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湖南省郴州市第五完全中学高一语文小狗包弟教案3 人教版一、设计意图 1.通过与文本的对话，理解文章内容，把握作者情感，培养学生阅读理解能力。 2.通过探究阅读，生生对话、师生对话，深入理解文章内涵，感受作者的深刻反省、自我拷问的警醒人心的力量，感悟作者严于解剖自己、敢于说真话人格；引发学生学会认识社会、认识自我。 3.通过作业，进一步深入理解文本，促进学生语言运用能力、鉴赏能力、想象能力的提高。 二、主要活动安排 1.课前预习作业 学生访问调查，访问身边70岁左右的文革中的“走资派”（或身边年长的家长），了解文革动乱中的人际关系情况，并做好访谈录。 通过网络等手段查阅整理文革历史背景、巴金及其
2、作品的有关知识材料。 2.课上 自主学习：主动思考、主动探究、解决问题。 合作研讨：同学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交流讨论，共同探究文本。 3.课后 课后练笔，做到读写结合。 三、教学重点 领悟作家深刻的思想和真挚的感情 四、教学难点 文革的历史背景 五、课时 1课时 六、教学过程 1.小组快速检查交流访问和积累的情况（3分钟） 文革动乱时人们的心态及人际关系； 巴金及其作品的有关知识材料。 2.默读全文 梳理文本思路，把握情节及人物感情变化（整体把握能力、提炼概括能力训练）。 （1）小狗包弟有过哪些经历？ （2）随着包弟经历的发展，“我”的思想感情有什么变化？ 用图表法概括 包弟的经历 “我”的感
3、情 包弟来历（被转送） 高兴（2自然段） 七年相处（亲密相处） 快乐（36自然段） 不幸被弃（被追杀） 惶恐、忧虑（79自然段） 别后命运（被解剖） 轻松、沉重、歉疚（1013自然段） 3.教师提问：文章的第一自然段写了一个艺术家与狗的故事，似乎与包弟没有联系，这段文字在文中起到什么作用？ 明确：文章的第一自然段写了一个艺术家与狗的故事，从思路上具有引起下文的作用，作家通过别人的故事引到自己的故事；从内容主题上，二者似成对照，让人看到此类事在全国并非一二，而是遍见的，由此深化了文章的主题；从写作效果说，艺术家与狗的故事似乎更惨烈，而巴金与狗的故事之悲哀则在于心灵，是一种“润物细无声”或“此恨绵
4、绵无绝期”的精神折磨。 4.研讨对话：（鼓励学生从文本出发，主动提出问题、共同研讨并自主解决问题；也可以采用教师提问的形式） 教师预设问题： （1）为什么不想送走小狗包弟？（此问题相对简单，可以灵活处理） 明确：可爱、聪明、有情义、通人性，小狗包弟愈是可爱，愈是聪明，作家的一家人就愈是不忍让它离开。 （2）小狗包弟为什么一定要被送走？（小狗包弟成为包袱的原因） 明确：他是日本种的小狗，旧主人又是瑞典人，在那个年代，养一只宠物狗本身就是一种奢侈，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同时我们再联系前面的艺术家获罪的原因（“里通外国”是个反革命），再联系小狗包弟的这种特殊身份，当时那种人人自危，人人力求自保的社会现
5、实，注定了小狗包弟命运的悲剧性定被遗弃。 （3）关于巴金的内心斗争与煎熬如何理解？（“轻松”与“沉重”的矛盾）。 轻松：在那个社会环境把“麻烦”送出去，“轻松”是正常人的感觉。 沉重：良心的自我发现，对自己“出卖”“背叛”包弟、对自己懦弱的羞耻感。 明确：“包袱”解除了，包弟送走了，自然而然的就轻松了。但是当作家想到了解剖台上的小狗包弟的惨象，进而想到为了自保，将相处了七年，有着深厚情谊的包弟牺牲掉，心中便产生了深深的愧疚，这种内心的煎熬使他又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这个心理变化表现了作者的心灵历程，首先说明作者勇于解剖自己，然后说明所处的时代缺少温情，缺少人性，充斥着残暴、淫威。自己甩掉了包弟的
6、轻松与良心的沉重这一对矛盾，表现了对社会的担忧。作者在解剖自己，更是在解剖社会。） （4）作者反映“文革”的现实，为什么要写一条小狗？ 明确：写小狗的命运反衬人的命运，用狗性反衬人性，以小事件反衬大社会。更重要的是，小狗包弟虽小，但也是一条生命，凡有血有肉的善良生命都应得到生存权，应该得到尊重并免受侵害，但是在“文革”时代任何生命都不能免受侵害，作者借此呼唤人性和文明，揭露邪恶和愚昧。（另外，作者写小狗包弟也是为了表现自己的一段心灵历程，用自责忏悔解剖自己，写心灵是主要的，写小狗包弟是次要的。写小狗是写实，写心灵是写虚，按散文的创作规律，写虚必定以写实为基础）。 5创新思维训练 用精炼的语言点
7、评文章、巴金或写自己的感受 示例 一个受害者的严肃反思，一个正直心灵的痛苦自审，一个最无责任者对自己责任的拷问。 身遭劫难心未改，文流百年人有情 特殊的反省能够唤起人们的良心、良知。 缺少反省、自律精神的人是没有前途的人；缺少反省、自律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6教师小结 巴金先生在谈到自己的文学见解时说：“人为什么需要文学？需要它来扫除我们心灵的垃圾，需要它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文革”中，巴金也是受害者之一，“文革”结束后，他勇于反省，对包弟表示深深的歉意和忏悔。他严于解剖自己，敢于讲真话，为人真诚正直，是一个值得人们敬佩的人。 7作业（可以选择使用） （1）课后练习题
8、二 引导学生关心社会现实，重视文章的现实意义；训练学生眼力，以小见大，从细小事物中发现和展示社会变迁、大众命运的痕迹；提倡表达真情，不追求夸饰，“事”与“情”相结合。教师可以根据学情调整谈论角度或话题，如：真情出佳作，关注身边琐事，谈谈本文以小见大的写法。 （2）续写 假如“我”没有送走小狗，小狗的命运又将如何？根据文意，合理想象，写一个片段。 附：相关资料 1作者简介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祖籍浙江嘉兴，1904年11月25日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宦家庭。1928年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1929年在小说月报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后来又写了“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和“激流三部曲”（家、春、
9、秋）等小说，又发表中篇小说寒夜、憩园等。 “文革”中，巴金遭到了残酷的迫害。1978年起，在香港大公报连载散文随想录，回忆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和内心感受。由他倡议，1985年建立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他的著作被译为多种文字。1982年至1985年相继获得意大利但丁国际荣誉奖、法国荣誉勋章和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院士称号。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 2巴金在文革中 一九六六年六十二岁 上海北京上海 六月在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任中国作家代表团副团长。 七月10日，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北京市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大会，为主席团成员，在会上见到老舍，这是
10、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同月在武汉、杭州，继续参加亚非作家会议，月底去杭州参加亚非作家“湖上大联欢”。 八月1日，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上海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晚上出席盛大欢送会。2日下午，出席亚非作家常设局秘书长希普里耶森纳亚克和夫人举行的招待会；晚，到机场欢送部分外宾。 本月受到上海市文联“造反派”批判，开始了靠边、检查、被批斗和强迫劳动的生活。被关在上海文联资料室的“牛棚”里。 下旬感到大祸临头，将保存了四十几年的大哥尧枚的信件全部烧掉，共一百多封。包括19231931年之间的来信及大哥自杀前写的绝命书的抄本等。 九月10日，上海作协“造反派”抄家。 这期间，肖珊也频遭批斗。 一九六七年六十三岁
11、上海 一月上海“一月革命”后，外地来沪的造反派增多，挨斗更频。与魏金枝、王西彦等六人被迁出资料室，关到楼下一处不满五平方米的煤气灶间，称为“小牛棚”。 五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批判巴金。 九月18日，被“红卫兵”带到复旦大学，关在学生宿舍六号楼近一个月。26日开批判会。 十月“造反派”在上海作协旧址批斗前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被拉去陪斗。 本年，上海市红代(筹)批判文艺黑线联络站、上海市文艺界批判文艺黑线联络站等，先后编印多种巴金批判专辑。 3 巴金自白我在文革中 我十几岁的时候，读过一部林琴南翻译的英国小说，可能就是（十字军英雄记）吧，书中有一句话，我一直忘记不了：奴在身者
12、，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话是一位公主向一个武士说的，当时是出于误会，武士也并不是真的奴隶，无论在身或者在心。最后好像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使我感到兴趣的并不是这个结局。但是我也万想不到小说中一句话竟然成了十年浩劫中我自己的写照。经过那10年的磨炼，我才懂得奴隶这个字眼的意义。在悔恨难堪的时候，我常常想起那一句名言，我用它来跟我当时的处境对照，我看自己比任何时候更清楚，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10年的奴隶！这10年的奴隶生活也是十分复杂的。我们写小说的人爱说，有生活跟没有生活大不相同,这倒是真话。从前我对奴在身者和奴在心者这两个词组的理解始终停留在字面上。例
13、如我写家的时候，写老黄妈对觉慧谈话，祷告死去的太太保佑这位少爷，我心想这大概就是奴在心者；又如我写鸣凤跟觉慧谈话，觉慧说要同她结婚，鸣凤说不行，太太不会答应，她愿做丫头伺候他一辈子。我想这也就是奴在心者吧。在文革期间我受批斗的时候我的罪名之一就是歪曲了劳动人民的形象。有人举出了老黄妈和鸣凤为例，说她们应当站起来造反，我却把她们写成向阶级敌人低头效忠的奴隶。过去我也常常翻阅、修改自己的作品，对鸣凤和黄妈这两个人物的描写不曾看出什么大的问题。忽然听到这样的批判，觉得问题很严重，而且当时只是往牛角尖里钻，完全跟着造反派的逻辑绕圈子。我想，我是在官僚地主的家庭里长大的，受到旧社会、旧家庭各式各样的教育
14、，接触了那么多的旧社会、旧家庭的人，因此我很有可能用封建地主的眼光去看人看事，越想越觉得造反派有理，越想越觉得自己有罪。说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我承认；说我写激流是在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我也承认；1970年我们在农村三秋劳动，我给揪到田头，同当地地主一起挨斗我也低头认罪，我想我一直到23年都是靠老家养活，吃饭的钱都是农民的血汗，挨批挨斗有什么不可以！但是1970年的我和1967、l968年的我已经不相同了。1966年9月以后在造反派的引导和威胁之下（或者说用鞭子引导之下），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举右手响应。这个举动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大好理解。但当时我并不是做假
15、，我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我还有通过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决心。我甚至因为造反派不谅解我这番用心而感到苦恼。我暗暗对自己说：他们不相信你，不要紧，你必须经得住考验。每次批斗之后，造反派照例要我写思想汇报，我当时身心十分疲倦，很想休息。但听说要马上交卷，就打起情神，认真汇报自己的思想，总是承认批判的发言打中了我的要害，批斗真是为了挽救我，造反派是我的救星。那一段时期，我就是只按照造反派经常高呼的口号和反复宜传的真理思考的。我再也没有自己的思想。倘使追问下去，我只能回答说：只求给我一条生路。1969年后我渐渐地发现造反派要我相信的真理他们自己并不相信，他们口里所讲的并不
16、是他们心里所想的。最奇怪的是1969年5月23日学习毛主席的讲话，我写了思想汇报。我们那个班组的头头大加表扬，把汇报挂出来，加上按语说我有认罪服罪、向人民靠拢的诚意。但是过两三天上面讲了什么话，他们又把我揪出来批斗，说我假意认罪、骗取同情。谁真谁假，我开始明白了。我仍然按时写思想汇报，引用最高指示痛骂自己，但是自己的思想暗暗地、慢慢地在进行大转弯。我又有了新的发现：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 这个发现使我十分难过！我的心在挣扎，我感觉到奴隶哲学像铁链似地紧紧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 没有自己的思想，不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别人举手我也举手，别人讲什么我也讲什么，而且做得高高兴兴，
17、这不是奴在心者吗？这和小说里的黄妈不同，和鸣凤不同，她们即使觉悟不高，但她们有自己的是非观念，黄妈不愿意住浑水鸣凤不肯做冯乐山的小老婆。她们还不是奴在心者。固然她们相信命，相信天，但是她们并不低头屈服，并不按照高老太爷的逻辑思考。她们相信命运，她们又反抗命运。她们绝不像1967未1968年的我。那个时候我没有反抗的思想，一点也没有。 我没有提1966年。我是1966年8月进牛棚,9月10日被抄家的，在那些夜晚我都是服了眠尔通才能睡几小时。那几个月里我受了多大的折磨，听见捶门声就浑身发抖。但是我一直抱着希望：不会这样对待我吧，对我会从宽吧；这样对我威胁只是一种形式吧。我常常暗暗地问自己：这是真的
18、吗？我拼命拖住快要完全失去的希望，我不能不这样想：虽然我有罪，但几十年的工作中多少总有一点成绩吧。接着来的是12月。这可怕的12月！它对于我是沉重的当头一击，它对于萧珊的病和死亡也起了促进的作用。红卫兵一批一批接连跑到我家里，起初翻墙入内，后来是大摇大摆地敞门进来，凡是不曾贴上封条的东西，他们随意取用。晚上来，白天也来。夜深了，我疲劳不堪，还得低声下气，哀求他们早些离开，不说萧珊挨过他们的铜头皮带！这种时候，这种情况，我还能有什么希望呢？从此我断了念，来了一个急转弯，死心塌地做起奴隶来。从1967年起我的精神面貌完全不同了。我把自己心灵上过去积累起来的东西丢得一干二净。我张开胸膛无条件地接收造
19、反派的一切指示。我自己后来分析说，我入了迷，中了催眠术。其实我还挖得不深。在那两年中间我虔诚地膜拜神明的时候，我的耳边时时都有一种仁慈的声音：你信神，你一家人就有救了。原来我脑子里始终保留着活命哲学。就是在入迷的时候，我还受到活命思想的指导。在1969年以后我常常想到黄妈，拿她同我自己比较。她是一个真实的人，姓袁，我们叫她袁衰，我和三哥离开成都前几年中间都是她照料我们。她喜欢我们，我们出川后不久，她就辞工回家，但常常来探问我们的消息，始终关心我们。1941年初我第一次回到成都，她已经死亡。我无法打听到她的坟在什么地方，其实我也不会到她墓前去感谢她的服务和关怀。只有在拿她比较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欠
20、了她一笔多么深切的爱。她不是奴隶，更不是奴在心者。 我在去年写的一则随想中讲起那两年在牛棚里我跟王西彦同志的分歧。我当时认为自己有大罪，赎罪之法是认真改造，改造之法是对造反派的训话、勒令和决定句句照办。西彦不服，他经常跟监督组的人争论，他认为有些安排不合情理，是有意整人。我却认为磨练越是痛苦，对我们的改造越有好处。今天看来我的想法实在可笑，我用造反派的训话思考、却得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结论。对造反派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反动的作家。可是他们用了各种方法、各种手段逼迫我，也引导我走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路。这说明大家的思想都很混乱，谁也不正确。我说可笑，其实也很可悲。我自称为知识分子，也被人当作知
21、识分子看待，批斗时甘心承认自己是精神贵族，实际上我完全是一个精神奴隶。 到1969年，我看出一些破绽来了：把我们当作奴隶、在我们面前挥舞皮鞭的人其实是空无所有，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明天。有人也许奇怪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这也是容易理解的。我写了几十年的书嘛，总还有那么一点知识。我现在完全明白四人帮为什么那样仇恨知识了。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知识，也会看出我的破绽来。何况是知识分子，何况还有文化！你有了对付我的武器，不行！非缴械不可。其实武器也可以用来为你服务嘛。不不放心！你有了武器，我就不能安枕。必须把你的知识消除干净。 1967、1968年两年中间我多么愿意能够把自己那一点点知识挖空，挖得干干净净，
22、就像扫除尘土那样。但是这怎么能办到呢？果然从1969年起，我那么一点点知识就作怪起来了。迷药的效力逐渐减弱。我自己的思想开始活动。除了造反派、革命左派，还有工宣队、军代表.他们特别爱讲话！他们的一言一行，我都看在眼里，听在耳里，记在心上。我的思想在变化，尽管变化很慢，但是在变化，内心在变化。这以后我也不再是奴在心者了，我开始感觉到做一个奴在心者是多么可鄙的事情。 在外表上我没有改变，我仍然低头沉默，认罪服罪。可是我无法再用别人的训话思考了。我忽然发现在我周围进行着一场大骗局。我吃惊，我痛苦，我不相信，我感到幻灭。我浪费了多么宝贵的时光啊！但是我更加小心谨慎，因为我害怕。当我向神明的使者虔诚跪拜
23、的时候，我倒有信心。等到我看出了虚伪，我的恐怖增加了，爱说假话的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无论如何我要保全自己。我不再相信通过苦行的自我改造了，在这种场合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路也救不了我。我渐渐地脱离了奴在心者的精神境界，又回到奴在身者了。换句话说，我不是服从道理，我只是屈服于权势，在武力之下低头，靠说假话过日子。同样是活命哲学，从前是：只求给我一条生路；如今是：我一定要活下去，看你们怎样收场！我又记起1966年我和萧珊用来互相鼓舞的那句话：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萧珊逝世，我却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 编造假话，用假话骗人，也用假话骗了自己、而终于看到假话给人戳穿，受到全国人民的唾弃，这便是四人帮的下场。
24、以野蛮征服文明、用无知战胜知识的时代也跟着他们永远地去了。 1969年我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的（神曲），因为我怀疑牛棚就是地狱。这是我摆脱奴隶哲学的开端。没有向导，一个人在摸索，我咬紧牙关忍受一切折磨，不再是为了赎罪，却是想弄清是非。我一步一步艰难地走着不怕三头怪兽，不怕黑色魔鬼，不怕蛇发女怪，不怕赤热沙地，我经受了几年的考验，拾回来丢开了的希望见神曲地狱篇第三曲。你们进来的人，丢开一切的希望吧。，终于走出了牛棚。我不一定看清别人，但是我看清了自己。虽然我十分衰老，可是我还能用自己的思想思考。我还能说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文章。我不再是奴在心者，也不再是奴在身者。我是我自己。我回到我自己身上了。 那
25、动乱的10年，多么可怕的一场大梦啊！ 6月中旬。 天热不能工作，我常常坐在藤椅上苦思。脑子不肯休息，我却奈何不得。 文革发动到现在整整20年了。这是我后半生中一件大事，忘记不了，不能不让它在脑子里转来转去，因此这些天我满脑子都是20年前的事情。前些时候我回忆了第二次住院初期的那一段生活，仿佛重温旧梦，又像有人在我面前敲警钟。旧梦也罢，警钟也罢，总有一点隔岸观火的感觉。不像刑场陪绑，浑身战栗，人人自危，只求活命，为了保全自己，不惜出卖别人，出卖一切美好的事物。那种日子！那种生活！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是一片黑暗，就像在地狱里服刑。我奇怪当时我喝了什么样的迷魂汤，会举起双手，高呼打倒自己，甘心认
26、罪，让人夺去做人的权利。 我不是在讲梦话，1966年我的确做过这样的事情。迷魂汤在我身上起过10年的作用。在1983年它还想再一次把我引入梦境，但是用惯了的魔法已经失去迷魂的力量。我说：我要睁大两只眼睛，看你怎样卷上重来。结果过去的还不是终于过去！我才懂得维护自己权利的人不会被神仙、皇帝和救世主吞掉，因为世界上并没有神仙、皇帝和救世主。事情就是这样：10岁以前，我相信鬼，我害怕鬼，听见人讲鬼故事就想到人死后要经过十座阎王殿，受拷间受苦刑，我吓得不得了。不但自己害怕，别人还拿各种传说和各样图画来吓唬我。那些时候我整天战战兢兢，抬不起头，的确感到没劲。后来不知道怎样，我渐渐地看出那些拿鬼故事吓唬我
27、的人自己并不信鬼，我的信仰便逐渐消失，终于完全消失到十五岁的时候可以说，我完全不信鬼了。而且说也奇怪，从此连鬼影也看不见了。 今天回想起20年前的旧事，我不能不发生一个疑问：要是那个时候我没有喝迷魂汤又怎么样？我找到的回答是：倘使大家都未喝过迷魂汤，我们可以免掉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倘使只有少数几个人清醒，我可能像叶以群、老舍、傅雷那样走向悲剧的死亡。在文革受害者中间我只提到三位亡友的名字。因为他们是在这次所谓革命中最先为他们所爱的社会交出生命的人。但是他们每一个都留下不少的作品，让子孙后代懂得怎样爱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斗，高
28、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词攻击死者。再回顾我自己的言行。我出席了那次作家协会分会召开的批判大会。这年6月初，我因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北京等地待了两个月，七月底才由杭州回到上海，8月初在上海送走外宾，然后回机关参加运动。我在作协分会一向只是挂名，从不上班。这次的运动称为大革命，来势很猛，看形势我也知道自己在劫难逃，因为全国作家大半靠边，亚非客人在西湖活动三天，却不见一位当地作家出来接待，几位北京来的熟人在上海机场告别时，都暗示不知什么时候再见，连曹禺也是这样。我看见他们上了飞机，忽然感到十分孤独，我知道自己无路可走了，内心空虚得很。 解放后，虽然学习不断，运动不停，然而参加文革这样的运动我一点经验也
29、没有。回到机关我才知道给编在创作组里学习。机关的运动由上面指定的几人小组领导。创作组组长是一位工人作家，有一点名气，以前看见我还客客气气地打招呼，现在见面几次，非常冷淡，使我感觉到他要同我划清界限了，心里更紧张，可以说是自己已经解除了武装，我们开会的大厅里挂满了大字报，每一张都是杀气腾腾，绝大多数是针对叶以群、孔罗荪两人的，好像全是判决书。也有几张批判我的大字报，讲到1962年我在上海二次文代会上的发言，措辞很厉害，我不敢看下去。我走进大厅就仿佛进了阎王殿一样。 参加学习后，我每天都去机关开会，起初只是得到通知才去后来要按时上班，再后便是全天学习，最后就是隔离审查，由人变牛。这是我回机关报到时
30、万万想不到的。我7日到组学习，10日下午便在机关参加批判以群的大会，发言人没头没脑地大骂一通，说以群自绝于人民，听口气好像以群已经不在人世，可是上月底我还瞥见他坐在这个大厅里埋着头记笔记。总之不管他是死是活，主持大会的几个头头也不向群众作任何解释，反正大家都顺从地举手表示拥护，而且做得慷慨激昂。我坐在大厅里什么也不敢想，只是跟着人们举手，跟着人们连声高呼打倒叶以群！我注意的是不要让人们看出我的紧张，不要让人们想起以群是我的朋友。大会连小会开了将近3个半小时会后出来，一个熟人小声对我说：不要把以群的消息讲出去。我打了一个冷战。她是专业作家，又是党员，最近一直待在上海，一定知道真实情况。 晚上我睡
31、前在日记里写了这样一段话：l点半同萧珊雇三轮车去作协。两点在大厅开全体大会批判叶以群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4点后休息。分小组开会，对叶以群最后的叛党行为，一致表示极大愤慨。5点半散会。我动着笔，不加思考，也毫不迟疑，更没有设身处地想一想亡友一家人的处境。我感到疲乏，只求平安过关。一个月后，一天上午我刚刚上班给造反派押着从机关回家，看他们执行革命行动。他们搜查了几个小时，带走了几口袋的东西，其中就有这几年的日记。日记在机关里放了将近11年，不知道什么人在上面划了些红杠杠，但它们终于回到我手边来了。都是我亲笔写的字。为了找寻关于以群死亡的记录，我一页一页地翻着，越看越觉得不是滋味，也越是瞧不起自己。
32、那些年我口口声声改造自己，究竟想把自己改造成为什么呢？我不用自己脑筋思考，只是跟着人举手放手，为了保全自己，哪管牺牲朋友？起先打倒别人，后来打倒自己。所以就在这个大厅里不到两个月后，我也跟着人高呼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巴金了。想想可笑。其实可耻！甚至在我甘心彻底否定自己的时候，我也有两三次自问过：我们的文化传统到哪里去了？我们究竟有没有友情？我们究竟要不要真实？为什么人们不先弄清是非，然后出来表态？不用说我不会得到答复。今天我也常问：为什么那些年冤假错案会那样多？同样也没有人给我回答。但是我脑子比较清醒了。 在文革期间冤死的我的朋友中，以群是第一个，据说他是在8月2日上午跳楼自杀的。可是一直到
33、今天我还弄不清楚他被迫跳楼的详情。我主持了为他平反昭雪的追悼会，宣读了悼词，我只知道他是让人以莫须有的罪名通死的，但是真实的具体情况，就是说应当由什么人负责，我仍然不很明白，也许我永远不会明白了，因为大家都习惯于别人说了算，也从不要求知道真实。我知道以群的死是在他逝世后的一周，知道老舍的玉碎。却是在他自杀后的一段长时期，知道傅雷的绝笔则是在他辞世后的若干年了。通过十几年后的傅雷家书墨迹展,我才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正直、善良的心灵，找到了真正的我们的文化传统。士可杀，不可辱！今天读傅雷的遗书我还感到一股显示出人的尊严的正气。我常用正直、善良的形容词称赞我的一些朋友，它们差不多成了我的口头禅，但是用
34、在每一位亡友的身上，它们放射出一种独特的光芒。在文革中冤死的知识分子何止千万，他们树立了一个批判活命哲学的榜样。我记得在反右时期还写过文章批驳不可辱论，我赞成打掉知识分子的架子和面子。我写这种文章其实也是为了活命。当时我就在想：人要是不顾全面子，那么在生死关头，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天保佑！我还没有遇到这样的机会，亡友们又接连不断地给我敲响了警钟。 以群死了，对罗荪的批判照常进行。机关的革命派动员我写揭发罗荪的材料，创作组的头头也要我写揭发孔和别人的大字报。我不会编造，只能写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革命派不满意，压力越来越大，攻击我的大字报渐渐地多了起来。作家中王西彦是最先给抛出来的。他自己后来说：我
35、一觉醒来，才知道已经给市长点了名成了反革命。吴强和魏金枝先后被赶出创作组，师陀接着也靠了边。我还在挣扎，有一天上午我去机关，创作组只到了柯灵、白危和我三个，有人告诉我们，别人都有事，要我们到资料室找个地方自学。以后我们三个人，就脱离了创作组在资料室二楼自学。说是自学，也无非写点交待检查罢了。形势越来越紧，我也看得出来对我的包围圈越来越缩小，但是我还在安慰自己：组织上对待我跟对待师陀他们还是有区别的。他们学习的地方在食堂，每天还得做点轻微的劳动。但是过了几天柯灵就给电影厂揪走了。只有白危和我还在资料室学习。到9月初有人（一位工人作家）来通知我，说我态度不老实，革命群众要对我采取行动，于是开始了第
36、一次的抄家，这次抄家从上午抄到下午，连吃中饭的时间在内，大约有六七个小时（来抄家的革命派也在我们家吃饭，饭菜由里委会送来）。后来听人说这次抄家还是保护性的抄家，上面叫多带些封条来。原来还有所谓毁灭性的抄家，就是将你家里一切坛坛罐罐全部砸光，或者叫你扫地出门。我们机关害怕外面有人乘火打劫、或者搞毁灭性的抄家，便先动手将我的书橱全部贴上封条，把重要的东西完全带走。临走时革命派还贴了一张揭发我的罪行的大字报在我家门廊的入口处，一位头头威胁地对我说：你再不老实交待，我们就把大宇报贴到大门口，看你以后怎样过日子！他的意思我很明白，在我的大门口贴上这样一张大字报，过路人都可以进来为所欲为了。我想这一天迟早
37、总会到来的。我对自己不再存什么希望了。 然而我还是一天一天地拖下去。我好像已经落水，还想抓住一块希望的木板游到岸边。其实不需要多久我就同孔罗荪、王西彦、吴强、师陀、魏金枝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劳动在一起批斗了，不但跟他们没有区别，而且我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有一个时期白天在机关，我一天几次给外地串连的学生叫出去当众自报罪行；晚上还要应付一批接一批的在附近的中学生，恳求他们不要撕掉书橱上贴的封条，拿走书或别的东西。有一个时期，我给揪到工厂、农村、学校去游斗，又有一个时期我被带到五七干校去劳动。我和无数的知识分子一样在牛棚里待了若干年，最后让四人帮的6个爪牙用他们的名义给我戴上无形的反革命帽子。这就是文件
38、上所谓打翻在地，踏上一脚，永世不得翻身吧。要不是突然出现了奇迹，一夜之间以旗手为首的帮伙们全给抓起来。关进牢房，我就真会永远不见天日了。我不是写小说，也不是写回忆录，并不想在这里多写详情细节。那10年中间每个人都有写不完的惨痛的经历。说惨痛太寻常了，那真是有中国特色的酷刑：上刀山、下油锅以及种种非人类所能忍受的触皮肉和触灵魂的侮辱和折磨，因为受不了它们多少人死去。想起另外两位在文革中逝世的好友陈同生和金仲华，我今天还感到痛心。我1966年开过亚非作家会议回到上海还和他们几次交谈，他们给过我安慰和鼓励。在同一个城市，他们的家离我住处很近，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死亡的日期。金仲华孤寂地吊死在书房里，住在
39、楼下的8旬老母只听见凳子倒下的响声。陈同生据说伏在煤气灶上死去，因此断定他自尽身亡。可是他在隔离审查期间怎么能去开煤气灶？而且他死前不久还写信告诉熟人说明自己绝不自杀。过了18年，连这件事情也查不清楚，连这个问题也得不到解决，说是为死者平反昭雪，难道不就是让亡灵含恨九泉？！万幸我总算熬过来了。我也曾想到死亡，我也曾感到日子难过，然而在人世间我留恋很多，许多人和事吸引了我的感情。我决定要尽可能地活下去，不能说是争取彻底改造自己，脱胎换骨，重新作人，过去我的说法有些夸张，我从小就不喜欢形式主义，我举手高呼万万岁！也不过是在保护自己。我们口口声声说是为新社会，可是这新社会越来越不被我们理解，越来越显
40、得可怕，朋友们一个接一个比我先掉进黑暗的深渊，比我小13岁的萧珊患癌症得不到及时治疗含着泪跟我分离。 整整过了20年，我也害怕重提叫人心痛肠断的往事。但是20年来一直没弄清楚的那些疑间，我总得为它们找到一两个解答。否则要是我在泉下遇见萧珊，我用什么话去安慰她？!所以我一直在想，不断地想，我仿佛又给扔在油锅里用烈火煎熬，尽管痛苦难熬，但是在我身上不再有迷魂汤的作用了，虽然记忆力衰退，可我的脑子并不糊涂。我还记得290年前回到机关参加运动。当时我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我们国家有一部1954年的宪法，我的公民的权利应当受到宪法的保障，这宪法是全体代表投票通过的，其中也有我的一票。投票通过宪法之前
41、，全国人民多次讨论它，多次修改它；宪法公布之后，又普遍地宣传它。说是根本大法，可是到了它应当发生作月的时候，我们却又找不到它了，仿佛它根本就不存在，或者不中用，连几张大字报也比不上。20年前我就是这样走进牛棚的，宪法已经失踪，人权早被践踏，我高举红宝书朗诵最高指示，由人变兽，任人宰割。那些年我受尽侮辱，受够折磨，但我还是不能不责备自己为什么不用脑子思考？！作为知识分子，我的知识表现在什么地方？四人帮称我为反动学术权威，我唯唯诺诺，早把学术抛在脑后了！ 过去的事也只好让它过去，有人不想旧事重提，有人不能不旧事重提，我属于后者。因为记住过去的教训，我才不怕再次上当。只有承认每个公民的权利，才能理直
42、气壮地保卫自己。没有人愿意在我们国家里再发生一次文化大革命，那么让大家都牢牢记住那10年中间出现的大小事情。最好的办法我看只有一个：创办文革博物馆。 4评巴金 “作家的楷模，人民的良心” 中国作协 :“爱真理,忠实地生活,这是至上的生活态度。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宽恕,对自己忠实,对别人也忠实,你就可以做你自己的行为的裁判官。” 巴金 读过随想录的人们都说巴金是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这个社会正在逐渐走向开放，人人都有权利追求事业成功，财富增长，名利双收，出国自由，生活享受以及心情的欢悦，只要能追求的似乎都是合理的，人人都轻松自如。但唯独巴金，还在一字一句地写他的忏悔录。他沉浸在噩梦的恐怖之
43、中，把自己作为箭垛，一鞭一条血痕地解剖自己、指责自己，提醒人们不要忘记20年前的民族劫难。这种对世人的爱心与对自己的苛刻情绪近似宗教，可是在所谓“后现代型”的社会里，却变得多么的不合时宜。人们在仪式上保持了对老人的尊重，但他的警告却被视为一种杞人之优。 陈思和学术随笔集黑水斋漫笔： 身处逆境时,对灵魂与人生进行一些思索和拷问,是可能的;有过恶行者,当遭受命运的惩罚时,对自己所为进行一些反省与诘问,也是自然的。而巴金先生,年届八旬,地位显赫,又是一个浩劫中的被迫害者,且身处一种全民族的控诉氛围中在这氛围里,几乎人人都说自己是一个冤屈者受难者他却出来拷问灵魂,反省自己,这不仅表现为思想和情感境界的
44、超越,也体现了他对那场浩劫认知的深度。他的深刻认知和情感的超越,既属于个人,又属于整个中国的知识界。巴金老是期待自己“生命开花”,而随想录等,正是他在晚年盛开的生命之花。人到晚年,人到显赫,还有思想之花盛开,这是一个人的幸运,也是一个民族的幸运,因此,巴金先生,我们真的为他感到骄傲。 陈建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随想录是巴金对于“新时期”文化的重要贡献。他在这一阶段的作品表现了一个老人的强烈的人道的精神和对于社会开放的渴望。巴金的作品始终贯穿的是“人”的精神解放的主题。在这个阶段他的作品则对于“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伤害做了深入的反思,重新提出了人的解放的观念。这种不
45、间断地探索和表现“人”对于美好世界的追求的努力,正是巴金的写作最让人感动的一面,也正是“现代性”文化的启蒙精神的最好的表征。对自我生命历程的反思也体现了一个老人真率坦诚和天真的性格。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事实胜于雄辩。巴金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正如他在怀念萧珊一文中所说的：“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我在原单位（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给人当作罪人和贱民看待，日子十分难过。我每天在牛棚里劳动、学习、写交代、写检查、写思想汇报。任何人都可以责骂我、教训我、指挥我。任何人都可以闯进我家里来，高兴拿什么就拿什么”“文革”后，巴金写随想录，痛苦地解剖自己，他下了决心，不再说假话，要多说真话。他说：“我们解剖自己，只是为了弄清浩劫的来龙去脉，便于改正错误，不再上当受骗。分是非、辨真假，都必须先从自己做起，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别人，免得将来重犯错误。”说得多好。 冯沛龄（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