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末代农民”：乡土中国的代际断层“末代农民”：乡土中国的代际断层 江西九江，干渴的大地终于迎来了一场大雨。在德安县丰林镇大畈村，当地农民们正忙着灌溉和补种棉苗。60多岁的村民张金说，两个在外打工的孩子在农忙时不能提供任何帮助，之前他请人栽棉花每天需要60元，再请人的话成本又增高，更何况他担心今年棉花的价钱不及往年。 已是满头白发的张金只是村上衰迈老农中的一员，因为缺少青年人，村庄显得冷冷清清，与绿意盎然的田野形成鲜明的反差。 种田少了接班人 这个丰林镇第一大村，人口1500多人，绝大部分青年像张金家的孩子那样在外打工，剩下一支“386199”部队38代指妇女，61代指儿童，99代指老人。这是在
2、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大量男性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后，在中国农村自然形成的最庞大的队伍。 在这种情况下，将来谁来种田？ “好在现在种田不需要长时间守在田边，七八十岁的农民也可种田。”湖南衡阳三农问题研究者、前水利水电局局长刘放生认为，农业已成为产前产后“两头在外”的产业，种子、肥料、农药、农田翻耕、收割、灌溉（小型以上灌区）等环节依靠花钱购买，产品大部分外销。 但是，用资本替代劳力，机械替代人力畜力，却又出现另一个问题农资上涨，尤其是粮价长时间停滞不前进一步削弱农民种田的意愿。 “现在种田属于没什么事的人才去做”，大畈村村民金林一句话很平实地道出了农民的心态：由于种粮收入低、种田风险高，一些过
3、去视土地如命根的老农，如今视土地为鸡肋。 “能进城的都进了城” 张金有一门木匠手艺，如果在县城建筑工地找份工作，最高一天可赚到150元。他算了这样一笔账：“就算是在一个县城的工厂里打工，一个月也能拿到一千来块钱，一年随便也能赚万把多块钱。但是，像我们种棉花这类的经济作物，夫妻两个人种10亩田才能赚到一万七八千块钱，吃的苦完全不一样，而且还要赶上好年景。” 在大畈村，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大多是50岁以上的农民，“40多岁的农民即使呆在家里种田的也少，大多还是在外有些副业的。”老村长张友笔介绍。 “能进城的都进了城里。”刘放生感慨到，从2004年开始，他对衡阳县石市乡53个村进行调查，当时全乡527
4、84人，其中1545岁年龄段的青壮劳力26000余人，身体正常的（不包括在校、当兵和在本乡的公职人员）、仍在农村居住和间隙进行农业生产的，不足2000人，其中从事全职种养的劳力几乎没有。 刘放生介绍，这些50岁以上的种田人，分为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在本地城乡就业者，农忙时回乡兼营耕作，占20%。二是留在乡下带有孙子女的“蹒跚老人”，占60%。三是少数外出无门的准老年人，约占10%。四是一些回乡建房或短期照顾病痛的在村老年人，顺便耕种，占5%。五是一些在城镇公共部门就业的“半边户”，退休后回到生养之地，经营田园，养老归山，占5%。“近年回流的农民工中，45岁以下的，在村居住一年以上的几乎没有。”
5、一种内在精神的脱离 “年轻人极少搞农业了，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不仅会影响粮食安全，还会加速农村社会的凋敝。”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不无担忧地说。 最近，大畈村里召开了一次村民大会准备选村长，大礼堂满座的村民，不见几张年轻的面孔，村长一职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江西大畈村只是当下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梁鸿在其描绘村庄萧条景象的著作中国在梁庄中写道，处于颓败状态的乡村，其内在精神和伦理道德一样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在梁鸿看来，这一代农村青年与乡村、土地是隔离的，这是一种内在精神的脱离。“他们对土地对乡村对自身的文化都没有兴趣，没有完整感知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存在，即使出生在农村，这些孩子
6、长大后还是不愿意当农民。”梁鸿说。 城市的理念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渗透到农村的每个角落。每逢春节，返乡的人们都在谈论着在哪打工、赚多少钱，这会给滞留在村里的年轻人以心理压力，“呆在家里是没有出息的，出去打工吧”，邻里乡亲的议论给年轻人外出提供着心理支持。过完年，新增和已经外出打工青年一起离开家乡，随波逐流。从一个城市漂流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工厂转移到另一个工厂。青年逃离农村，成了一种发自内心的逃离。 梁鸿认为，新一代的农村青年包括80后、90后农民可能真正是农民的终结，他们更像是末代农民。“这是几千年来农村不曾有的景象，不仅是社会生活逼他们，而是内在成长或情感与农村都没有联系。” 挽救农民断层
7、在北京某房地产公司做中介的曹兴，自从中专毕业后就到大城市里谋职，发过小广告、在餐厅做过杂工，即便生活境遇再怎么窘迫，他也不愿回到乡下帮父母种地，“种粮食既辛苦收入又不高，谁愿意回去？当然，如果年收入有两万的话，倒是可以考虑。” 对曹兴这一代新生代农民来说，他们既不熟悉传统农业技术、不会使用传统农具，又不熟悉现代农业技术。虽然如今很多农民子弟都摘下了“文盲”的帽子，很多人却又戴上了“农盲”的标识。 不过，李昌平认为，中国土地上耕作的劳动力现在至少还有1.5亿人，尽管其中的大部分人是80年代之前出生的，但“末代农民”的说法是不确切的。因为：第一，中国现在不是农民少了，而是农民多了；第二，80后不做农民了，不是绝对的，只要农业能够获得社会平均利润，不仅80后会返回农业，90后也会搞农业。 “中国只要提高农业比较效益，是不会缺人种田的。”李昌平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当提高粮食价格。 农业部发展计划司副巡视员张辉指出，解决“将来谁来种田”的问题，关键是在加强农业生产力建设的同时，开发和利用好农村的人力资源，培养适应农业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新型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