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话语寻找的不确定性曾绮晴摘要：刘震云所著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父子、师徒、夫妻关系呈现出的畸形状态，颠覆了人们对双方关系的传统理解，由此实现了对二元对立结构的消解;家园意象的模糊、故乡情怀的丧失更是让人难以理解;此外，作者将发生在延津的故事独立于当时中国的大背景之外，这种边缘化的叙事模式增加了读者阅读过程中对背景认知的模糊性。这一切都共同指向了一个问题“一句顶一万句”的那“一句”话，究竟能否被寻找到？或者说，延宕千年的中国式孤独，最终能否被打破？而问题所指向的答案，却又是具有不确定性的。关键词：二元对立;解构;边缘化;话语寻找“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通篇贯穿了这样
2、一个古老的道理。杨百顺的“出延津”，牛爱国的“回延津”，一出一回，目的都是为了寻找某个人，或者只是某句话，以逃离缠绕着内心的孤独感。那么，人们因为想摆脱孤独的话语困境，渴望得到内心一直所期盼的话语而展开的寻找，最终会不会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呢？小说中的人物为了摆脱困境，逐渐迷失了自我，却仍执意要寻找下去，不愿回头。由此来看，一句顶一万句所表现的意义不是单一的，故事主人公想要得到的那句话不一定找得到，即使找到也不一定符合自己的心意;那个“说得着”的人不一定能找，找到后不一定一直都说得着;该不该找，值不值得找，作者也并未明确传达出要提倡或批判的东西。一、二元对立结构的消解一句顶一万句中，很大程度上体
3、现了二元对立结构的消解。简单来说，二元对立的概念是：在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建立在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结构中，例如，言语/文字，男人/女人等等，前者往往优先于后者，后者从属于前者，德里达作为反逻各斯主义者，认为解构主义认定对立两项之间仅有一些差异，而无孰优孰劣的等级秩序。（1）小说从根本上颠覆了人们对父子、师徒、夫妻关系的理解。以“出延津记”中的主人公杨百顺为例，他宁愿一次又一次离开，也不愿回家面对令他反感的父亲，当在外受了苦走投无路回来时，他父亲表现出的却是幸灾乐祸，在这对父子身上完全诠释不了“父慈子孝”这四个字;杨百顺和小赵名义上都是传教士老詹的徒弟，但二人只一心干着自己的营生而内心并没有真
4、正把“信主”当回事儿，是勉勉强强的师徒关系;小说中夫妇之间的关系更为畸形，如杨百顺与吴香香，双方充满矛盾毫无恩爱可言，丈夫甚至一反传统成为了妻子的附庸，妻子成为了绝对强势的一方。小说中父与子、师与徒、夫与妻二元对立结构的瓦解，归咎于主人公陷入的交流困境及其不懈的话语寻找。与压根说不上话的亲人、无温情的家庭决裂后，杨百顺踏上了寻觅的道路，从离家到拜师再到结婚，他为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找到能够说知心话的人而不断努力着，然而不幸的他陷入了“孤独寻找寻不得孤独”的重复中。杨百顺虽然最后在寻找巧玲的事情上死了心，但再也没有停下步伐，他毅然乘上远行的列车继续逃离着寻觅着。杨百顺是迷茫的，也是坚定的。他可能
5、会一直陷于这个重复的怪圈中，在寻找过程中体会人生孤独;也可能真的会找到他心中所要追寻的东西，成功摆脱孤独困境。二、对故乡情怀的解构在人们眼里，故乡是出门在外的游子心中最牵挂的地方，是亘古不变的温存，是精神的一片净土。于中国古代文学的许多作品中可见，常见的月亮、大雁等物象都能够牵扯出游子无限的故乡情思情怀。而一句顶一万句中则完全颠覆了人们对故乡情怀的传统认知。作者笔下的故乡于故事主人公而言不再是精神的皈依之处，而是能够勾起不堪的、痛苦的回忆的地方。前半部“出延津记”中，杨百顺先是极其反感自己的家庭，辗转多次从来没有过回家的欲望，即使回去也是迫不得已，最终因为弄丢了养女巧玲，彻底离开了故乡这片伤心
6、地。在后半部“回延津记”中，曹青娥生前有机会可以回到童年生活过的故土，可不明所以地，她自己放弃了一切线索，直到临死才有后悔之意;牛爱国也是因为故乡变成了伤心地，一次又一次离开，一次比一次走得远。小说中的人物在故乡找不到或者失去了某种东西，于是离开故乡去追寻，寻求无果，身心俱疲，却仍不愿意回到故乡。这里，刘震云笔下的家园意象被塑造成精神痛苦的来源，故乡情怀丧失。由此，作者借小说的人物之口表达出“过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的观念。（1）这句话被小说主人公反复强调，在作品中出现多次，这说明在他们眼中，故乡不再是游子的“根”，反而选择将希望寄托于迷茫的充满不确定性的远方。这种抛弃了根的没有回归意识的
7、追寻，则再一次增加了寻找的不确定性。失去了根，失去了精神归属的他们，能不能在他乡寻找到另一个“根”，在寻找过程中会不会愈发迷失了自我，迷失之后又该何去何从，这些都不得而知。三、边缘化的叙事模式一句顶一万句被称作是中国版的百年孤独，小说将地点定位于河南延津，却如同马尔克斯笔下的小镇马孔多一样独立于大背景之外。根据小说内容透露出来的线索，可以大约推算出上半部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解放战争前期，那时中国正处于地主农民阶级斗争与水深火热的内战之中，然而作品淡化了阶级矛盾与战争带给人们的影响，丝毫没有大时代背景的影子。下半部背景大约是在改革开放前后，作者也并未侧重于表现欣欣向荣之景象与人性的豁达，下一代依旧
8、承袭了上一代人的孤独与执拗。由此开启了一种独立于中国大背景之外的边缘化的叙事模式。对背景模糊化、独立化的处理，说明延津这个地方象征着的是大时空之下的孤独，“通过重塑了一个看似不真实却又真实的社会背景，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概念，重建了一个属于延津人的生活逻辑。”（2）小说中生活在延津的人们都有着自己的孤独，然而这种孤独不一定只属于延津，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也许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大时空之下的孤独。边缘化也即孤独化的叙事模式反映的是陷于孤独困境的人们。中国人的孤独是延宕千年，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今日的时代背景呈现的是开放繁荣之景，而人们的交流欲望也是一直存在着并且日益强烈，能否真正脱离或多
9、或少存在着的话语交流困境，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四、结语小说主人公为了摆脱孤独困境而进行坚持不懈地寻觅，却与周围人建构了更为畸形的關系;冒着迷失自我的危险，抛弃了故乡的根，也要拼命向远处追寻内心一直渴盼着的东西。在这里，我们看到中国社会中的人们经常处于一种渴望“说”又“说不着”的矛盾境地，在人类社会中，人们只能通过寻找与自己心灵契合的人对话，找到那“一句顶一万句”的那“一句”，才能排解困扰自己内心的孤独，获得期盼已久的心灵安定。人们一边在难以摆脱的话语困境的泥淖中挣扎，一边又越陷越深，回不了头。然而在小说主人公寻找的过程与遭遇并不如意：吴摩西与巧玲“说得着”而巧玲又被拐卖了、牛爱国相继与自己的三
10、个朋友渐行渐远、牛爱香嫁给老宋以后再没笑过唯一找到说得着的人反而是出轨的吴香香和老高还有庞丽娜和小蒋，不被世俗认可的方式暗示的是寻找无望的极大可能性。小说结尾，牛爱国坚定地表示：“不，得找。”（3）但他要找的人是否在那里，那个人的心意有没有发生改变，这一切又不得而知。“得找”说明了人们不论希望有多渺茫，即使四处碰壁，也要坚决找下去，逃离话语困境的决心，将迷失了的根、迷失了的自我在别处找回来。然而这种寻找究竟是否有结果呢？笔者认为，那个人，或者只是那句话，是存在的，但真正想要找到符合自己期盼的东西，摆脱孤独，寻求心灵归宿如同大海捞针，可能找得到，也可能找不着以致于迷失。因此，人们的话语追寻实际上是无望中的守望，迷茫中的坚定，它既是渺茫的，又是有希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