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 罗志田 内容提要 庚子后，清季朝野双方在政治上日益走向对立，但在文化方 面，却一度均以“保存国粹”为口号，且都不同程度地倾向于中西调和的取向，时“欧化”取容纳而非完全排斥的态度。可见明显的共性。仔细考察分析民间 国粹学派与办理存古学堂的官方在保存国粹方面的实际努力和观念异同，可 以看到虽然双方从立场、观念到具体取向都确实充满歧异甚至时立，但仍可 见当时朝野之间的冲突和紧张程度不像以前认知的那样严重。关键词 保存国粹 晚清思想 朝野关系 国粹学派 存古学堂 庚子以后，清季朝野皆曾有保存国粹的愿望和具体的努力。民间的“国粹派”近年受到较多关注，直接以“国粹派”或
2、“国粹主 义”为题的研究，较早的有杨天石的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 潮(新建设)1965年第2期)，20世纪80年代则有胡逢祥的论 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史学(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到 90年代论著渐多，其中郑师渠的晚清国粹派是迄今为止我所见 到的关于“国粹派”最为详尽的研究。此外，广义的近代中国民族 主义、学术史、思想史和具体的南社、同盟会、辛亥革命以及相关人 物的既存研究多少都与国粹派相关，均不容忽视。不过，与此紧密 关联的政府方面保存国粹的努力却很少有人关注，将朝野的类似 28 维普资讯 http:/ 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 关怀结合起来探讨者更几乎未见。庚子后士人多
3、以为政府不足以救亡，因而不可恃，故朝野双方 在政治上相当对立。但在文化方面，毕竟国粹学派的组织是国学 保存会，其标志与同样明确以“保存国粹”为口号的“存古”取向非 常相近，故朝野双方在此可见明显的共性，且都不同程度地倾向于 中西调和的取向，对稍后所谓“欧化”取容纳态度，而非完全排斥。不过，官方与民间关于保存国粹的具体取向相当不同，且有时的确 视对方为对立面，这一实际存在的对立也无论如何不能轻视。本 文即考察民间国粹学派与办理存古学堂的官方在保存国粹方面的 实际努力及其观念异同，其涉及与欧化竞争的内容将另文探讨。引 言 清季国粹或国学概念的出现与西潮特别是西学的冲击直接相 关，而时人对此在观念上
4、颇有分歧。张之洞在戊戌年(约1898年)曾指出时人关于西法有自塞、自欺和自扰“三蔽”，自塞为“恶西法 有关研究可见吴雁南等主编清末社会思潮的第7章“国粹主义的复兴古学”(张恒平执笔)，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0-423页；郑师渠晚清国粹派 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按郑师渠另著有国粹、国 学、国魂：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书未见)；朱维 铮失落了的文艺复兴，收入其音调未定的传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 132140页；丁伟志晚清国粹主义述论，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王东杰近 年有3篇相关论文，即国学保存会和清季国粹运动(
5、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1 期)、欧风美雨中的国学保存会(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5期)及(国粹学报)与 古学复兴(四川大学学报)20oo年第5期)。木山英雄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 命”(学人第10辑，1996年9月)从文学角度讨论问题，亦可参考。与此论题密 切相关而值得参考的还有俞旦初的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6年版，沈松侨最近的论文第4册，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589 页。本段与下段，黄节：爱国心与常识之关系，壬寅政艺丛书政学文绾卷五，第 184页(影印本页码，本文引壬寅、癸卯两年同此)。按本文所用政艺通报，皆按 类重装出版的政艺丛书(从癸卯年起称的翻译
6、，近代史 研究1997年第4期；王况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收人罗志田主编二 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0页。邓实：论政治思想(政艺通报发行之趣意)，癸卯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一，第 93页。邓实：明末四先生学说，国粹学报第2年第13期。邓实：国粹学，政艺通报甲辰第13号，第3张。钱锺书：管锥篇(四)，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89-1390页。33 维普资讯 http:/ 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充分注意这些新概念对时人言说的影响，同时也不宜过分强调那 些概念的“新”成分(即其在西方的原义)，最好仍如陈寅恪所说，“解释古书，其谨严方法，在
7、不改原有之字，仍用习见之义99。惟 当时“习见之义”确不一致而实甚纷纭，恐怕只有多注意立言者使 用这些概念的具体上下文，以期能接近作者之立意。二、“窃学”与“灭学”不管时人的具体概念有多大差异，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其均甚 重视学术与国家的关系。1905年国粹学报创刊，黄节撰国粹 学报叙，开篇即日：“吾国得谓之国矣乎?日不国也。社会莫不始 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者也。吾学得谓之学矣乎?日不学 也。万汇莫不统于逻辑，阐为心理，而致诸物质者也。”中国当时“四彝交侵，异族入主，然则吾国犹图腾也；科学不明，域于元知，然 则吾学犹未至于逻辑也。奚以国?奚以学?”且不论黄节是否 准确掌握了当时西方关于“
8、国”和“学”的定义(本亦变化中的概 念)，此处“国”与“学”的标准显然是西来的，并可见明显的进化沦 痕迹，即将中国当时的“国”与“学”置于人类进化过程中比较原始 的阶段：“原始”在这里的近义词是“野蛮”，与那时许多读书人已不 得不承认西方“文明”而中国“野蛮”的世风大致相符。不过，以中国之“国”与“学”进化层次低而不足以言“国”与“学”这一论证，与黄节本人及其他不少人讨论“不国不学”的标准 颇不相同。邓实稍早一段话代表了更多人的主张，他说：“一国有 陈寅恪：“蓟丘之植，植于汶湟”之最简易解释，2001年第2期 族入主，“挟其战胜之力，威棱横厉，亦尝涣大号、易服色、异器械，其制度文物，亦稍稍改变
9、矣”。但草野之间，从正人君子到贩夫愚 妇，皆能自保其类，即因“其含生之种性，受成于天地，越五千年而 未尝变也。且不独不变而已，及其久焉，其力反足以征服异种，而 使异种与之同化。质不能胜而文胜之，国威不能服而社会风俗服 之。茫茫禹域，其性情其习惯，犹是吾黄帝之子孙所尸宰；而异族 之元首不过中原之一客帝”，虽“盗居吾广土，窥窃吾神器，终不能 改灭我神明之种性”。这里“种性”与“社会风俗”显然是同义词，除邓实多次强调的学术尚有“一线之传”外，草野之间的社会风 俗长期持续不变是“种性”未灭的主要象征。“国不国而学不学”的状况终造成外来之“大盗”不仅“窃吾之 国，并窃吾之学；阳袭其崇儒重道之名，阴行其压
10、制芟锄之实”。这 里“阳袭崇儒重道之名”一语很值得注意，历代外族入主中原，在维 持其族类认同的基础上，最后都基本尊崇华夏文化精神并采纳既 存的政治体制(这也是草野之间的社会风俗能长期维持的重要原 因)，邓实就观察到从石勒、元魏、北周到女真，都有类三代明王临 雍劝学之盛举，历代史臣多称颂之；他本人却不承认其“日国日 学”，盖“吾国有吾国之界，吾学有吾学之界，不可得而乱也。乱其 国界学界，则礼乐之大经废、人伦之大本淆、彝夏之大防溃，而人道 泯绝，天地亦几乎息矣”。换言之，不是历代异族皇室不接受中国 之“学”，而是邓实等人不承认其“窃学”的行为。故他主张“不罪窃 国窃学之大盗，而罪卖国卖学之伪儒”。
11、如张宾、许衡一流立身伪 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人种独立，癸卯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七，第172 173页。说详罗志田从无用的“中学”到开放的“国学”：清季国粹学派关于学术与国家关系 的思考，中华文史论丛待刊。36 维普资讯 http:/ 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 朝而推行汉仪者，应“大书特书日卖学贼”，且“其罪浮于卖国”。邓实显然受到新人的西方民族主义的影响，但其在这方面的 具体论述则全本王夫之的主张。其实“夷夏之大防”向来就既有封 闭的一面，更有开放的一面，主要还是取决于文化的认同和取 舍。对愿意“窃”华夏之“学”的历代异族统治者，过去的学者多 能接受。如黄节所说，由于“外族专制，自宋
12、季以来，频繁复杂，绵 三四纪。学者忘祖宗杀戮之惨，狃君臣上下之分，习而安之，为之 润饰乎经术，黼黻乎史裁，数百年于兹矣。”而近代中国面临的西方入侵则相当不同，其全面征服的欲望 从政治军事到社会文化几乎无所不在。邓实注意到，“海通以来，形势遂异。扬飘挝鼓而来者，拉丁、条顿、斯拉夫聪强之人种，而 非犹夫前日契丹、女真、蒙古犬羊之贱种矣。其性冒险，其气魄雄 厚，其希望伟，其谋虑深。其亡人国也，必先灭其语言、灭其文学，以次灭其种性，务使其种如堕九渊，永永沉沦。故昔中国之受侮于 外族也，其祸仅于变易朝庙、更改玉步而止，不数十年而光复矣。今之受侮于外族也，其祸必至于种族灭绝、神灵消丧，越千万年而 未能苏。
13、是故其传教也、其敷设铁路也、其开凿矿山也，夺吾利权、吸吾膏血，无一而非灭种之具。”而其“亡人之国，必先灭其学；堙人 之种、覆人之宗、去人之人伦，必先灭其学”。黄节也观察到英俄 等国灭印度裂波兰，“皆先变乱其言语文学，而后其种族乃凌迟衰 邓实：国学保存论，政艺通报甲辰第3号，第45张。关于王夫之的类似观念，参见罗志田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台北，东大图书 公司1998年版，第68、7880页；关于夷夏之辨的开放与封闭，参见同书，第35 61页。黄节：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人种独立，癸卯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七，第172 173页；国学保存论，政艺通报甲辰第3号，第6
14、张。37 维普资讯 http:/ 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微”。他认为，“立乎地寰而名一国，则必有其立国之精神焉；虽震 撼搀杂，而不可以灭之也。灭之则必灭其种族而后可，灭其种族，则必灭其国学而后可。”主动“灭学”和“窃学”毕竟是根本不同的两种取向，所以时人 认为，“中国自古以来，亡国之祸迭见，均国亡而学存。至于今日，则国未亡而学先亡。故近日国学之亡，较赢秦、蒙古之祸为尤酷。”过去国亡而尚有传经之儒，“今之人不尚有旧，自外域之学输入，举 世风靡。既见彼学足以致富强，遂诮国学而无用。”当时的情形已 是“户肄大秦之书，家习劫卢之字；宿儒抱经以行，博士依席不讲”。一 切学术典籍，“赢秦、蒙古所不
15、能亡者，竟亡于教育普兴之世”0 有人干脆认为，正因为欧美重古，又善取他人之长，故特别重 视灭人语言文字：“彼号称学术渊薮之欧美强国，事事不苟安于其 故，善能取他人之长以为我用，故新理新法日出不穷；而于古人图 书制作，网罗搜讨，好之也乃弥挚。斯其国之独立精神与人民之爱 国心深固盛大而不可摇者，盖有由矣。至转而灭人家国也，则并取 其语言文字而灭之，使汩焉无复有所维系，神离其舍而徒躯壳，乃 惟我所欲。”盖“文者，治学之器也。无其器则工不治。是故学之将 丧，文必先之。”而学术典籍更是所谓“国学”之载体，“学也者，政教礼俗之所出也。学亡则一国之政教礼俗均亡，政教礼俗均亡，则邦国不能独峙。”所以“学亡之国
16、，其国必亡。欲谋保国，必先保 学。昔西欧肇迹，兆于古学复兴之年；日本振兴，基于国粹保全之 论。前辙非遥，彰彰可睹。”黄节：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拟设国粹学堂启，国粹学报第3年(约1907年)第1期。观此文之遣词造句，似为刘师培所草。南械(张继良?)：佚丛序，政艺通报丁未第l7号，第38张。拟设国粹学堂启，国粹学报第3年第1期。38 维普资讯 http:/ 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 黄节也论证说，“昔者欧洲十字军东征，弛贵族之权，削封建之 制，载吾东方之文物以归。于时意大利文学复兴，达泰氏以国文著 述，而欧洲教育遂进文明。昔者日本维新，归藩覆幕，举国风靡，于 时欧化主义浩浩
17、滔天，三宅雄次郎、志贺重昂等，撰杂志，倡国粹保 全，而日本主义卒以成立。呜呼，学界之关系于国界也如是哉!”具 有诡论意味的是，明明是在外学冲击下产生的“保学”需要，却又立 刻转入以西欧和日本为榜样，如此“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反有可能 进一步促成中国“无学”的状况。黄节自己就指出，由于中国之国 与学皆亡，“一旦海通，泰西民族肩至。以吾外族专制之黑暗，而当 共和立宪之文明，相形之下，优劣之胜败立见也，则其始慕泰西。甲午创后，骇于日本，复以其同文地迩情洽，而收效为速也；日本遂 夺泰西之席而为吾之师，则其继尤慕日本。呜呼，亡吾国学者，不 在泰西而在日本乎!”有意思的是国粹学派虽然已虑及“师夷”可能导致“
18、亡学”的后 果，在这方面却并不落人之后。邓实以为，“学以立国，无学则何以 一日l 于天地?于是本国无学，则势不能不求诸外国，而外学之来 有其渐矣”。在汪德渊看来，中学的“无用”似已不能不承认，主 要是因为时代已改变：“古之时，疆土隘，人民寡，生事略，资待确，智巧未萌，情俗质朴，制治条理，简而不繁，故作宗法以寄政教，即 足以尽治之能事。约而言之，则日礼。礼者，有伦有义之谓也。有 伦则人道有秩而不紊，有义则与时偕行，而不昧于损益。”本来中国 与西方“治化之原所以大不同者，盖生于形势之自然，而一务农一 务商，其制治皆由此出”。但时代已不同，持中国旧法“以入今世，其象恰如以土规而代经纬仪之用。盖以其法
19、固非忒也，粗而不精 黄节：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邓实：古学复兴论，国粹学报第1年第9期。39 维普资讯 http:/ 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耳；其事亦非谬也，宜于一而不适于多耳。”土规与经纬仪的象征性 对比凸显了中学已不适应时代需要，而中外的接触更使中学的落 伍无法掩盖，“锁港不成，而至人我并见，则吾用新而去陈者，在势 固不可已矣”。黄节也承认中国学术既有“无待于他求”的一面，也有如“商彝 周鼎，无资于利用”的部分，故“吾学界不能无取诸日本泰西，亦势 也”。如邓实所说，中西相遇以来，言兵战、农战、工战、商战，中 国皆无不败。实际上，并非“船炮之轰裂、枪刀之屠戮然后足以亡 吾国
20、吾种”，中西之间“一智一愚”的差别在于：“彼以群而我以独，彼以巧而我以拙；彼士以科学，农以新器，工以汽机，商以计学，而 我士以白卷大摺，农以天时，工以手足，商以命运。”而西人之“智”尤体现在其“谋一事也，必本其自得之学术；其得此学术也，必本诸 即物以实验”。故马君武明确提出：“西方以科学强国强种，吾国 以无科学亡国亡种。呜呼!科学之兴，其期匪古。及今效西方讲 学之法，救祖国陆沉之祸，犹可为也0”就是趋新而一般尚不视为激进的吴汝纶也认为：“文者，天地 汪德渊：救亡决论一，政艺通报丁未第22号，第45张。汪氏指出，若“无更 代之物而即轻废前型”只会造成局势的进一步棼乱，这一当时少有的睿见恐怕不是
21、当年心态焦虑的多数中国士人所听得进去的。黄节：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邓实：鸡鸣风雨楼民书民智，政艺通报甲辰第6号，第6张。按邓实此语或本 张之洞，张在劝学篇中已说，“大抵西法，诸事皆以先学艺后举事为要义”。参张 之洞劝学篇矿学，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第586页。另外，黄节已说，“天之开 明此民也，不在腕力而在汽力”(黄节：东西洋民族交通消长之大潮，癸卯政艺丛 书政史文编卷三，第607页)。邓实所述的中西区别，基本也就是所谓“腕力”与“汽力”的区别。马君武：新学术与群治之关系，莫世祥编：马君武集(1900 1919)，华中师范大 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8页。不过，即使国学保存会的
22、成员对吸收西学的见解 也不甚统一。马叙伦的看法就与邓实等相当不同，详后。40 维普资讯 http:/ 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 之至精至粹，吾国所独优。语其实用，则欧美新学尚焉。博物、格 致、机械之用，必取资于彼，得其长乃能共竞。旧法完且好，吾犹将 革新之，况其窳败不可复用”乎!这大概也是清季主流士人的共 识，在中外竞争主要落实在富强层面的大趋势下，那时几乎已无人 还主张仅仅“回归”中国固有学术即能承担救亡重任，即使有也难 以进入思想言说的中心了。国粹学派已虑及“师夷”可能导致“亡学”的后果，而在这方面 仍不落人后，在很大程度上即因思想资源已转变，前引邓实所谓“拉丁、条顿、斯拉夫聪强
23、之人种”与“契丹、女真、蒙古犬羊之贱种”的对比最能表现他实已接受19世纪后期盛行于西方的种族优劣 说，在思想转变后自易看到中国“外族专制之黑暗”与西方“共和立 宪之文明”的鲜明对比。他在1903年论政艺通报发行之趣意 说，“自有部族之竞争，而后合群以立团体，故对于外敌而有国家；自国家之成立，而后定法律以谋公谊、保国安、立国防，故对于国家 而有政治。是同处一国家，即同有其政治思想。”这里国家、政治及 政治思想的概念皆为西来的新知，固无疑义，更有提示性的是他眼 中西方与中国的对比：泰西立宪之国，凡为一般之国民，无不同尽一国之义务，同选举议员以治内政，同服兵役以御外侮。举通国之民，人人 皆有参政权，
24、故人人皆有政治思想也。吾国人数千年服从于 专制政体之下，误认朝廷为国家；凡立法、理财、军备、警察、外 交数大政治，与吾民身家性命生死存亡有莫大之直接关系者，皆委之于政府官吏之手而不一动念，而吾国历朝之君主亦遂 清史稿卷486(吴汝纶传，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13444页。维普资讯 http:/ 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利用之尽收其权以巩固其专制之政体。我在另文中已述及，邓实眼中的泰西具有很大程度的虚悬想 像意味，而这一想像正基于其思想资源的西移；他所注目的“数大 政治”中除理财和军备或许还与往昔相衔接外(其实在概念上已相 当不同)，其余立法、警察、外交三类基本是近代始传人的新知，以
25、这样的“数大政治”为比较的基础，中国之不如西方的确是“优劣之 胜败立见”(相反，章太炎等所见中国之长处虽也以西方观念为立 论的依据，却尚未以具体的西方“政治”为比较的基础)。如果说邓实对西方的虚悬想像是因其对西方不够了解，号称 当时最谙西学的严复也有大致相同的看法，他在两三年后仍说：“泰西之俗，凡事之不逾于小己者，可以自由，非他人所可过问；而 一 涉社会，则人人皆得而问之。乃中国不然，社会之事，国家之事 也；国家之事，惟君若吏得以问之。使民而图社会之事，斯为不安 本分之小人，吏虽中之以危法可也。”若当时西方社会之事“人 人皆得而问之”，彼时正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真不知从何而至。重 要的是西方被虚
26、悬之后，中国也被重新“表述”。今日学者皆知中 国历史上官僚系统之所以能长期保持不大的规模，实因许多在西 方由政府(即君和吏)办理之事皆靠地方士绅处理，这一情形到晚 清并无大变，恐怕士绅的作用还较前更重要。在严复描绘的“中 国”，此类士绅为小人乎?抑为吏乎?实不知置于何处。可知当时 脱口而出的习惯相当广泛，而中国样样不如西方确已成为当时不 少士人的既定认知。邓实：论政治思想(政艺通报发行之趣意)，2001年第2期 为白人之奴隶以没世矣”。如果按邓实前面的论述，中国早已是“被窃”而等待“复造”之 国，“国界”之乱已久，他实际已不认同“大清”为“中国”。故其曾提 出“修学好古之士”当继承黄、顾、王之
27、遗志，“保一家存一姓者，肉 食者为之；保一国存一学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这已有明显的 反清意识，即郑师渠所谓不著“排满革命”的词句而实为“激动种 性”的革命论。但是当邓实以预测方式讨论所谓“国界”将乱时，却又视“国界”为尚未乱，实乃认同“大清”即“中国”。可知一旦语 及中西的对立，关于满汉夷夏之别的观念就退居二线了。这其间 基本价值观念和国家认同的暗中转换，恐怕有相当的代表性；既不 能纯从夷夏之辨的传统观念去理解，也不宜仅用近代西方的民族 国家观念去认识。当时许多士人或多或少皆有类似心态的存在，个体士人内心存在的这样一种新旧思想资源混杂、竞争和互动的 紧张状态大致也表现在群体心态之中(程度
28、容有不同，甚至可能很 不同)，且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尤其以新文化运动前后表现得最 充分，而至今余波未息。当时学界的主流趋势已发展到潘博所谓“舍己从人”的程度，潘博说，“何以有国与天下之分?盖以易朔者，一家之事；至于礼俗 政教澌灭俱尽，而天下亡矣。夫礼俗政教，固皆自学出者也。必学 亡而礼俗政教乃与俱亡。”因此，“自三代以至今日，虽亡国者以十 数计，而天下固未尝亡也。何也?以其学存也。而今则不然矣。邓实：国学保存论，政艺通报甲辰第3号，第6张。按是否“愿以欧美之种族君 吾之土”这最后一点乃区分是否民族主义者的关键，此前各类慕欧美之学或政者仍 皆以强中国为目的，后者则非是。当时也确有与其作“野蛮”的
29、满人奴隶，不如作“文明”的白人奴隶的提法；其立意也许在恨铁不成钢，然不排除实有持此见者，详 另文。郑师渠：晚清国粹派，第】2页。44 维普资讯 http:/ 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 举世汹汹，风靡于外域之所传习，非第以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又见其所以施于用者，富强之效彰彰如是；而内视吾国，萎茱颓朽，不复振起，遂自疑其学为无用，而礼俗政教将一切舍之以从他人。循是以往，吾中国十年后，学其复有存者乎?”通过重新诠释顾亭林关于“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分，潘氏敏 锐地注意到当时中国已面临“亡天下”的危险。且此危险之程度已 深，邓实观察到，以前中国曾“同化于同洲外族之风俗”，至近代则 又“同
30、化于异洲外族之风俗”。当时中国社会风俗，从饮食衣服宫 室到各种军、宾、嘉礼，都已经“半中半西半华半洋”，而“父子兄弟 夫妇朋友君臣之伦，亦必有不中不西不华不洋者矣”。关键在于，中国乃“黄帝之国；吾国之国教，则孔子之教也。孔教者，以礼法为 其质干，以伦纪为其元气。故礼法伦纪者，乃吾一种人之所谓道德 而立之为国魂者也。使社会内而无礼法无伦纪，则国失其魂，人道 荡然。”东方杂志一位署名作者也指出，“国之成立，必由言语 风俗宗教之结合，相维相系，以巩固其秩序。夫如是，足以存立 矣。”“天下”既亡，社会秩序无从巩固，则国何以立?这些表述显然已借鉴了新人的西方观念，实与顾亭林的思路 相反，更加注重“亡天下
31、”对于“国”之存亡的影响。而与昔日尤其 不同的是，不少士人因“富强之效”的对比而主动欲舍弃一切本国 礼俗政教“以从他人”。中国历史上此前也有如司空图所说的“汉 儿学作胡儿语”的现象，却基本不为主流士人所认可，如今则已形 成影响日益广泛的大趋势。再加上清季面临的是主动要“灭学”的 潘博：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风俗独立，癸卯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七，第178页。放士：论雪国仇宜先励国耻，东方杂志第1年第4期，光绪三十年四月二十五 日，影印本，第65页(栏页)。45 维普资讯 http:/ 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列强，根本不同于往昔愿意“窃学”的外族君主，故士人
32、主动“舍己 从人”的现象尤其凸显了近代中国出现的“新”问题，这恐怕才是时 人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指谓之所在。那时许多士人广泛接受的“中学无用”论推动了思想权势的转 移，而新学家在思维方式上却又继承了旧学那不高明的一面。在 章士钊看来，广受攻击的科举利禄之途更深远的危害性即是造成 士人不读“不切用”之书的普遍“劣根性”，其“愚不肖者，自不待论。其智者贤者，以国学无所于用，故不治之。”这当然是指清季倾向“欧化”的趋新士人，他们不但不治国学，且“自以为高出于寻常之 不治国学者”。而其之所以视国学为无用，正因其以为“国学即前 日所治科举之学也；吾即未尝治，当即吾祖若父所治之学也，或非 尔，则必
33、不切于用也”0 科举虽是中国昔日“正学之所以不能光大者”之障害，然过去 业科举者尚自知是趋于利禄，并不敢以学术正宗自诩，所以绝学尚 可传而不坠。“今也不然，科举废矣；代科举而兴者，新学也。”章士 钊承认“新学则固与国学有比例为损益之用，非词章帖括之全属废 料者比。前之言国学者，可绝对弃置科举；而今日言国学者，不可 不兼求新识。”惟“业新学者以科举之道业之，其蔽害自与科举等”；则新学“亦利禄之途也，而其名为高”。这才是清季出现的权势转 移：“前之业科举者，不敢排斥国学；而今之业新学者，竟敢诋国学 为当废绝”。其实“知国学者，未有能诋为无用者也”；而“真新学 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挈合者也”。但“假
34、”新学而能得高名且竟敢 诋斥其本不知的国学，充分体现出世风的转折，“使国学之昏暗，较 之科举时代而尤倍蓰”。故“科举时代，昌明绝学犹较易；新学溃裂 本段与下段，章士钊：(19o6年)，(1)，文汇出版社 2000年版。第175179页。46 维普资讯 http:/ 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 时代，而含种种混杂之原因，而国学必至于不兴。则亡中国者，必 新学也。”本来传而不坠的国学竟可能“亡于教育普兴之世”是当时不少 人的忧虑所在，这与邓实、黄节等担心国学可能亡于欧美、日本之 学的思虑是相通的，这里的“新学”基本是“西学”的同义词，至少是 近义词。而新学“竟敢诋国学”象征着“国学”一个主
35、要时代特征 的明朗化：它本是一个代“中学”而兴与“西学”相对应的范畴，对内 固可与“君学”相别，在剔除“君学”之后的“真国学”最后面对的还 是日益人据中国思想言说主流的“西学”(尽管后者经常或更多以“新学”的面目出现)，其实质仍是中西学战。如邓实所说，风俗、礼法、伦纪是孔教的质干和元气，这方面的 失落当然与狭义的“学术”衰微直接相关。他看到的学界现象是：“百家簧鼓，大道亡羊。论语当薪，三传束阁。倡权利之说，放 弃道德；作竞争之谭，掊击仁义。谓六经为糟粕，以万物为刍狗。快意一时，流祸百世。数典而忘其祖，出门不知其乡 谓他人父，其 亦不可以已乎。夫不自爱其国而爱他人之国，谓之国奴；不自爱其 学而爱
36、他人之学，谓之学奴。”他历数波兰等亡国史而叹日：“无国 者如无父母，而为奴者等为禽兽。虽然，能灭者国，不能灭者国之 魂；可奴者民，不可奴者民之性。”故“异族虽天纵之骄子，吾族虽天 陕西布政使樊增祥也认为，“今之所谓新学者，学人之美，并其丑者而办学之；去己 之短，并其长者而亦去之。不分事势之缓急，不揣程度之高下，人人自命为识时之 俊杰，而其无识与八股诸公同，而祸且益烈焉。”樊增祥：(乙巳年末)卷15，宣统庚戌刊本，第20页。这也基本是时人的共识，张之洞在中论“新旧兼学”即说：“四书五经、中国 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张之洞：劝学篇设学，第4册，第57
37、0页。关于“国学”与“君学”，参见罗志田。47 维普资讯 http:/ 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诛之戮民，而国士之风，至死不辱”。国粹学报“同人被服儒术，伏处海滨。家传汉学，抱一经世守之遗；世多欧风，有百年为戎之 惧”0 邓实关于中西“天诛”和“天纵”的对比，可见其有试图对抗当 时风行的“天演”观念之意，却又不能不承认在西潮冲击下自己 国族之实际地位不佳。潘博当时就注意到，邓实、刘师培等创办 国粹学报，即因“震于十数强国之威，眩于万有新奇之论，以与吾 学竞，扬其波者且方遍天下也；而独以眇然儒生，支柱其间，不惑不 惧，毅然以保全为己任”。钱玄同后来也回忆说，他的老师章太 炎当年欲保存国故，一
38、因痛心于“举国不见汉仪”，一因感慨于“满 街尽是洋奴”。当邓实以“汉学”与“欧风”相对时，这已基本不是汉宋之争的 邓实：国粹学报第一周年纪念辞并叙，国粹学报第2年第1期；鸡鸣风雨楼独 立书-自叙，癸卯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七，第17Ol71页。这是当时一个隐而不显但相当重要的倾向，盖其与中国之前途和发展前景密切相 关。如果承认优胜劣败这一“天诛”和“天纵”的规律，则败即是劣，中国除全盘西化 外其实别无选择。章太炎是少数能据历史事实置疑进化论的国人之一，他指出，甑 克思的社会通诠把社会分为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三大类，当时遂有人 据此以为“以宗法社会与军国社会抗衡，则必败”，也就是“以一者为未
39、进化，一者为 已进化，故得以优劣定之”。然而“征以文义，则不如征以实事”。夫“图腾社会尚较 宗法社会为下，而游牧之民实自图腾初入宗法者耳，其与耕稼之民相抗，则劣者当 在败亡之地。何南宋之卒亡于蒙古也?西罗马灭于峨特、东罗马灭于突厥、印度灭 于莫卧尔，此皆以劣等社会战胜优等社会者也。是则国之兴废，非徒以社会文化高 下为衡，顾民气材力何如耳。”见章太炎商兑，章太炎全集(4)，上海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5页。最后一语是其关注之所在，实隐喻近代中国之 屡败或为“民气材力”之问题，而不关“社会文化”之高下。潘博：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钱玄同日记，1917年1月1日，转引自杨天石振兴
40、中国文化的曲折寻求论辛 亥前后至“五四”时期的钱玄同，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等编：2001年第2期 但同时也明确了必须是“一国所自有之学”。对如何因应中国既存学统这一问题，“国学”提供了一条解决 的出路：它既传承了长期的学统，又提供了通过重新诠释而再造属 于“国家民族”的新学术思想体系的空间；且其开放性和包容性远 超过任何一种传统的学术分类，在“国学”之中，汉学和宋学、儒学 和诸子学都不必是对立的(虽然当时也有不少人确作此想)，而可 以是互补的。传统的汉宋学、特别是诸子学与儒学之间的紧张因 有“国学”这一开放性的名目而化解。邓实明确提出了“国学”或“国粹学”应该超越既存的学术派 别，他自谦对于“
41、国学十不窥一，何敢以言学，更何敢以言粹”。到 l9岁时“南归，游简岸读书草堂，受业简先生之门，得闻九江先生 之遗风，始知吾国之有学、吾学之有粹。盖先生讲学，尝诉诸九江 先生者也；九江先生则尝诉诸古人者也。诉诸古人，则九江先生之 学非一家之学，乃天下之学也；九江先生之言非一家之私言，乃天 下之公言也。君子续其公言、明其公谊，而一国乃常有学。今吾国 之学，其派别亦多矣。朱陆异同、汉宋家法，门户水火，吾何适从?吾亦惟述吾之所学者以为学而已，吾亦惟保吾学之粹者以为粹而 已。”简言之，“学，孔子之学，无汉学无宋学也”。实际上，整合“自有之学”的需要恰因“外学”的冲击而产生，邓 实引朱次琦的话说：“古之言
42、异学者，畔之于道外，而孔子之道隐；今之言汉学宋学者，咻之于道中，而孔子之道歧。”这一意义在面临“西学”这一新的“异学”冲击时更得以凸显，邓实稍后注意到，当西 学东渐之时，中国学术自身尚在内斗，“门户水火，则兰艾同焚；诸 子九流，则冰炭不合。流至今日，而汉宋家法，操此同室之戈；景教 流行，夺我谭经之席。于是蟹行之书，纷填于市门；象胥之学，相哄 邓实：国粹学，政艺通报甲辰第13号，第3张。50 维普资讯 http:/ 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 于黉舍。观欧风而心醉，以儒冠为可溺。”正由于惧怕“文武之道，今夜尽矣”，所以要“发愤保存”国学。在“欧风”袭来的新形势下，像诸子这样过去属“道外”
43、的“异 学”自然转化为“自有之学”，则“国学”当然需要将其纳入，故邓实 明确提出，国学应同时包容孔子和诸子。他说：“学术至大，岂出一 途。古学虽微，实吾国粹。孔子之学，其为吾旧社会所信仰者，固 当发挥而光大之；诸子之学，湮没既千余年，其有新理实用者，亦当 勤求而搜讨之。夫自国之人，无不爱其自国之学，孔子之学固国 学，而诸子之学亦国学也。同一神州之学，乃保其一而遗其一，可 乎?”故“吾人今日对于祖国之责任，惟当研求古学，刷垢磨光，钩玄 提要，以发见种种之新事理，而大增吾神州古代文学之声价。是则 吾学者之光出。”许之衡进而指出，“汉宋儒者，亦非孔学之至，尤非吾国学之纯 然至粹者”，后之“附于二派者
44、”更不足道。“今日之言国粹，非谓妹 姝守一汉宋家法以自小也；固将集各学之大成、补儒术之偏蔽，蔚 然成一完粹之国学，而与向咕哔其言、咿唔其艺者，固大异其 趣。”超越于“儒术”之上而“集各学之大成”这一概括尤表现出“国学”那面向未来的取向，故可以像西方那样进行再造并复兴。如邓实所说，只要中国读书人努力研求古学，“安见欧洲古学复兴 邓实：国粹学，政艺通报甲辰第13号，第3张；国学保存会小集叙，第176页。邓实：国学通论，国粹学报第1年第3期。53 维普资讯 http:/ 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莫不有学；喜新而厌旧，重实用而戒浮饰。其学信美矣，然而不可 以为吾学者，则以泰西之土地华离，吾国之土地
45、方整；泰西之人种 亚利安，吾国之人种巴克，则土地人种不同也；泰西之风俗习躁动，吾国之风俗习安静；泰西之政教重民权而一神，吾国之政教重君权 而多神，则风俗政教不同也。”既然如此，“欲易吾学以为泰西之学，则必先易吾土地人种以为泰西之土地人种”。后者若易，实际是亡 国亡族，“学术虽甚灿烂，其已非吾物矣”。对此问题黄节先已有论证，他提出“交通调和”这一解决方法。黄节说，一个民族因其土地、人种、宗教、政治之不同，“于是其风 俗、气质、习惯遂各有特别之精神焉。夫有特别之精神，则此国家 与彼国家，其土地、人民、宗教、政治，与风俗、气质、习惯相交通相 调和，则必有宜于此而不宜于彼，宜于彼而不宜于此者。知其宜而
46、 交通调和之，知其不宜则守其所自有之宜，以求其所未有之宜而保 存之，如是乃可以成一特别精神之国家。”值得注意的是黄节在同 一 文中给“国粹”下的定义就是“国家特别之精神也”，则“国粹”本 是向外国之宗教、政治、风俗、气质、习惯那“宜于”本国的内容开放 的，故“研究我国与外国之异同，取其适用而未能永续者如马氏所 举数端，皆国粹也”0 邓实似乎注意到“研究”这一新表述(“研究”固旧词，然将其用 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学术独立，第t76 177 页。黄节：国粹保存主义，第l8Ol8l 页。按黄节 文中说，“马路日：政治之良否，关于人民之德智；以空理组织之政体，虽如何巧妙，亦不适于实用而无永续之力。永
47、续之力为何?日宗旨也、地位财产也、善良政治之 习惯思想也、尊崇历史怀远追旧之情也。”故此处“未能永续者”似当做“能永续者”，“未”字疑衍。54 维普资讯 http:/ 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 得类似英文之及物动词，却是新法)比“调和”更少争议，他迅速 采纳并加以推衍，主张对异学不必排斥，而应“罗列古今五洲万国 之学术于吾前，以吾为主观，以他人为客观，而研究之，而取舍之。轩文轶野，去绣发莹于以扶植吾中土之正气、振发吾汉种之天声”，最终“树立我泰东吾千年之学术于太平洋中央，结为文明花，张以 五色幢，以与彼美人兮结婚于西方，芬然大吉祥也。岂不懿与”!其实近代日本与中国都确曾有人提出东西“
48、合种”之说，以从人种 上彻底解决问题；邓实虽然反对移植“异学”而为“国学”，倒可以接 受学术上的“合种”方式。黄节不久又发展了邓实的“研究”观，并明确“研究”的对象也 包括“国粹”。他说，“国粹，科学也”。有“粹者，必有其不粹者”。而“万汇学之为用，必由研究而后可以区分，区分而后可以变化，变 化而后可以致用而保存。然则言国粹者，先研究而不先保存”，以 遵循“执果求因”这一“公例”。国粹乃“日本之名辞”，对中国人而 言，“其名辞已非国粹”。不过，“名从主人，物从中国，吾有取于其 义云尔”。盖国粹虽“日本创之，而日本不知发之，则待发于吾国”。“调和汉宋”虽然是道咸新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对于受清代汉
49、学影响较深的学者 如章太炎、刘师培等来说，却不过体现了提倡者不通“家法”的浅薄之处而已。甚至 以“杂学”见称的湘人叶德辉，也对“调和汉宋”的取向不以为然。参见叶德辉与罗 敬则往来书信，收入叶德辉郎园全书郎园书札与戴宣翘书)，长沙中国古书刊印 社1935年汇印本，第3338页；并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 与学术，第343348页。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学术独立，癸卯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七)，第177页。这显然是复述梁启超上一年的主张，粱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 说：，“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 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
50、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 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七，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4页)55 维普资讯 http:/ 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其区别即在于，“日本之言国粹也，与争政论；吾国之言国粹也，与 争科学。日国，则有其非国者乎；日粹，则有其非粹者乎。明乎非 国非粹，则知乎为国为粹。是故以研究为国粹学之始基，庶几继破 坏而有以保存矣。”这一点为黄节所特别强调，针对的是“举国方主 破坏，又病其言保存”的世风，试图明确他们讲国粹并非“主乎对欧 化而言之，为守旧排外之尤”。概言之，学主研究，而研究寓破坏之 意，是“中国人”言
51、国粹的特点；惟这是一种“先号后笑”的取向，虽 始于破坏，最后还是要“保存”。他稍后进一步申论说，所谓研究“国粹”，犹如“天演家之择种 留良”，故“国学者，明吾国界以定吾学界者也。痛吾国之不国，痛 吾学之不学，凡欲举东西诸国之学以为客观，而吾为主观，以研究 之，期光复乎吾巴克之族、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而已。然又慕乎科学之用宏，意将以研究为实施之因，而以保存为将来之 果。”虽然“明吾国界以定吾学界”看上去似乎与邓实所说国学“本乎地理”相通，但其欲研究“东西诸国之学”而“为实施之因”，则 已远超过“一国所自有之学”的范围了。“以吾为主观”的提法是相当富有想像力的诠释，在那时也并 非仅见。南社
52、成员余其锵在1903年提出：“夫国于世界而有历史，则自其祖宗社会之所遗，固有不能不自国其国者。不能不自国 其国，而其国民之文明力乃不能与人抗，则天然之压力，乃迫之使 不得不去旧而迎新。”但去旧迎新也分两种：“去之取之自己者，则 能吸入而融化之，而活用之，其种存，其国兴。”若“与之去之自人 者，则奴隶而已矣；其种绝，其国亡”。所以，“凡优强民族与劣弱相 黄节：国粹学社发起辞，政艺通报)甲辰第1号，第39张。本文承郑师渠教授赐 赠，特此致谢!并参见郑师渠晚清国粹派)，第1O9110页。黄节：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56 维普资讯 http:/ 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 遇，其文
53、明之同化力，乃能吸入而融化之”。然必须“发挥特性”，也 就是“厉其固有使足与世界相竞”。作者指出：“特性者，运用文明 之活力也。”故“种之强弱，视其文明；文明之高下，视其运用力”。这一论证仍有试图对抗“天演”流行观念之意，惟随着清季“泰西民 族主义汹汹东侵”，新学理的传人也给中国士人提供了新的诠释 工具。只要是主动吸取他人之文明而使固有强化，就不仅不低劣，反是优强的表征。在黄节看来，中国之国与学已俱亡，但时人对于泰西诸国之 政、法、艺、学，“则以为非先王之道，而辞而辟之，辟之而不足以胜 之”：或又“以为非中国所有，而貌而袭之，袭之而仍不足以敌之”。若“还而质诸吾国何以无学，吾学何以不国，而吾之
54、国之学，何以逊 于泰西之国之学，则懵然而皆莫能言。呜呼，微论泰西之国之学果 足以裨吾与否，而此懵然莫能言之故，则足以自亡其国而有余，是 亦一国之人之心死也。”由于亟待西方思维方式在中国的影响Et大，学战的胜负即文 化的高下基本已落实到商战特别是兵战之上，后者除“师夷之长技 以制夷”这一取向外似乎没有别的选择，则国学或国粹又不能不向 其竞争对手西学开放。黄节注意到，Et本国粹派面I临西学冲击时 已先提出“取彼之长补我之短”的主张：“昔者Et本维新，欧化主义 浩浩滔天，乃于万流澎湃之中，忽焉而生一大反动力焉，则国粹保 存主义是也。当是时，入Et本国民思想界而主之者，纯乎泰西思想 也。如同议一事焉，
55、主行者以泰西学理主行之，反对者亦以泰西学 余一(余其锵)：民族主义论，浙江潮(1903年)，收入张丰丹、王忍之编辛亥革命 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489页。黄节：春秋攘夷大义发微，国粹学报第2年第8期。黄节：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57 维普资讯 http:/ 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理反对之，未有酌本邦之国体民情为根据而立论者也。”井上馨等 乃提倡国粹保存主义，“以为宜取彼之长补我之短，不宜醉心外国 之文物，并其所短而亦取之，并我所长而亦弃之”。qj 但黄节认为，“井上之言，是知我国之所有者为国粹，而不知外 国之宜于我国而吾足以行焉者，亦为
56、国粹”。故“本我国之所有而 适宜焉者，国粹也；取外国之宜于我国而吾足以行焉者，亦国粹 也”。国粹不当“执一名一论、一事一物、一法一令而界别之”。而 应界定为：“发现于国体，输入于国界，蕴藏于国民之原质，具一种 独立之思想者，国粹也；有优美而无粗桷，有壮旺而无稚弱，有开通 而无锢蔽，为人群进化之脑髓者，国粹也。”国粹保存之义即类“天 演家之择种留良”，譬如土地甚荒，人开垦之而树以嘉木，即可葱 茏。“夫地之宜于植也，其生是嘉木，犹其生是棘榛也。是宜于植 者，地之粹也。因其宜于植而移嘉木以植之”，其能“焕然秀发者，虽非前日之所有，而要之有是地然后有是华，不得谓非是地之华 也”。简言之，一国之“地”本
57、具包容性的“粹”，复向(具有时空超越 性的)各种植物之“粹”开放，且必能得“粹”然后“国”可存：“粹者，人人之所欲也。我不保存之，则人将攘夺之，还以我之粹而攻我之 不粹，则国不成其为国矣”。反对文化“移植”说的邓实则认为，“地”并非完全被动开放的，“花钢石层之内，必不能生动植物焉；寒带之土面之上，必不能产椰 蕉实焉。以非洲蛲粗之土、沙漠之区，而欲植欧美之名花佳果，有 本段与下段，黄节：国粹保存主义，壬寅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五，第18O一181 页。按黄节此语显然受梁启超的影响，梁曾说：“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 为患。风气渐开，敌氛渐逼，我而知西学之为急，我将兴之；我而不知，人将兴之。
58、事机之动，在卜年之间而已。”参见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光绪二十二年)，饮 冰室合集文集之。第126页。58 维普资讯 http:/ 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 萎而黄落已耳。”但他并非纯粹反对“移植”，而是主张先改良固有 的“土壤”。邓实论证说，“吾神州立国，固以道德为其国魂者也”。在专制、霸者、外族三者危害下，中国“自晋以后，遂无民德之可 言”。故“及今而大反其所为，号称炎黄之民，且不知道德之为何 物”。这是因为“既受于数千年所造之恶因矣，乃于今日而食其 报”。不知历史者正“攘臂奋舌，嚣嚣然争改法度改风俗，欲以泰西 之新道德移植灌溉于吾祖国。而庸讵知内恶之根据方固而无与人 也。即其人
59、之，又庸讵知以泰西最美最良之政治法律学术，至高尚 完全之道德，乃变而化为至劣极恶之品，反成为弊害之丛也。”所 以，“欲今日民德之进步，第一在光复其固有之旧道德，第二在发明 其未有之新道德而已。夫西方之教平等，平等故贵自由，而以博爱 为主义。东方之教立纲，立纲故重尊亲，而以忠孝为主义。”是故孝 弟忠信礼义廉耻，“吾国之所谓旧道德，所当光复者也”；公、群、权 利、义务、爱国、保种，“欧美之所谓新道德，所当发明者也”。按邓实于上一年论新旧道德尚偏于新的一面，他那时认为，中 国今日处于“旧社会已坏新社会未立、旧政治已革新政治未行、旧 道德已灭新道德未兴、旧法律已除新法律未布之际，二者之间，搀 揉混杂，
60、其一成一败之数，至为奇险。成则升九天，败则堕九渊。”而“宇内群治之进退，一以其民智之高下为伸缩。执数千年相沿之 道德以范围今日文明世界之新群，则于其群内必大相忤。知其相 忤，则更求一适宜之新道德，而后可以顺吾群而安吾群。道德昔昔 变，群治昔昔进。故吾谓中国将来之群治，其不与外群交通、改变 其旧道德则已，苟交通焉改变焉，未有能外全球进化之公例而一支 之能独立而不进也。”稍后伍庄也注意到有人认为“中国旧学，邓实：鸡鸣风雨楼民书民德，政艺通报甲辰第6号，第8张。邓实：论中国群治进退之大势，癸卯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三，第128129页。59 维普资讯 http:/ 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于发挥私德
61、无余蕴矣，而于公德尚未备”，故“糟粕六艺而专求欧学 以为新道德”。他针对这一倾向指出，“夫新道德能求，吾亦何病，而无如弃其旧者之必不能求其新也”。换言之，在移植“客观”异学之前，应先强化已缺乏竞争力的“主观”(若“客观”胜于“主观”则有可能成为“学奴”)。故邓实所建 议的先光复固有旧道德然后接收欧美新道德的提法与黄节“有是 地故有是华”的观念并不冲突，不过是对其的一种补充。刘师培更 进一步提出区分学术之夷夏与种族之夷夏的观念说：明季遗民孙 兰曾从汤若望治历学，其学术受西学影响，但深明出处之大义，明 亡后不仕清廷。反之，“杨光先诋西书为诞肆，乃直声既著于明廷，仕籍复标于清史。彼斤斤于学术之间衡量
62、口夷夏，而出处大节 转舍夏就口夷。”刘氏以为，孙兰的作为才算得上真正的“高士”。概言之，“学术之界可以泯，种族之界不可忘”。黄节所谓“有是地然后有是华”的主张经邓实、刘师培如此补 充论证后，才更全面地体现了国粹学派的特色。这是理解国粹学 派的一大关键，在新的“国家”观念传人后，他们最注重的是土地，其次才是人种以及程度稍减的风俗等，惟于学术则既知不能不吸 收，干脆正面接受之，并融会各种新旧观念以强调其正当性。可知当时士人内心中充满了至为复杂的多层面紧张，他们的 思想资源正I；1益西化，却又不能完全认同西方思想。他们强调并 论证“国学”或“国粹”的正当性，当然是为了应付“西学”(以及“倭 学”)的
63、冲击，但他们心里其实基本同意不论换用什么标签及怎样 重组，纯粹的中学实不足以因应与“富强”相关的时代需求。正是 在这样的紧张和窘境下他们赋予“国粹”(或“国学”)以宽广的开放 伍文琛：群书第八，政艺通报丙午第19号，第5张。刘光汉：孙兰传，国粹学报第1年第10期。60 维普资讯 http:/ 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 性和包容性，以至将其实际对立的西学囊括进来。国粹学派所发 明的以地域决定“学”之归宿和认同这一论式突破了过去以文野之 分的文化选择确立认同的传统思维模式，早已是一种“新国学”。后来新文化人在整理国故时又主动提出“新国学”的VI号，已是在 先已不“旧”的“国学”基础上进一
64、步更新了。问题在于，国与学的相互关系应该是中外皆同的，“外学”与“外国”之间同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在“本国无学”的情势下求诸“外学”，学术的开放是否会导致“瓜分”欲望明显的外国对中国“国 家”的进一步入侵呢?特别是中国若真已到“国已不国”的程度，这 样一种开放的“国学”与“国家”之间又会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而 且，若真正以“地”而非以“学”定取舍，又背离了邓实等经常引以为 据的王夫之关于“学界不可乱”的观念。学可以开放，难道种就不 可以开放么(戊戌维新时即已存在的“合种”说实即主张“种”的开 放)?如果满汉之间的紧张可以让位于中西之间的冲突，对身在中 土的西人又当如何对待?虽然学术的开放到最后
65、还是要包容于(中国的)“国学”这一大范畴，其间这些问题仍是相当难解决的，所 以进入民国后这方面仍出现频繁的相关论争(详另文)。对于国粹学派来说，当下的现实问题在于，是否存在黄节所谓 超越而供人移植之“粹”?如果真的“无中学无西学”，则外人欲“灭 学”的威胁便无意义；若此威胁确实存在，则保存国粹不仅必要，恐 怕中国之“土地”还不能像黄节主张的那样随便对任何“嘉木”开 放。本来国粹学派自己就是“中国无学论”的始作俑者之一，而他 们也多同意需要吸收“外学”的前提即在于中国“无学”；在中西学 战实际存在的情形下，以“无学”对“有学”，怎样才能保证“以吾为 主观”呢?这正是邓实强调先要改善“主观”方面的
66、出发点，故“国 学”或“国粹”无论怎样开放，仍不能不在最直观的意义上言“保存 国粹”。61 维普资讯 http:/ 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马叙伦提出，“国之立也，有大宝焉，是名日国粹。国粹存则国 存，国粹亡则国亡，国粹盛则国盛，国粹衰则国衰。”而“一国必有一 国之特性，而后可言特立；毋论政治、学术、技艺三者具备，其国固 必大强，即三者能得其一，国家亦必能小治。”关键在于，趋新派所 引为榜样的“泰西诸邦，皆各守其特性、各崇其国粹，莫有弃其国粹 而盲从他人者。如东邦日本，维新以来，几尽弃其旧学而从泰西 矣，然近日彼邦士大夫亦斤斤以复汉学为务矣”，可知尊崇本国固 有的国粹是“立国之公理”。他针
67、对当时出现的“中国无史”论说，“吾政治技艺皆不足取，然学术则有远过泰西者”。比如司马迁的 史记与郑樵的通志，皆可证明“中国之学术何尝不及泰西?中 国又何尝无史”?实际上，“中国至今日犹不急保其国粹”正是“我 中国人至今日而犹不改其奴习”的表征。许之衡的见解与马叙伦略同，他也认为“国粹者，一国精神之 所寄也。其为学，本之历史，因乎政俗，齐乎人心之所同，而实为立 国之根本源泉也。是故国粹存则其国存，国粹亡则其国亡。”与马 叙伦举“泰西诸邦”均尊崇国粹为例不同，许氏注意到，世界文明古 国如埃及、希腊、印度，“皆以失其国粹，或亡或灭，或弱或微；而我 中国犹岿然独著于天下，不可谓非天择之独厚也。毋亦我古
68、先哲 贤抱守维持，而得系千钧一发以至于斯乎?以群古国之文明而独 竞胜于我国，其必适于天演之例可知也。其优胜适存如是，其光明 马叙伦：中国无史辩，新世界学报第9期，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第8182页。本文承徐雁平君代为抄录，至为感谢!按马叙伦稍后也参与政艺通报的编辑并 成为国学保存会成员，其关于日本的说法或有问题，日本的“国学”论固主要针对西 学而发，且不乏以阳明学为日本国民道德之基础的主张；但这些日本人乃视阳明学 或儒学为“日本固有道德”的一部份，未必视其为“支那”的“汉学”而“复”之，这是应 该明确的。62 维普资讯 http:/ 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 俊伟如是，此正爱国保群之士
69、所宜自雄而壮往者也。”当时一般 言及波兰、印度等亡国史，多以之为例而警戒国人，许氏独见各大 古文明中惟中国能竞存而“适于天演”，故中国之往昔完全可以“自 雄而壮”之。章士钊也强调：“凡立国，必有其天然之国粹，不与人同。”虽因 时世之逼不得不有所变，“而其所席之旧治之胚胎，究不可失。失 之，吾未见其能自立国者也。”到国粹学报创刊，邓实所撰的 发刊辞明确指出：该刊之志，在于“保种、爱国、存学”；而其略 例复日：“本报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稍后他进一步提 出，“不明一国之学，不能治一国之事。乃若有兼通他国之学以辅 益自国者，则兼材之能也，国杰之资也。然而不通自国之学，在古 不知其历史，在今无
70、以喻其民；在野不熟其祖宗之遗事，在朝即无 以效忠于其子孙。知其历史，熟其遗事，则必以读本国之书、学本 国之学为亟。”马叙伦自述其著古政通志之出发点，即“耻古政学之失坠，学者数典而忘祖”，才致力于重建中国古学。他主张“学者贵能因 而明之。国有学而不能明，而转掇拾乎异域之学，使代统而为尸，此其罪等于卖国。”马氏所具体针对的，即时人之提倡新学“不过崇 拜西人，如乡曲愚妇之信佛说，初未识其精旨”。由于对西学之崇 拜近于宗教，反过来自然“诟旧学如寇仇，斥古书为陈腐”。此语 揭示了中国之“旧学”与其载体“古书”那不可分割的联系。如前引 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国粹学报第1年第7期。章士钊：王船山史说申义
71、(1903年)，章士钊全集(1)，第166167页。邓实：国粹学报发刊辞，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 2年第7期。马叙伦：献天庐占政通志，国粹学报第1年第7期；中国无史辩，新世界学 报第9期，第81页。63 维普资讯 http:/ 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邓实所说，时人“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的结果即“十三经、二十四史、诸子百家之文”在十年内就可能不待秦火而“尽归烟 灭”。果然，古书这一学术载体被视为“故纸”而弃若敝屣的现象已 经出现。一位署名南械的江南士人在壬寅(约1902年)年到北京 发现：庚子“丧乱之后，士夫若梦初醒，汲汲谈新学、倡学堂，窃喜 墨守之习之由是而
72、化也”。但对八国联军注重搜括之古籍，“我国 人漠然无恤焉。以为是陈年故纸，今而后固不适于用者也。心又 悲之。”两三年后其返回南方，则此情形更甚：“南中开通早，士多习 于舍己从人之便利，日为卤莽浮剽之词，填塞耳目；而欲求一国初 以前之书于市肆，几几不可得。比来海上风会所至，乃益灿然。至 叩其新体新型之所以回复我精神、发皇我爱国心者何在，往往匿笑 不欲言。”鲁迅在辛亥前夕的观察印证了这一趋势仍在发展，他 因发现“吾乡书肆，几于绝无古书”而慨叹“中国文章，其将殒 落”!大约同时，学问程度浅得多的山西乡绅刘大鹏也表述了类似的担忧，他推测说：“士 皆殴入学堂从事西学，而词章之学无人讲求，再十年后恐无操笔
73、为文之人矣”。参 刘大鹏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1905年11月2 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版，第147页。南械(张继良?)：佚丛序，政艺通报丁未第17号，第38张。此时尚未到过北京的鲁迅对琉璃厂还寄予希望，“闻北京琉璃厂颇有典籍，想当如 是，曾一览否”?但古书被视为“陈年故纸”的趋势必然使北京的情形也每下愈况。引文见致许寿裳(1911年1月2 日)，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331页。按鲁迅所谓的古书、典籍大约指不甚常见者，或不完全与“适用”直接关联。对于普通旧书之销售，那时也有不同的观察，申报)19o9年5月的一 篇文章引旧书店中人语谓：“自有学堂，论语、孟
74、子诸书销路大减；至停罢科举 后，其减益甚；一二年前稍稍增多，年来已复其旧矣”(转引自关晓红张之洞与晚清 学部，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87页)。不过这里所说的是新学堂的不成功 导致私塾复兴，故论语、孟子的读者群体开始回升。64 维普资讯 http:/ 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 学术与书籍既不可分，保存国粹便与搜集古籍直接相连。刘 师培指出，“今者太西学术输入中邦，户肄大秦之书，家习劫卢之 字。依席而讲，匪博士之才；抱经以行，丧宿儒之业。自今以往，更 三数十年”，中国书籍之“销蚀散亡，视今为何如哉”?故“欲谋保 存，必先辑录”。而各省州县编辑书籍志，也是“与皙种之学术争骖 比靳”
75、，亦即学战之一部分；“保存国学，意在斯乎”!实际上，也只 有从书籍中方可“窥古人学术之真”。一般皆以为“国学式微，由于 士不悦学”，其实未必皆“不悦学者之咎也。书籍不备，虽欲悦学而 无从，此则保存国粹者之隐忧也”。他注意到“东西各邦，均建有各 类图书馆，官立公立私立，制各不同”。中国也“宜参用其法，于名 都大邑设藏书楼一区”。陈黻宸在兼任学部编译局编纂时也重视搜集古书，曾献策以“数十万金遍购天下古书，或大招书手钞副本，为一大藏书楼。又 每年聘通人一百人，每人予以千余金，大编古书暨一切外籍译本，不过二十年，藏书之富，庶几可观。而聆者以为笑谈，群嗤弟为书 耽子、不达时务之流。”陈以为“兹事体大，而
76、当事者以儿戏出之”，遂提出辞职。那时学者提倡建藏书楼的一个重要考虑即文化存 于典籍，即国学保存会所说：“今人无不知爱其国，爱其国无不知爱 其国之祖考先民者；顾知爱我先民祖考而不爱我先民祖考之学与 所著之书，则其爱犹未至也。何也?此先民祖考之书，固我先民祖 考之精神所悉寄焉者也。”刘光汉：劝各省州县编辑书籍志启、沧中国宜建设藏书楼，国粹学报第2年 第6、7期。陈黻宸致宋恕，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二十九日，陈黻宸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022 页。国学保存会藏书楼募捐启，政艺通报丁未第4号，插页。65 维普资讯 http:/ 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黄节论国粹时已指出，“无有形体，于何保存”
77、。q)如果书籍这 一 既存学术的载体不受重视，真到了汪德渊提倡的追求富强也不 能离国粹的观念为多数人所接受时，具体的“国粹”何在恐怕也已 成问题了。从这一角度言，保存古籍即是保存国粹。故国学保存 会创始时即以“保存国学、搜聚遗书”为目的。其开办费初由邓实 捐洋三百元，黄节捐洋二百元，“原冀入会者众、阅书者盛，得收回 会捐阅书券费，以作常年经费。乃开会至今，会员不过二十一人，阅书券每月所入仅及一元。”按国粹学报此前刊有启事，阅书券 每券五分，则阅书者每月也不过20人。其实该会只要月得百金，即可维持。然始终入不敷出，仍靠邓实、黄节二人出资“竭力维持。但二君本皆寒素，平日自食其力，所得甚微；支持半年
78、，罗掘俱尽。后顾茫茫，终非长久之计。所望海内大夫君子，慷慨捐助。”此 后捐款人果有增加，然亦不过数人，金额也仍未达到一月百金 之数。与国粹学报可以说相当广泛的影响相反，国学保存会的活 动始终局限在一个-ild,的圈子之中。正如前引那位署名南械的士 人观察到的，当时虽有忧悴之士倡国粹保全之说，“翘于众而呼号 之，然而应之者卒鲜”。邓实自述国粹学报同人的情形亦然，他们不过二三君子“相与讲求于荒江之上、寂寞之滨；朝怀铅而夕 握椠兮，究万卷之纷纭；拾丛残于两汉兮，寻死灰于暴秦犹幸 兹硕果之留存，庶几发挥而光大之兮，是所望于大雅之同群。”黄节：国粹学社发起辞，政艺通报甲辰第1号，第39张。国学保存会附启
79、，国粹学报第3年第7期。南械(张继良?)：佚丛序，政艺通报丁未第17 号，第38张。邓实：国粹学报第一周年纪念辞，国粹学报第2年第1期。66 维普资讯 http:/ 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 就在民间的国学保存会试图寻找知音之时，朝廷中以张之洞为首 的一批士大夫也同样在努力保存国粹，其主要的方式即开办存古 学堂。四、存古学堂之立意 1909年张之洞逝世后，教育杂志一篇回顾张之洞与晚清教 育的不署名文章说：张在地方时，是推动新教育的先驱；到中央主 持学务后，反主保守缓进。这是因其“不明教育原理”，如小学本应 注重普通知识，但从光绪二十九年(约1903年)的学堂章程到宣 统元年(约190
80、9年)的变通小学章程，无不强调小学生读经。晚 清“欧风东来，学说为之一变，文襄不能调和利用以促进国家之文 化，乃牢守保存国粹之政见，不论有益无益，概斥之为西人谬论，尽 力反对之压制之”，故“吾国文化之不进，文襄实尸其咎”。张氏本 人不愧“为一代伟人，惜其生于过渡时代，致有此不新不旧之宗旨，误我国文化之进步”。可知认为张之洞在教育方面由趋新转为保守的看法起源于他 弃世之时，基本是盖棺即欲定论；而此论影响久远，类似观念之余 波迄今可见(详后)。然该文所论张氏从癸卯年起便主张通过读经 而保存国粹一点，却也提示了考察他几年后如何兴办存古学堂的 一 条取径。实际上，张之洞这方面的办学思路至少还可上溯到其
81、 戊戌维新时所撰的劝学篇，而其对“古籍”本身的重视则更可远 张文襄公与教育之关系，教育杂志第1年第l0期，宣统元年九月，台北，商务 印书馆1975年影印，第877878页(原杂志每期未统一编页，此影印版页，下同)。按此文颇用“文化”一词，彼时尚不多见，值得注意。67 维普资讯 http:/ 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推至二十多年前在书目答问的史部中新创一个子目“古史”来容 纳各种与“史”相关的先秦古书，其中包括乾嘉时被逐出史部的山 海经这样有争议的书籍。陈寅恪曾强调，理解晚清政治应特别注重士大夫中清流浊流 之分；从张之洞以下提倡办理存古学堂较力者，多与清流一系关 系密切(如四川提学使赵启霖)
82、，这些人在赞同向西方学习的时代 大趋势的同时，或因较注重体用之分，从一开始就比所谓“浊流”更 注重对西洋文化入侵的抵御，试图追求一种趋新而不失其故的状 态，办理存古学堂应是其一贯主张的自然发展。就张个人来说，从 劝学篇到与其密切相关的清季办理新学章程再到存古学堂，思 想一以贯之，并无多大转变，既没有放弃或放松对西政、西艺的采 纳，也从来不曾将其置于次要地位。只要稍认真阅读张之洞关于存古学堂的言论，便可知他虽将“存古”的重要性提到“延正学而固邦基”的高度，却也从未将此学 堂置于当时官办新教育的主要地位，反而明确其是一种列入“专门 教育”门类的补充性设施，不过希望在继续尽力讲求西学的同时不 忘中学
83、，并维持其指导性地位而已(详后)。过去的研究者或受清 季以来趋新思想的影响，往往先存趋新便“政治正确”因而也“学术 正确”的“成心”(当然很多时候可能未必是有意识的)，故其一方面 视兴办存古学堂为张之洞已转向“保守”的重要象征，而又对张氏“保守”的这一要证或简单提及便下褒贬，或存而不论，或竟全不语 参见罗志田山海经)与近代中国史学，中国社会科学)2OO1年第1期。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7O一 171页；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收入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 论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6页。68 维普资讯 http:/ 清季保存
84、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 及，要皆暗存此类“保守逆流”可以不必认真理会的治学态度。其实存古学堂本身及其相关的政治、思想、学术等面相均非常值得 深入研究，下文仅从办学方面简略分析，其针对“欧化”威胁的部分 将结合国粹学派的主张另文探讨。张之洞在戊戌年的劝学篇中已注意到，当时“欲救今日之世 变者，其说有三：一日保国家，一日保圣教，一日保华种”。他认为“三事一贯而已矣。保国、保种、保教，合为一心，是谓同心。保种 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盖“国不威则教不循，国不盛则种不 尊”；故“舍保国之外，安有所谓保教保种之术哉”?当时“颇有忧时 之士，或仅以尊崇孔学为保教计，或仅以合群动众为保种计，而于 国、
85、教、种安危与共之义忽焉。传日：皮之不存，毛将安傅?孟 子日：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此之谓也。”孟子所说的“国家”当然与张的概念不同，这一“现代诠释”凸显了张之洞虽然主张国、教、种“三事一贯”，却与上文所述的国粹派一样实更看重“国家”；他并不以为仅通过“尊崇孔学”便能保教，而是强调“国不威则教不 循”。庚子后，张之洞进一步申论类似的主张说，“变法二字，为环球 各国所愿助、天下志士所愿闻者，皆指变中国旧法从西法也，非泛 泛改章整顿之谓也”。当时“环球各国大势，孤则亡，同则存。故欲 William Ayers 的Chang Chihtungand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
86、(Harvard Uni versity Press，1971)一书算是论及存古学堂较多者，参其第248251页。而苏云 峰的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台北，中研院近史所专刊，1976年)一书便全不提 及存古学堂(偶尔出现一两次也是在引文之中)，当然不视其为“教育改革”。其实 以办新型学堂的方式来存古，是前所未有之举，张本人更明确其与一般旧式书院的 区别，故不仅是“新教育”的一部分，无疑当属于“改革”之列。这一风气最近可见明 显改变，关晓红的近作张之洞与晚清学部(历史研究2ooO年第3期)中，关于 张之洞“保存国粹”的内容约占全文14。张之洞：劝学篇同心，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第546547页。69
87、 维普资讯 http:/ 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 期 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盖必变西法，然后可令中国无仇 视西人之心；必变西法，然后可令各国无仇视华人之心；必变西法，然后可令各国无仇视朝廷之心0”只有“政事改用西法”，才能改善 中外关系和扫除“中国吏治财政积弊”，更重要的是，“孔孟之教乃 能久存、三皇五帝神明之胄乃能久延”。既然“存教”和“延种”都 必须落实到定义在“改从西法”的变法之上，除非有证据表明张之 洞放弃了置“国家”于“圣教”之前的取向(我尚未看出这一转变)，几年后的存古学堂与主要学习“西法”的其他学堂的关系大致不应 脱出此框架。张之洞的确主张“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
88、心，西学 应世事”。惟当时的重心正在“世事”之上，即其所谓“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中学之“存”不能不靠西学之“讲”，最 能体现其实际关注之所在。且他在劝学篇中更明白指出中学仍 以“致用为要”，可知张的“中体西用”论之目的和重心都在“西学为 用”之上。他不过认为若“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 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正是从此角度出发，张之洞提出先中学后西学的治学次序，即“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 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 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 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如养
89、生者先有谷气，而 后町饫庶羞；疗病者先审藏府，而后可施药石。”这与国粹学派所提倡的以吾为主观，以他人为客观；先强化已 张之洞：致西安鹿尚书电(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五日)，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筇 t2页。张之洞：劝学篇-会通、劝学篇循序，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第589、559页；片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第4849页。70 维普资讯 http:/ 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 缺乏竞争力的“主观”，然后通过“研究”的方式确定对“客观”异学 之取舍的主张在精神上大致相通。如果考虑立说的先后，甚至可 以说国粹学派的主观客观说不过是用另一种方式表述了张之洞等 人的中体西用论。
90、实际上，虽然双方的主张特别是政治倾向有许 多歧异对立之处，在文化立场上却都同意在引进西学的同时不能 抛弃自我，且应以“自学”为精神上的主导；同时他们也都反对盲目 抵制西学，主张在实践层面可以而且必须更侧重西学。甲午后张之洞便指出办学与强国的关系，时人“皆知外洋各国 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盖“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 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中国要强，自应广开学堂。不 过，新学堂里西学课程比例过大很快引起士人的反弹，总理衙门注 意到，“近年各省所设学堂，虽名为中西兼习，实则有西而无中，且 有西文而无西学。盖由两者之学未能贯通，故偶涉西事之人，辄鄙 中学为无用。各省学堂既以洋务为主
91、义，即以中学为具文，其所聘 中文教习，多属学究帖括之流，其所定中文功课，不过循例咿唔之 事。故学生之视此学亦同赘疣，义理之学全不讲究，经史掌故未尝 厝心此两学所以终不能合，徒互相诟病，若水火不相人也。”张之洞那时也有类似的担忧：“外侮涛至”，中国“不讲新学则 势不行，兼讲旧学则力不给。再历数年，苦其难而不知其益，则儒 益为人所贱，圣教儒书寝微寝灭；虽无赢秦坑焚之祸，亦必有梁元 文武道尽之忧。此可为大惧者矣!”他注意到外国学堂的课程设置 张之洞：吁请修备储才摺(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张文襄公全集第1 册，第684 页。总理衙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收入朱有球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 册
92、，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56页，转引自刘龙心学科体制与近代中 国史学的建立，收入罗志田主编2001年第2期 河南拟设的尊经学堂，均号称仿照湖北存古学堂，然查其章程，“似 与向来书院考课相仿，与鄂省存古学堂之办法，判然不同，毫不相 涉”，明示其与“书院考课”这一旧形式的根本区别。存古而必出以“学堂”的新形式，且划清与书院的界限，恰是其“新”之所在。张氏另一句被引用较多的“守旧”之语是：“若中国之经史废，则中国之道德废；中国之文理词章废，则中国之经史废。国文既 无，而欲望国势之强、人才之盛，不其难乎。”其实他在这段话之前 强调，“要之，孔子所言温故而知新一语，实为千古教育之准绳。所
93、谓故者，非陈腐顽固之谓也。盖西学之才智技能日新不已，而中国 之文字经史万古不磨，新故相资，方为万全无弊。”他在敦促孙诒让 来任存古学堂监督时也表示，“近日风气，士人渐喜新学，顿厌旧 学，实有经籍道息之忧。仅恃各学堂经史汉文功课”，课时少而讲 述略，“文学必不能昌。久之则中国经史文字无师矣。故拟于武昌 省城特设存古学堂，以保国粹”。然其意在借鉴日本前事，于“救时 局、存书种两义并行不悖”。且两义中仍以前者为主，后者并不妨 碍前者：“若以新学为足救亡，则全鄂救亡之学堂已二三百所，而保 粹之学堂止此存古一所，于救亡大局何碍”?从学习的内容看，存古学堂内设经学、史学、词章学三门，习经 史两门者须兼习词
94、章中一种，而习前三门者在学制的“后四年皆须 关于河南拟设尊经学堂的宗旨，可参见河南巡抚、学政关于拟设尊经学堂的奏摺，收入朱有璩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版，第527530页。张之洞：致黄仲韬电(光绪三十年六月)，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第346页。按 据浙人宋恕所见，孙诒让固然“博极群书，尤精经子”，同时在“海内名宿中倾慕西法 最早，当光绪初年即已提倡欧洲学说于乡里”。参宋恕推荐国文学堂监督人选祟(1906年1月)，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0f-401页。张之洞既欲得孙任此学堂监督，自需特别说明“救时局、存书种”两义并举之意。76 维普资
95、讯 http:/ 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 同习博览-IJ”，博览即古今子部诸家。课程“以国文为主”，注重 精研中学，至于外国历史、博物、理化等，每星期各讲习一点钟，裨 学生“略知世间有此各种切用学问”即可。其中“外国政治法律理 财”-IJ之立意在讲明“外国立政大意，务使学者知外国政法有当 采取处，有情势不同不能强学处。可知外国之所谓平权自由皆在 法律之范围以内，而邪说诚词自无由生。”而算学地图两门皆历 来中学所重，仍应讲习，且不必拘于中国旧法，不过钟点仍不宜太 多。同时在学堂附近“设立外国语文学堂一所”，鼓励(但不要求)存古学生“附入该学堂”以“加习洋文，为将来考究西籍之资，用尤
96、为大”。张之洞特别说明，以前设立的各种学堂“重在开发国民普通知 识，故国文及中国旧学钟点不能过多。此项存古学堂重在保存国 粹，且养成传习中学之师，故普通实业各事钟点亦不便过多。”两种 学堂“互相补益，各有深意，不可偏废，不可相非”。实际上，存古学 堂之所以要“略兼科学以开其普通知识”，也是为了“不致流为迂拘 偏执，为谈新学者所诟病”，显然有预防新派攻击之意。此语应与 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九年请渐停科举时所说的一段话对看，那时他 说，“或虑停罢科举、专重学堂，则士人竞谈西学，中学将无人肯讲。兹臣等现拟各学堂课程，于中学尤为注重。凡中国向有之经学、史 学、文学、理学无不包举靡遗。凡科举之讲习者学堂无不
97、优为，学 堂之所兼通者科举皆所未备，是则取材于科举不如取材于学堂彰 彰明矣0 99 两相比较，前一次还试图堵守旧者之口，后一次则已在防止谈 张之洞：咨学部录送湖北存古学堂课表章程(光绪三十三年)，张文襄公全集第 2册，第928页。张之洞：请试办递减科举摺，张文襄公全集第2册，第29页。77 维普资讯 http:/ 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 期 新学者之诟病，几年间思想权势的转移清晰可见。这当然提示着 张氏的两次奏摺皆有所针对，或未必全是直抒胸臆；但也不能因此 便认为他关于新旧(或中西)两不偏废的话是言不由衷，因为这与 他至少从戊戌年以来的一贯思想基本吻合。实际上，将两次表述 共观更充分体现了张
98、之洞欲强中国不得不讲西学、欲存“中士”之 认同又不能不讲中学那种兼顾新旧的“中体西用”取向。他一方面 反对“眩于西法之迷徒”因“知西人算术机器制作之精，于是心悦顶 礼，并慕其饮食衣服风俗而效之、忘其狙诈贪狠而信之，震其富强 整齐，自安贫弱无能，以得免触怒为幸，隐忍迁就以从之”；同时也 承认“西人实是富强整齐，我有自治自强之道，则足以敌之”。若“能通西法以得自强之术”，则“西法正为中国所用”，岂非快事便宜 事，又何必攻之。当同属清流的宝廷著文攻击西学时，张之洞不客 气地指出宝氏“于推步未能了然”，本来“天算中法实不如西法”，而 宝氏于此竟“主中而驳西”，“既非事实，终不能胜”。不过，一般新学堂固
99、然包罗了中国向有之旧学，课时毕竟太 少，关键是其所提倡者实不在此。上行下效的结果，恰出现了“士 人竟谈西学，中学无人肯讲”的现象。任教于天津北洋客籍学堂的 孙雄在张之洞奏办存古学堂同一年发现，该学堂学生中“资禀稍 胜、根柢稍厚者，多并日劳神以治洋文”。他主张“中国文与外国 文，分定课程，两无偏重，琢磨砥砺，自能日新”。孙氏讲授中国文 学源流一课，“虽以阐述古义为主”，却也“取证近事，兼论时局，务 期听讲诸生勿疑为迂疏寡效而已”。其中西“两无偏重”的主张和 防守心态均与张之洞非常类似，但又甚感叹自己“总角之龄所谓家 弦户诵之书，今日为后生理而董之、细绎而讲贯者，已有舌咋于前、张之洞：致宝竹坡，张
100、文襄公全集第4册，第909页。张能如此直言不讳，足见 两人关系之深。78 维普资讯 http:/ 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 目笑于后者”。实不知“数十年后，又将如何”!颇“痛沧海之横流，惮斯文之将丧”。故前引张之洞担心趋新大势可能导致“中国经史文字无师”的 确是设存古学堂的一项实际考虑，他在创立存古学堂摺中指出，鄂省各学堂之监学和教员，皆出自其原有的经心、两湖两书院，但 现在需人甚多，而两书院学生或年长或出仕或外出从业，已不足以“取资应用。而中文中学向来义理精深，文词雅奥，新设学堂学生 所造太浅，仅可为初等小学国文之师。必至高等专门学、普通中 学、优级师范、高等小学皆无国文专门之教员
101、。倘高等以下各学堂 之中学既微、中师已断，是所有国文之经史词章无人能解、无人能 教，然则将来所谓大学专门岂非徒托空言?”这一点当时不久就有人置疑，高凤谦以为，“今之言保存国粹 者，大抵有积极消极二主义。其持消极主义者，日禁用新名词以绝 莠言也；其持积极主义者，日设立存古学堂以保旧学也。”近来“各 省多设存古学堂以治旧学，使古圣贤之微言大义不至失坠，其策比 消极主义者为进矣”。但真要治旧学，若以精深为标准则一省未必 能有足够的合格教员，也非数年便能培养出合格的学生。若一般 粗浅程度，则学生已有一定基础，自修即可。像这样以设学堂的方 式保存国粹，成效恐未必佳。不过，高氏所指出的当时一省之足 以教授
102、精深旧学者已未必够设一学堂之需的现象，正说明张之洞 等关于旧学的传承已成问题的担忧事出有因。的确，自奏定学堂章程颁布而新式中小学堂的经史课程已 经削减，在趋新世风影响下愿意自学经史且有所成就者实已甚少。孙雄：北洋客籍学堂识小录叙，政艺通报丁未第l4号，第39张；师郄堂国文 讲义叙Ft，政艺通报丁未第15号，第3839张。高凤谦：论保存国粹，教育杂志第1年第7期宣统元年六月，第548-549页。79 维普资讯 http:/ 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在章程颁布不及两年的时间里，学部便发现“研究中国本有之学 问”的经科大学之学生来源将成问题：“自近年学堂改章以来，后生 初学，大率皆喜新厌故，相习
103、成风，骏驳乎有荒经蔑古之患。若明 习科学，而又研究经学者，甚难其选。诚恐大学经科一项，几无合 格升等之人。”张之洞自己在1898年时曾主张旧学当让“好古 研精、不骛功名之士，愿为专门之学者”自为之，但不过十年，他已 发现真能逆世风而行的“不骛功名之士”实在太少，故不得不以学 堂“出身”以鼓励引诱之(在废科举之后，若以功名为念，也只有学 堂才是“正途出身”)。五、各方对存古取向的反应 存古学堂于光绪三十三年由湖北试办，张之洞当时的奏摺便 说“后如无窒碍，即请学部核定通行，各省一律仿照办理”。后虽有 一 些省份陆续开办，总体情形并不乐观。学部在宣统元年的筹备 教育事宜单内尚奏定“各省一律设立存古学
104、堂”，但在宣统二年十 一 月的酌拟改订筹备教育事宜摺(并单)中，列举了宣统三、四两 年拟办的“最要次要各项”，却已不包括设立存古学堂的条目，可知 已删去。宣统三年学部的奏修订存古学堂章程摺说，现湖北“存古学堂已设立数年，各省亦渐有仿照设立者，惟章程迄未统 一”，特重新修订之，“以收整齐划一之效”。新章程基于“吾国古学 精深，比之他项科学研究更为不易”，故将原设计的七年学程改为 (学部)奏拟选科举举人及优拔贡入经科大学肄业片，收入潘懋元、刘海峰主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O一41 页，转引自刘龙心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第497页。该摺收在教育杂志第
105、3年第2期，宣统三年二月，第2633-2634页。-80 维普资讯 http:/ 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 八年。这其实已暗寓不鼓励士人之意，当时外患威胁不减而内乱之 象已萌，学子多有救世之志，急功近利的风气弥漫全国，在这样的 世风之下要读书七年已令普通人难以接受，遑论增加。且多数存 古学堂开办时已接近辛亥革命，一般人固不能预测时势，但当时中 央政府控制能力的下降是非常明显的现象，激进的报刊和言论已 相当流行，除个别人外，这也决非立下长远求学计划的时代，所以 在校时间太长这一制度本身就可能使不少人退避三舍。先是江苏 的存古学堂已将学制定为三年毕业，其自愿深造者，再留堂四年毕 业。这显
106、然是认识到湖北学制七年太长而采取的补救措施，四川 存古学堂订立章程时便注意及此，决定仿照江苏办法，三年毕业，发给文凭，由提督司按其程度深浅，派至中小学堂充当教习；而仍 愿留堂深造者，即仿湖北学制七年毕业。学部的奏修订存古学堂章程摺同时指出，“臣部前于筹备单 内奏定各省一律设立存古学堂，按之现在各省教育经费支绌情形，实觉力有未逮，若勉强设立，经费不充，师资缺乏，不足以得真材。自应由各省体察情形，其财力实在艰窘者，暂准缓设；或与邻省合 并办理。”以下并多有主张缓办的具体措施，如第5条规定“每省以 设一所为限，如财力实有不足者，暂准缓设。其在交通便利之处，亦可联合邻近省分，合设一所。”第7条规定“每
107、级至少须满六十 名，其学生过少不能成班之处，应准缓设”。第8条则提出，其“中 等科学生，以高等小学堂四年毕业生考取升人；如人数不敷，暂准 本段与下段，学部奏修订存古学堂章程摺(并单)，政治官报第43册第1249 号，宣统三年三月，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日期不详)，第455456页。何域凡：存古学堂嬗变记，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4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 版，第419页。81 维普资讯 http:/ 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招收读完五经、文笔通适之高才生，甄录入学其旧日之贡生、生员中，文优长者，考试合格，准其插入中等科第三年级；举人之 中，文优长兼习普通学者，准其考入高等科。”显然已意识到
108、“学生 过少不能成班”和“人数不敷”的情形。实际上，存古学堂因其师资雄厚、资格高而毕业生待遇好，本 身应有相当的吸引力。宣统二年江苏存古学堂开办，时就读于苏 州第一中学堂的顾颉刚、王伯祥、叶圣陶三人皆去应考(而皆落 榜)。顾氏自称是因倾慕其中“很有几位博学的教员”而投考，却因 在答卷中批驳尧典之郑玄注而得到“斥郑说，谬”的评语，未 取。废科举之后的中学堂已是不低的“出身”，而存古学堂尚能 吸引不少学生投考，足见其地位不差。在更偏远的甘肃，其存古学 堂是宣统三年由原简易师范校址所改，除将原“育才馆”学员纳入 并招收廪、增附生共50人外，原来的师范生也可经考试而留堂学 习。当时的监堂张承煜便对师范
109、生韩定山说，“存古学生资格比师 范生高，将来毕业，就是出去当教员，也可得较好的待遇。你文字 做得不坏，可以报名参加考试。”韩遵示应考，果然考上。在这样 的情形下反出现“学生过少不能成班”和“人数不敷”的情形，颇能 提示世风的转变。庄俞当时即提请注意学部态度的变化说：“他项学堂以多为 贵”，并视为急务；此却“明明语人以此项学堂可设亦可不设”，则学 部“修订章程以炫惑国民之观听者，其为敷衍旧学子之计乎?抑牵 窒于少数主张保存国粹之大老而不得不为此乎?”此前曾有报 顾潮编：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韩定山：我所亲历的甘肃存古学堂，原载甘肃文史资料)，收入(光绪三十二年三月
110、 初四)，光绪朝朱批奏摺第lO5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31732页。本条资 料及以下有关四川之档案资料，皆承徐跃先生提供，谨此致谢。86 维普资讯 http:/ 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 但张之洞已注意到并强调关键在于其与“书院考课”的异同)，而当 时不少试图存古的具体思虑和举措也未必即“旧”，下面仍以四Jl J 为考察对象。四Jll中书科中书董清峻于光绪三十四年提出设立国学研究所 以保存国学维系人心的建议，其禀文说：国学之El以堕落而即于亡，人人知其必然矣。然中国之所以 成为中国，皆历代以来之中国国学造成之；苟亡其学，则凡人之心 将以学理不同之变易，尽与已成之中国相反而欲破
111、坏其已成者。此论虽近迂，而其效则甚捷。然欲保存国学，其事甚难。何也?旧 学之士虽多，真有学者本少；其真有旧学者又往往不通新学，辄与 新理相忤而为众所鄙弃，不能战胜以图存。至乎后起之士，非但不 屑也，亦且不遑也。必也旧学专家又能普通新学，既能修之于己又 善传之于人，然后可以负保存之责任也。此等人绝无而仅有，难得 而可贵，不数十年，扫地尽矣。似宜及今设一国学研究所，物色此 等人聚处其中，稍崇尚之；而使后来之秀，得歆慕焉熏陶焉濡染焉；冀一线之延，为将来发达之种子，庶几有光大之一El也。这一禀文提出“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问题，并注意到将来 之中国与“已成之中国”的关系，而其答案仍特别注重“历史”因素
112、，这似乎是当时四川思想界的一个特点。而“历代以来之中国国学”当然应是具体的，若对比前引邓实所言：经史诸子，“礼乐其大经、人伦其大本、夷夏其大防，夫是之谓中国，夫是之谓中国之学”，便 可见双方的关怀和见解都相当接近。本段及下数段引文皆出自，国粹学报第1年第7期。复古社广告，晋乘第3期插页，转引自吴雁南等主编清末社会思潮，福建人 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4页。93 维普资讯 http:/ 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奎(炜士)那时就对高凤谦说：“存古二字，不成名词。遍稽载籍，就 耳目之所睹记，日好古、嗜古、尊古、重古、修古、考古、师古、法古之 属多矣，从未闻有所谓存古者也。若夫存之云者，所谓存
113、而不论而 已。得非学堂所宜有事者乎?说文：存，恤问也。礼：存诸 孤。今学堂以存古为名，不啻等之如敬节、育婴之属，其亦大可哀 也。”的确，“国粹”而须“保存”，总显得不那么“粹”。曾经追随其师 康有为力倡“保教”的梁启超后来反戈一击，与昔日之我战，主张教 者“保人而非保于人”，大致也出于类似的考虑(详另文)。故宋恕 提出，“对于粹之尚存者之一方面则可言保，若对于粹之已亡者之 一 方面，则所谓保者无着落，而非言复不可矣。故对于粹，应 有二主义焉：则保也，复也。”国粹学派大体是“保存”与“复兴”兼顾(详另文，但其不像宋恕那样认为其所欲复兴者为“已亡”)，而 存古一边似仅多言“保存”，显得不那么积极而
114、偏于消极；惟赵尔 巽关于以“保存国粹”为“讲求科学”的基础这一主张则于消极之中 仍寓积极性，大致与张之洞在存古学堂附近设立外国语文学堂的 用意相通。六、余 论 关晓红最近指出，张之洞办存古学堂表明其“趋新一面逐渐淡 高凤谦：论保存国粹，教育杂志第1年第7期，宣统元年六月，第549页。宋恕：国粹论，宋恕集上册，第460页。不过，对大约同时任江宁布政使的樊增祥来说，存古还是比复古更正面的词汇，当 时江苏高邮州王伟忠等创办复古学社，樊增祥即指出，“现在古学尚未尽湮，不必日 复古，但日存古可也”。参樊增祥批高邮州学正王同德世职王伟忠禀，樊山政 书卷2O，第4O41页。94 维普资讯 http:/ 清季
115、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 化，卫道的色彩日益加深”，其根本目的是“力图平衡中学在西学冲 击下失势，以加固中体的根基，维护纲常秩序”。这股“逆流而兴 的存古之风，几乎成为近代教育史上的复古运动”。这里“几乎”二字用得审慎，盖所谓“复古运动”既然是“逆流而兴”当然不可能 有多大影响，本文上述情形大体可证。实际上，如果真有某种程度 之“复古”倾向存在的话，那也是官方与民间的“共同”努力所致。说到底，真致力于办存古学堂者与民间的国粹学派在当时都是名 副其实的少数派，其实在的影响基本不出与致用关联甚少的学术 研究领域，民初各地的“国学”研究者不少即出自存古学堂，且多与 国粹学派的学术观念有着或隐或
116、显却又割不断的联系。这当然不是说两者没有区别，许之衡当时即指出：“居今日而 言国粹，其真为举世所不为而特立独行之士乎!世之图新者，必以 出世太早、不合时代二语相訾议。余亦初意谓然；反复思之，而知 当识别也。夫在上而言国粹，则挟其左右学界之力，欲阻吾民图新 之先机，以是为束缚豪杰之具，辞而辟之可也。若在野而倡国粹，则一二抱残守缺之士，为鸡鸣风雨之思，其志哀，其旨絮。是犹仁 者见仁，智者见智，欧化者自欧化，国粹者自国粹而已。与执政之 主持，殆不可同日而语。”他注意到在当时而“言国粹”确已有“逆流而兴”的意味，并明确区分“在上者”与“在野者”之不同。所 谓官方的国粹论者“欲阻吾民图新之先机”而企图以
117、此“束缚豪 杰”，体现了庚子后士人不再认同和信任清政府的基本倾向，但并 不意味着许氏对“在上者”的解读是正确的。章太炎在那时与国粹学报论学说，“甄明理学，此可为道德 关晓红：张之洞与晚清学部，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8687页。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第1年第6期。95 维普资讯 http:/ 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之训言(即伦理学)，不足为真理之归趣(理学诸家，皆失之汗漫；不 能置答，则以不了语夺之)。惟诸子能起近人之废”；这方面“贵报 宜力图增进，以为光大国学之原(肉食者不可望，文科、经科之设，恐只为具文。非在下者谁与任此)，延此一线，弗以自沮0”这里 同样区分“肉食者”
118、与“在下者”，复明言前者“不可望”。但细绎其 言，则章太炎实际上相当看重彼时文科、经科大学的设立，不过担 心其“只为具文”，对官方办学不寄希望，所以才强调“在下者”的责 任。其不信任朝廷与许之衡同，但显然将文科、经科大学的设立(假如不止具文的话)视为“光大国学”之一部分，与国粹学报的 努力至少相近，最说明双方取向确有共同之处。而与章太炎一样主张不以功用为学问标准的王国维则明确反 对设经科大学，他说，“若以功用为学问之标准”，则经学、文学与哲 学皆“当在废弃之列”。如果大学之所授者仅限于物质的应用的科 学，则“坐令国家最高之学府，与工场阗阒等”。不过，恰因哲学与 经学、文学为同盟军，张之洞在分科
119、大学中设经学科来贯彻其以“中体”约束“西用”的主张，正亦不欲使大学变为“工场阆阒”，与王 之见解尚接近。然王对怎样“尊经”却有与张大不同的见解，他主 张“尊孔孟之道，莫若发明光大之；而发明光大之之道，又莫若兼究 外国之学说”；故不如去经科大学而易之以“欧洲各国大学”无不尊 重的哲学。其实王氏根本认为当时中国几乎无人能胜任文科大学 之经学、国史和国文学之讲授，不如“虚其讲座，以俟生徒自己之研 究，而专授以外国哲学、文学之大旨。既通外国之哲学文学，则其 章太炎：致国粹学报书(1909年11月2 日)，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97页。96 维普资讯 http:/ 清季
120、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 研究本国之学术，必有愈于当日之耆宿”。可知当时各类新旧人物见解实甚纷纭，然既存研究似乎对彼 时朝野之间以及各种思想、政治、学术“派别”之间的冲突对立一面 强调太过，而相对忽视其相近相通之处。比如“国语”运动便是另 一 项从清季到民初朝野一致的活动，光绪二十九年的奏定学堂章 程之学务纲要第23条即要求“各学堂皆学官音”，其论据仍然 是“各国言语，各国皆归一致。故同国之人，其情易洽”。而“中国 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动多扦格。兹拟以 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 内附人官话一门。”这或许仍可解读为企图以此“束缚豪杰”，
121、但 恐终难说成“欲阻吾民图新之先机”也。四川提学使赵启霖于宣统二年(约1910年)请设存古学堂的 奏摺说：“立国于世界，其政治、学术、风俗、道德所以经数千年递嬗 而不可磨灭者，莫不寄于本国之文字。其优美独到之所在，即其精 神根本之所在。非是则国无以立。中国以文教立国，政治、学术、风俗、道德见于经传记载、足以匡扶世教、范围事理者，甲于五洲，实由国文之优美，迥绝于五洲。”将此与前引马叙伦在中国无史 辨中所说的一段话对比，简直像出于一人之口。赵氏认识到，“国 文盛衰之故，与国力之强弱相因：强国之文日见其扩张，则弱国之 文日见其消缩。东西各国，每务推广其文字之实力，以恢拓其国 力。我不亟图维持国学，将
122、输入之文，既有喧宾夺主之患；固有之 文，反有礼失求野之时。”且中国本以文教立国，“若举数千年优美 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教育小言十则之十，王国维 遗书第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商务印书馆1940 年版，第38、40、53 页。新定学务纲要，东方杂志第1年第4期，第84页(栏页)。97 维普资讯 http:/ 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独到之处，任其消蚀，将来更无以动人民思古之念、而激志士爱国 之心”。这样的言论若放入国粹学报之中，也绝无不合之处。他 特别就文学是否以“适用”为目的和标准提出，“普通之文学，以适 用为宜；而精谐之文学，尤以保粹为要”。比较刘师培在几
123、年前的 主张：中国“文词，宜区二派：一修俗语，以启瀹齐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国学”；二人所论，几如出一辄。同样，任教于天津北洋客籍学堂的孙雄在许多方面应该更接 近“存古派”，他在该校讲授中国文学源流一课的讲义师郑堂国文 讲义叙目便“虽以阐述古义为主，而时贤绪论，亦多采录”。书共 21课其中第2、3、20三课“均采国粹学报”，达17。北洋客 籍学堂为袁世凯所办，然能用国粹学报文章作教材，既说明该报 的影响广远，同时也提示着各方之间固有不少歧异，却也有相当多 的共同之处(孙雄此文即刊发在政艺通报之上，很能印证彼此都 能相互接受)。且本文关于保存国粹方面的朝野共性尚非全部，在稍后反对 文字表述的欧化或
124、日本化并强调中国语言文字即中国国粹的讨论 中，国粹学派和存古派的主张更加一致，许多陈述达到雷同的程 四川提学使赵启霖详请奏设存古学堂文，收入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下册，第5175l8页；刘光汉：论文杂记，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许多年之后，周 作人还在重新提倡这样将文学分为两类的主张，参见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国语改 造的意见、国语文学谈，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O7115、124125页。孙雄：师郑堂国文讲义叙目，政艺通报丁未第15号，第3839张。当然，各地的情形不甚一致，如1905年时山东学务处稽查委员吴炳湘呈上关于学 堂所用教科书，其中便列有国粹学报。宋恕代山东学务处总理拟的批文说“来
125、册所列国粹学报一种，则业经本处查系革命逆党所编，想该守未暇披阅，故致误 列，仰即摘去。并传谕各学堂严禁学生私行购阅”(宋恕：吴守呈禀及附件批文 宋恕集上册，第393页)。可知当时各地官方办学者对国粹学报主张接受和不 接受的都有。98 维普资讯 http:/ 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 度，均说明当时双方关怀的问题至为接近。提倡“万国新语”的李 石曾、吴稚晖在新世纪撰文说，当时有所谓“汉学考据家之属”的“古文实学派”，包括“自命维新之张之洞等，甚而至于革命党中，亦 有如某君某君者，其言论虽若有进，实则思想、目的、手段，常不离 此派”，盖双方皆“主张存古及保国粹之类皆是也”，实看到双方在
126、这方面的共性。其所说革命党人，当即指章太炎等。而太炎在答 辩时指出，“张之洞提倡国粹，亦非甚力”，恰可与前引他担心经科、文科大学“只为具文”并观，可知这正是其真实想法。或者可以说，庚子以后朝野的政治对立虽呈日益尖锐的趋向，在一些文化和学术问题上，民间不同“派别”的士人之间观念的对 立有时甚至超过某些在野者与政府的对立，尤其是在中外冲突这 一 压倒性因素存在之时。当时所谓“派别”的社会分野异常错综复 杂，一些在政治上对立的派别在文化上却可能分享着同样的观念，而某些在思想上比较接近的派别在学术上又相当对立。这就再次 提醒我们简单划分派别而论证的方式虽然醒目易读，却可能无意 中(有意者虽有而极少)修
127、改了历史，从而误导读者。进而言之，我想提出的问题是，清季(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当时 的思想言说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们与当时在野并竞争中的 各政治派别的观念有多大歧异?又有多少共性?过去的中外研究 明显受从同盟会到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少关注那一时段政 府人士的观念和举措，其实稍认真地考察当时的思想言说会很容 易发现，政府与民间在很大程度上分享着共同的思想资源；尤其是 真：进化与革命，新世纪第20期，1907年11月2 日，第2页；章太炎：复吴敬 恒书(1908年)，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381页。按一般认为“真”是李石曾的 笔名，李在文中称这是转述其友人某君之语，据全文看，此友人确当为吴稚
128、晖，故太 炎认其为吴而驳之，大致不误。然吴不自撰而出自李口，当有所改易而增人李之见 解了。99 维普资讯 http:/ 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政府对民间言论的采纳和包容程度远超过既存的认知。陈黻宸在 发表过明确的反满言论后仍能任用为京师大学堂的教习，各级政 府对剪辫这一明确带有反朝廷色彩的行为实际上相当容忍，往往 采取视而不见的方式对待，都提示着那时朝野之问的冲突和紧 张程度并不像以前认知的那样严重，似尚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作者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成都【责任编辑：黄春生】吴宓于宣统三年进人清华学堂，即自己“将辫发剪去”。他特别说明“京师各校现虽 不许学生剪发，已剪者则弗过问，余剪之毫无妨碍”。吴宓日记)(1)，1911年2月 9 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20页。前引四川提学使的态度 也是一例。100 维普资讯 htt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