降一物,什么人对什么人发脾气,什么人被什么人发脾气,按部就班,毫不假借。但这绝非有了脾气,幸而有对象可发;倒是先有了可发的对象,这才产生适应那对象的脾气。没有百姓,他就不是官;没有士兵,他就不是官长;没有下属,他就不是上司;没有伙计、工友、佃户、徒弟他就不是老板、地主、师傅不是那种人,就不会有那种脾气,要发也就无从发起。过去的社会,君对于臣,主对于仆,都是绝对的权威。君主不把臣仆当做和自己
6、同等的人看待,臣仆也不敢自谓与君主同等。于是,一面养成了君主的骄纵,一面也养成了臣仆的忍耐。三十几年来,政制有了若干改变,社会也有了若干改变,但有些人,尤其是大人物之类,如前所述,本是不愿意改变的,他们的观念也就真正毫不客气地没有改变,总还以为官是民之父母,就某种地位而言,如同是古之帝王。自己成了帝王,就要发帝王脾气;没有成为帝王,就忍受别人的帝王脾气,而对自己的下属发上司脾气。昨天还在忍受别人的帝王脾气,今天就可对别人发帝王脾气;昨天还在对别人发帝王脾气,今天也可忍受别人的帝王脾气。在君主行乎君主,在臣仆行乎臣仆,他们倒是两者都能适应的。加之社会既在变动,不如意的事本多,要拍桌、摔碗、打人、骂人或者看别人拍桌、摔碗、被打、被骂之类的事,就传到我们小百姓的耳朵里来了。从大人物常发脾气这事看来,莫非咱们这时代真要向前跨一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