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红人加藤“混”在中国加藤将要离开这个生活了九年的国家，去往下一站美国。一个月前的南京，他在回答一个读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提问时，谈到年轻人应该多一些渠道了解历史。这个答案没能让在场的一位女听众满意。很快，一篇题为致加藤嘉一，也致困惑的年轻人的文章以及针对他的愤怒情绪在网上如病毒般四下蔓延，“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的标签贴到了他身上。“你知道我的立场。”他有些委屈，“要是我一直否认或者质疑南京大屠杀，那你说我能走到今天吗？”他颇为沮丧，甚至产生了一些幻灭感：“我在中国的九年就像泡沫。”“我是日本人”每次机场入关，加藤注意到，中国海关官员似乎对他比对旁人要多点兴趣。“您这次来是做什么？”护照递进
2、窗口，玻璃里面的人盯着电脑屏幕像是一激灵，猛然发问。“我是来促进中日友好的。”加藤稍作迟疑，狡猾地答道。“哦，这样”海关官员拿捏了一下这个虚头巴脑的回答，又问：“那么这次呆几天呢？”“不好说。”“为什么？”“因为贵国计划赶不上变化啊！”日本人习得的这套中国太极屡试不爽，两人相视一笑，加藤便被放过关去。其实他们对外国人一般是不问的，加藤说：“我觉得屏幕上可能有个什么东西，肯定不是黑名单，不过大约也是需要关注的人群一类吧。”不少人怀疑他是间谍。“你见过到处接受采访的间谍吗？”他反问。中国人的议论并非没有理由。在加藤的文章和访谈中，常能看到他有意无意透露跟中日双方的“有关部门”都很熟。北京大学国际关
3、系学院教授、加藤的导师朱锋就曾批评过他“爱吹牛，说大话”。“这是一种保护。”他说，“我说大话是有根据、有战略的，你们不要随便欺负我。”我曾看到加藤在日本电视节目上的表现，毕恭毕敬，甚至唯唯诺诺。那个在锵锵三人行上翘起二郎腿指点江山的加藤完全不见踪影。他很清楚在相隔一个时区的两个国度，举止言行也得像拨时针一样作出调整。“我并不爱中国，”他说，“爱上的话，我就死定了。我不是大山那样的老外，保持距离是我的底线。”如果中日必有一战，你支持哪边？加藤常被问到这个问题。“诸位，我是个日本人。”他顿了顿，眼神变得严肃冷酷，又重复一遍：“我是个日本人啊！”“入乡随俗”对于想要认识的人，加藤的古怪招数还有很多。
4、某人去厕所，加藤跟在后面哎你好你好！会场里，某副部长衣服挂在椅子后面，他故意走过去把衣服碰掉。啊，对不起对不起！噢，加藤君！“这种事情很重要。”他说，“其实就是搭讪，但这需要魄力。细节决定成败啊。”我问他从哪学来的这套，他两眼一横：“没学过啊，哪里学？我觉得这方面我可能是有天赋的吧，天生就会这个。”加藤喜欢中国的饭局，因为总能认识一些新的人，他们会给他带来一些行业内幕，这些都将是他下一次写作或演讲的素材。而中国人的热情也并非没有理由，一个来自日本的名人出现在饭局上，会让东道主感到“很有面子”。而他对热点问题的点评，又总是能精准地抓住人们的目光。“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微博上只有三件事：吵、闹、搞。”
5、他喜欢用日本人中意的数字三来概括自己的见解，“我对中国的未来有三个判断：没有信仰的公民，没有共识的社会，没有蓝图的改革。”这些观点算不上新鲜和高明，但一个外国人以流利的汉语和自信的口气说出来，多少总比那些普通话也讲不清楚的学究更具观赏性。“西方记者经常问我，为什么你这么受中国人喜欢。”他洋洋得意，“因为我知道他们的阅读习惯和接受能力。纽约时报老说这毛病那毛病人家是不爱听的。你看中央的讲话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要学会入乡随俗。”加藤在公共场合的表达语态是保守的，听他在讲台上以一种过于流利的语速高谈阔论时（他少有语误，几乎不打磕巴），令人想起那些央视评论节目里谁也不想得罪的
6、嘉宾。“最近我出了一本烂书”复旦大学校内的咖啡馆，过往的女生抛来景仰和害羞的眼神，窝在沙发里的加藤不时抬眼观望，显然不愿错过与粉丝四目相对的机会。他在学生中的号召力让人惊讶。他在京沪两地的大学里开的讲座，场场爆满。两个南通的大学生，每周二坐两小时长途汽车来上海，只为听他在复旦新闻学院开的一节选修课。年轻人对偶像的崇拜让人心疼，很多被选中的提问者一脸幸福茫然地站起来，用颤抖的声音问：你为什么这么成功在中国，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里恐怕没有几人能拥有如此人气。“印象深刻是这个人的感染力，”环球时报编辑谭福榕说，“跟他聊天你会感觉很大的气场，他指导了一切话题的走向。”媒体爱说他是“日本的韩寒”，他不喜欢
7、：“我不跟任何人比较。”有朋友试图撮合他跟韩寒搞个对谈，他拒绝了。但访谈中聊到兴之所至，他也会说：“我比韩寒高啊，而且高很多呢！”他的最新一本书叫致困惑中的年轻人。跟那些励志书一样，封面上的他玉树临风，志得意满。编辑的推荐语是：日本在华最具话语权专栏作家首部奋斗智慧书。加藤嘉一与你促膝深谈：年轻人该怎么活，怎么学，怎么奋斗！在去讲座的出租车里，我从包里拿出一本致困惑中的年轻人。他有些好奇地说：“呦，我还是头一回见到这本书呢。”我递过去，他连连摆手，那眼神就像见到丑陋的新生儿心生厌恶的父亲。“最近我出了一本烂书。”在讲座中，这本书被当作奖品送给提问者。当他给学生们亮出样书时，他总这么说。观众席里
8、出版公司的编辑就坐我旁边，冲我苦笑。“这是我想要的状态”每次讲座结束，只要时间允许，加藤都要在现场滞留很久。他说自己在网上名誉欠佳，在现实中就得对粉丝们好一点。粉丝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将他围住，他们的提问如告解般小心翼翼。只等加藤一开口，他们就会露出得到安抚的表情。加藤有些不好意思，报之以日本人特有的羞赧。“但这是我想要的状态。”他说，“我希望我在年轻人面前是一个值得追随的存在。”有时他也会摆摆架子，斥责那些不得要领的提问者：“我要让他们觉得既亲切又严肃。”来中国之前的加藤堪称悲催。一个底层的家庭，一个事业失败的父亲，为躲债不停搬家，最多的时候一年搬了二十多次。九年前登上飞机离开日本时，他只觉得自己是祖国的弃儿。连他自己都未想到，多年后去一个崇尚“白猫黑猫论”的国度闯荡，竟一路顺风顺水。“我感谢中国，它给了我自信。我很清楚如果不是此时此地，那么事情就是另外一种样子。”说这番话时，他靠在躺椅上，若有所思地品尝一种巧克力。窗外是让人安静的欧式老楼屋顶，落日余晖穿过颀长的水杉潲进窗台，光影斑驳变幻。三天后，他将赴南京先锋书店为新书签售。在那里，有个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问题在等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