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受教育者的底线读教育的信仰有感温州中学 方军 1924年，一个“微风飘萧的春日”，朱自清来到春晖中学任国文课教员。是年10月16日，春晖第34期刊出了先生教育的信仰一文。 该文批判了“以教育为手段” 和“以教育为功利”的校长和教师。校长和教师以教育为手段，则势必“将教育看做权势和金钱的阶梯，学生们自然也将教育看做取得资格的阶梯；于是彼此都披了教育的皮，在变自己的戏法!戏法变得无论巧妙与笨拙，教育的价值却已丝毫不存在”；校长和教师以教育为功利，则势必注重眼前学业成绩，因为注重眼前成绩，则势必制定种种管制的法则，而这些法则又必然冷酷地执行，“为学生个人的与眼前浮面的功利计，这原未尝不可”，但学生“
2、机械的得着知识，又机械的运用知识的人，人格上没有深厚的根基，只随着机会和环境的支使的人，他们的人生的理想是很模糊的，他们的努力是盲目的。在人生的道路上，他们只能乱转一回，不能向前进行”，先生称之为“跛的教育”。 因此，先生认为教育者对教育应该有超越功利的信仰心，教育者应该要有大爱。先生指出“须能爱具体的这个那个的人，不是说能爱抽象的人。能爱学生，才能真的注意学生，才能得学生的信仰；得了学生的信仰，就是为学生所爱。这时教育者与学生共在一个情之流中，自然用不着任法与尚严了。法是力量小的人用的”。 朱先生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据校刊春晖记载，一次，有人报告学生中有几人聚赌。如此公然的违纪事件，朱自清
3、不主张学校处理学生。他和别的教师商量后，采取的做法是：教师先找学生谈话，学生认识到错误后，就交由学生协治会处理。学生协治会是学生自己的组织，他们的处罚方式是，罚犯错误学生写大字和打扫学生宿舍卫生一个月。 先生对教育的行与思，深受同在春晖共事的忘年交夏丏尊先生的影响。夏先生当时翻译了意大利作家业米契斯的小说爱的教育一书，译著风行一时。同时，夏先生也是“爱的教育”的践履者。有人把他的教育方式称为“妈妈的教育”。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兼任舍监一职时，每天清晨起床铃一响，他就来到学生宿舍，把睡懒觉的一一叫起。晚上熄灯后，他再到学生宿舍一一查看。遇私点蜡烛的，他熄灭蜡烛后予以没收，合衣而眠的，他促起脱衣盖被
4、。有学生在点名、熄灯后溜出校门玩耍，他知道后也不加责罚，只是恳切地劝导。如果一次两次不见效，他就会呆在宿舍守候这个学生，无论多晚都守候着。等见到了学生，他仍不加以任何责罚，只是更加若口婆心地劝导，直到这个学生心悦诚服，真心悔过。 如果只看观点，朱先生所思无疑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透过字里行间，当我去寻找朱先生的论证思路时，却发现其中颇有问题：那就是朱先生制造了教师尤其是学生与学校管理者的过度紧张。这种过度紧张往往导致教育理想的无从实现。在先生该文发表几个月后，事情就发生了。 1924年深冬的一天，春晖中学的学生黄源在出早操时戴了一顶黑色的绍兴毡帽。体育老师认为不成体统，勒令除去，黄源不肯，师生
5、由此发生争执，校方坚持要处分黄源，舍务主任力争无效，愤而辞职。全体学生罢课，校方开除了为首的28名学生并宣布提前放假。此举激起教师的公愤，教员集体辞职以示抗议。夏丏尊、丰子恺、朱光潜、朱自清等人先后离开了白马湖。人散后的白马湖，“一钩新月天如水”。春晖神话也随之破灭。那么试问那些被开除的学生怎么办？试问那些失却了良师的学生怎么办？试问先生们的教育理想怎么办？当我们平心静气来看整件事情的缘起，很容易看出学生黄源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我们是不是在讲教育的信仰的同时，也需讲讲受教育者的道德底线和人格底线呢！这个问题蔡元培先生多次委婉地表达过。 我们通常会认为 “五四”运动时期，蔡元培是坚定地支持
6、学生的。其实不然。蔡元培在一封信中曾明白指出，认为他与五四运动关系密切是一种误读，他“始终注重在研究学术方面之提倡，于其它对外发展诸端，纯然由若干教员与若干学生随其个性所趋而自由申张，弟不过不加以阻力，非有所助力也”。更深层次的原因，与他私交甚好的蒋梦麟一语道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就难以满足。”正因如此，运动爆发后几天，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辞北大校长职出京启事，离开了北京大学，南
7、下杭州。 其后，北大学生连发敦促其回校的电报，蔡元培有感于学生们所表露出的“力学报国”的壮志和意愿，重新回到北大主持校务。但他所担心的“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就难以满足”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922年，北京大学因办学经费短缺，而于此年向学生征收讲义费。于是当年10月17日和18日引发了所谓的讲义费风潮。学生对于教员“肆口漫骂，并加恫吓”，这些学生“威迫狂号，秩序荡然”。学生们吵到了校长室，蔡先生捋袖伸臂，直呼“我跟你们拼了”。不得已，蔡先生再度提出辞呈。 五四时期，朱自清先生是直接参与者，见证了运动的胜利；春晖时期，朱自清先生是26岁的青年，颠沛流离，目睹了诸多怪现状，因此，可以说朱先生制造教师尤其是学生与学校管理者的过度紧张是时代使然，也是生活使然。但在“爱的教育”的名义下，忽略了受教育者的道德底线和人格底线，这点我们不必为尊者讳。 此后的历史和现实不断证明，学生的欲望如若不能发乎情，止乎礼，而变成缠斗、交易甚至讹诈，无不像丰子恺漫画人散后所昭示的那样：这绝不可能是一出“洗具”，只能是一幕“杯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