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风”与“礼”学界大多认为二雅三颂与礼制具有共生互渗关系，而往往忽略了国风与礼制所具有的这种关系。但笔者以为恰恰正是这部分作品更具代表性，因为它们不仅是构成诗经的主体，其作者群体与诗歌内容也都更具有广泛性。本文仅就风诗与嘉礼的共生互渗关系举例略述，以管窥见豹。 嘉礼的具体功能是亲万民，主要包括饮食礼（宴饫）、昏冠礼（含笄礼）、宾射礼、飨燕（享宴）礼、脤膰礼、贺庆礼、乡饮酒礼、养老礼、优老礼、尊亲礼、巡狩礼等十一种类型，其核心为致亲（万民）。据初步统计，在风诗中，涉饮食礼者19首，涉昏冠礼者21首，涉其他婚礼者56首，涉宾射礼者5首，涉燕飨礼者8首，涉乡饮酒礼者7首，涉侍亲养老礼者3首，去其重复
2、当有95首，占诗经中全部嘉礼类诗歌总数172篇的55%。 就其创作内容而言，像周南关雎描写了庙见成妇礼仪式，且为依礼求偶的范本；周南葛覃蕴含了归宁父母礼信息；周南汉广为亲迎御轮礼与留车反马礼的形象描绘；召南鹊巢描写了迎亲婚仪；邶风凯风自责不能行侍亲养老礼；齐风猗嗟再现了宾射礼场景；豳风东山描写了亲迎受女结帨仪式；豳风七月则蕴含了饮食礼、昏冠礼等诸多信息，描写了飨燕祝寿礼场景，等等。这都彰显出风诗与礼制之间的共生互渗关系。 就其运用形式而言，周南关雎周南葛覃周南卷耳召南鹊巢召南采蘩召南采蘋等六诗，都被用在行乡饮酒礼、乡射礼、飨燕礼、敬贤礼时定期演奏，且用于王后与国君夫人的房中之乐；在周礼仪礼礼记
3、中，对召南驺虞用作宾射礼演奏的记载殊多。其用意是通过在礼仪场合演奏风诗，教化民人，协调关系。尤其是从春秋前中期开始，各种重要场合兴起赋诗言志之风的同时，引诗以说礼之风也悄然而兴，使诗经与礼制得以并行传播，互渗得以深化，仅左传记载引风诗证礼就达30条，其中5条涉及嘉礼。比如，襄王二十八年（前625），鲁君子引邶风泉水次章问我诸姑，遂及伯姊诗句，以侍亲礼姊亲而先姑之道，讥讽宗伯夏父弗忌长幼颠倒的逆祀行为（左传文公二年）。再如，简王七年（前579），晋大夫郤至（昭子、温季子）聘问楚国，共王用两君相见燕飨礼招待他，郤至便引周南兔罝首章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诗句，言以燕飨礼结好邻国而慈惠其民，便政以礼成；又
4、引卒章赳赳武夫，公侯心腹诗句，言以超标燕飨礼收买人心，则适得其反（左传成公十二年）。 就其理论阐释而言，孔子在继承前贤赋诗言志、引诗说礼阐释方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诗、礼、乐的关系提升到理论高度予以确认，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的三种境界：借学习诗之文本以体悟其所蕴含的礼制精神，由涵养礼制精神而立身，最终达到能逐一演奏诗三百的高度，才算真正完成了诗经的学习。这无疑对诗礼互渗关系的深化起到了强有力的助推作用。具体到风诗与嘉礼的互渗，孔子与端木赐（子贡）借卫风淇奥讨论人格修养精益求精，早已广为人知；其解关雎的精髓乃反纳于礼（孔子诗论，下同），亦为智慧之见，这个反纳的礼就是依昏冠礼求偶
5、之礼；其解周南螽斯为君子，即庆贺君子依礼修身而多福，亦颇得诗心；其首肯郑风将仲子女主人公将中之言不可不畏也，是因为发现了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礼制的敬畏；其喜欢齐风猗嗟四矢反兮，以御乱兮诗句，也是因为诗句展示了宾射礼。 可见，无论风诗的创作内容，还是运用方式与理论阐释，都体现出其与嘉礼的共生互渗关系。从道理上讲，所谓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管子心术），则描述日常生活风貌、抒发日常生活感情的诗歌，承载的社会生活习俗信息会更为全面而丰富，自然是最能反映社会生活习俗的诗作。我们知道，生活习俗是礼俗产生的社会基础，而礼俗则又是官方制定礼制的重要依据之一。故孔子认为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
6、（礼记坊记）。因此，只要国风产生的过程与礼制产生的过程具有共时性，其也应该和雅颂一样与礼制有着密切关系。 就现存160首国风作品而言，学界认为多数诗篇创作于春秋时期，但其中有些渊源于远古歌谣而其主体篇章产生于商代晚期，应当是没有问题的；有些则是在西周初年周公旦制礼作乐时将采集自民间的歌谣，改造配乐编纂到国家礼乐典章之中，之后又重新回归于社会而在不同礼仪场合演唱教化民众，也是没有问题的；即就是那些创作于春秋时期的讥刺非礼的所谓变风诗篇，其比照的对象正是有礼周公旦制礼作乐时所创立的礼仪制度规范。吴公子札（季札）聘鲁观乐时，赞美二南为始基之矣，称赞豳风为其周公之东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即为明证；后
7、来孔子嘱其儿子孔鲤（伯鱼）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也大有深意。 就西周礼制形成历程而论，同样发端于远古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就其层次来看，由风俗而礼俗，由礼俗而礼制，而风俗恰恰是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的；就其范围来看，由民间而官方，从宗教到政治。当然，由上古礼制形成过程来看，是经夏商积淀而至西周礼制才得以完备的。故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这表明西周时期才真正进入了礼制时代。即便到了东周中期开始出现了周室陵迟，礼崩乐坏（风俗通义声音）的局面，但仍有大批虔诚如周内史叔过、卫执政卿甯速（庄子）、秦大夫百里视（
8、子明）、曹大夫僖负羁、宋司马公孙固、晋大夫羊舌肸（叔向）、吴大夫公子札、齐卿士晏婴（平仲）、楚行人观射父、郑执政卿游吉（子大叔）、鲁司寇孔丘、陈芋尹盖者，都一直在不遗余力地维护并修复着它。 由此可见，国风的创作、结集、传播与先秦俗礼礼制的积淀、完备、推行，是大体同步的。这就为两者共生互渗关系的可信性提供了历史背景依据。西周社会的礼乐文明是诗经产生的历史土壤，而诗经又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扩大了礼乐文明在周代社会的影响。风诗自然也不例外。春秋开始，外交或其他场合引风诗以说礼，孔子教授诗三百借风诗以谈礼，进一步扩大了风礼互渗的途径，并深化了风礼互渗的程度。 综上可见，风诗不仅与嘉礼从远古至西周相伴而生，而且到东周其互渗又在不断加深，为我国传统礼乐文明的核心元素诗礼文化建构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今天我们中华文化复兴贡献了丰厚资源。 （作者：徐正英，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