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徐中玉：集名师、学者和教育家于一身的“大学语文之父”每每提及徐中玉先生，人们脑子里浮现的首先是一个硬朗的形象：“先生是个线条刚硬的人。国字脸、剑眉、硬梢梢的短发，脸上的每一根线条都像刀刻上去似的。行如风、站如松，身板硬朗挺直，站在天地之间，与其说是文人不如说更像军人。说话、处事干脆利落，从不吞吞吐吐。”这是徐先生弟子、著名文艺评论家毛时安笔下的素描像。所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徐先生夹着公文包，快步行走在校园里的身影，曾是华东师范大学校园里最优雅的景致。徐中玉先生的名字是和“大学语文”联系在一起的，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大学语文之父”。这一称呼饱含了人们的崇高敬意，不仅是对徐先生在 20 世纪
2、80 年代初倡议并开设“大学语文”课程、主编新中国第一本大学语文教材、发起成立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之功的褒赞，更是对他终其一生所能、为提高全民族人文素质的理想而自觉献身于大学语文教育事业的那份家国责任与担当的景仰。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现任会长谭帆看来：“教育家与一般好教师、名学者的区别，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能从教育的本质看待各种人和事，并且直道而行，执着追求，终于达到事业成功的彼岸。在对待大学语文这一工作上，徐先生正是集名師、学者和教育家于一身，20 余年来为中国的大学语文教育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一、教育先锋：改制创新，敢为天下先回望徐先生的履历，我们看
3、到，自 1957 年因言获罪、次年被打入另册，他被剥夺了研究和写作的权力达 20 年之久。直到 1978 年获得平反，到恢复工作之时，徐先生已经 63 岁，已逾所谓“耳顺”之年。按一般理解，人生中精力最旺盛、智力最发达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然而，徐先生却以和年轻人一般的蓬勃朝气和充沛精力，以及高瞻远瞩的胸怀投入到新工作中。他先是重新担任了中文系副系主任，实际主持系务，后即正名为系主任。在 1978 年至 1984 年出任系主任期间，他既务实稳健，又锐意创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举措。为了学科发展及学术繁荣，从 1979 年开始，他先后创办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原名“高等学校文艺理论
4、研究会”）、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三家全国一级学会，三家学会广泛吸纳了全国相关领域老、中、青三代学者，积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纯学术性活动，对思想解放和学科创新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徐先生还筹办了会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及文艺理论研究，以及影响广泛的中文自学指导（现改名现代中文学刊）。举文艺理论研究为例，刊物的固定栏目“国外文艺理论译丛”“文论动态”在当时均属首创。恢复高考后，“老三届”大学生不仅年龄层次参差不齐，而且知识水平也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性。徐先生上任不久，即推行课程免修、学分晋升、选修课等制度，使得学有余力的学生能够节省时间学习更多的课程，甚至提前晋升年级、
5、提前毕业。据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汪寿明回忆，当时华东师范大学还没有研究生，徐先生倡议一些有志于学术的本科生可以通过定向培养考试，跟随一些专业上造诣很高的老师学习，接受专业的学术训练。1978 级的毛时安就是通过这种定向培养考试而接受徐先生亲自指导的。更为人所津津称道的是，徐先生甚至不惜改变毕业要求，鼓励有文学创作才华的学生以文学作品替代作业和考试成绩。赵丽宏的毕业论文是一本诗集，孙颙提交了长篇小说冬。在他担任系主任期间，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涌现出全国知名的“华东师大作家群”。在对本科师范生的具体指导上，他也毫不松懈。天津师范大学学报主编夏康达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19
6、59 级本科生，他回忆，他的教学实习指导老师徐中玉先生当年每天都按时到实习单位开展辅导，还到教室听每个人的讲课：“我记得很清楚，讲课前，徐先生安排我到他家试讲。当时徐先生住在华东师大一村，一间小小的客厅，先生坐在一个三人沙发上，前面是一个茶几，我就站在对面为先生试讲。”其对于“教书育人”的使命感深切至此，令人慨叹！20 世纪 30 年代，徐先生曾就读于无锡省立无锡中学高中师范科，毕业后又当了两年小学语文教师。他对于语文教学、语文教育的思考恐怕早已由此始矣！晚年他还经常在群言等杂志上就“毕业生就业问题”“资深教授开课问题”等具体问题发表意见，公开呼吁重视师范教学。二、领路良师：有教无类，不拘一格
7、举贤才从 1979 年到 1987 年，徐先生共招收了 5 届研究生，其中不乏活跃学界的著名学者，更有其他行业的优秀人才。徐先生对学生的成长颇为关注，不仅鼓励学生大胆成才，并且凡在学术上有所成就者即多加推举，丝毫不计回报。南帆等研究生在读期间均有文章在徐先生主编的文艺理论研究杂志上发表，即可见一斑。作为研究生导师，他的教学方法独树一帜，先生的客厅几乎成了学生的教室。他鼓励学生畅所欲言，鼓励创新，包容一切独到见解，并极力保护学生的权益。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现任会长南帆在文章中回忆，20 世纪80 年代上课总是在徐先生家，课后有时还能蹭到一顿丰盛的午饭。徐先生上课以学生为主导，事先
8、告知讨论题目，然后由同学自由发言，“几个研究生坐在一张旧沙发上，手捧一杯热茶，自由自在地讨论乃至激辩。徐先生从不干涉我们的想法。他通常是坐在那把硬木椅上，仔细倾听我们的观点，最后略为点拨，或者做一个引导性的总结，留下让我们自己领悟的空间。”几十年光阴荏苒，毕业后学生们都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有教学管理人才、有党政领导干部、有著名学者、也有企业高层等。但当他们重新齐聚华师大二村徐宅时，一切仿佛昨日重现。朱桦记载，那是 2013 年为先生贺寿，弟子们刚坐下不久，徐先生就说：“当年你们思想都很活跃，都很有个性啊，我这里就是大家随便谈的地方，没有限制。我教你们的东西不多，反而你们的辩论和讨论倒是给我许
9、多启发。”一时客厅里热闹非凡，弟子们尽兴畅谈。徐先生静静听着，时而点头，时而若有所思。“徐先生和他的老友钱谷融先生一道，总是选择站在学生这一边，尽力为学生说话。”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吴炫回忆。尤为难得的是，徐先生丝毫没有门户之见，他紧密关注着年轻人的发展，大力提携后学。对于后辈而言，他是德高望重的著名教授，更是慈祥亲切的领路导师。他常常作为第一读者，为后辈著作写序，并在报刊上推介。他主编的文艺理论研究杂志、主持的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等，均以鼓励和鞭策青年人为重。一大批卓有成就的青年作家、学者正是在他不遗余力的无私帮助下成长起来的。据“金学”专家、吉林大学教授王汝梅回忆，他自己的人生旨趣和研究方向就是从
10、徐先生所主持的华东师大师训班开始确立的。1980 年 3 月，教育部委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与武汉大学合办全国高校中国文学批评史骨干教师训练班（简称师训班），徐中玉先生任班主任。他为此倾力颇多，力邀当时名重一时的名家大师郭绍虞、程应缪、钱仲联、施蛰存、程千帆、朱东润、舒芜、王文生、吴组湘、许杰、钱谷融等，从四面八方来到华东师范大学，以专题形式讲授治学经验，众星云集，盛况空前，传为一时美谈。这些学生日后都成了全国各高校的教学科研骨干。徐中玉先生作为班主任，同时是中文系主任，在当时不仅大力支持和指导王汝梅的专题研究设想，而且还在师训班结束后为其争取了延期半年的潜心研究时间。最终王汝梅写出了“中国大陆
11、第一篇张竹坡研究专题论文”评张竹坡的金瓶梅评论，发表于文学理论研究1981 年第 2期。著名作家格非回忆与徐先生的交往，与人们认为后贤自荐不同，起初是徐先生托人带信给他，主动邀他面谈。“他对年轻人非常关注，不管这人是谁的学生，他把我叫到家里，了解各方面情况，还提了很多建议。他对年轻人的鼓励是不遗余力的，他对于华师大中文系学生在外面取得的成绩都很关注，也很欣慰。”让格非印象很深的是，徐先生有几次和他说：“华师大又出了一个作家，叫李洱。你知道吗？”那时候李洱还没有太多作品，但是徐先生已经知道了。孙颙的长篇小说冬1979 年出版，徐先生当即发表文章给予热情支持。作家简平当年通过参加华东师范大学自学考
12、试取得大学本科文凭，后加入中国作协，徐先生得知消息后鼓励说：“你是自学成材的人，我为你骄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编审吴芸茜也曾在“徐先生的客厅”激辩过。2003 年，她还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一名在读博士生。当时她所撰写的论文获得推荐，投稿文艺理论研究。徐先生读后认为文章论证有特色，但对其价值持保留态度，因而主动提出要当面与这位素昧平生的年轻作者交流。吴芸茜回忆，在第一次会面中，当时自己年少气盛，言辞中颇有些“顶撞”，但徐老并不以为然，反而激励这位年轻人据理力争的锋芒。过了几天，文艺理论研究的编辑给她打电话，告知这篇文章被安排“插队”上了本期杂志，这让她惊喜之外也颇为感动。对于此事，徐先生自己也
13、曾在为其博士论文出版序作里坦言，“为鼓励后学，我刊打破原出版排稿次序，提前在 2003 年第 4 期发表了此文。吴芸茜的这篇论文长达 13000 多字，将王安忆的小说创作与时间这一哲学概念联系起来，探索其创作与现代文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很有意义的。”正因徐先生有如此开阔的胸襟和高远的眼光，才挖掘了一批优秀人才。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回忆，在 20 世纪 80 年代，当时研究生刚留校的许子东写出了郁达夫新论一文，随即被徐先生力荐提拔成副教授。“那时我也刚刚成长，在复旦，我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上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也是获得徐先生的重要支持。”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晓明曾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提到，20
14、世纪 70 年代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还曾遗留着动荡时代“形左实右”的风气，很多人表面上“左”，但实际是“右”。“徐先生不为所动，在文革结束后第一批、第二批硕士生和本科生中选拔了一批有志于做学术、还有学术潜力的人，留在中文系任教。这批人我印象里有 20 位左右，也正是这批人，在徐先生、钱先生、施先生等一批老一辈学者的支持下，奠定了华师大中文系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整体进步的趋势。”三、一代宗师：大学语文铸造“中国人为人的道德”今天距离 1981 年国家批准高校恢复“大学语文”课程，不过 30 余年光景，这期间，由徐中玉担任主编的新中国第一本大学语文教材却已经累计发行 11版，共 3000 多
15、万册，惠及几代学子。据徐先生回忆，新中国成立前许多高校都曾开设“大学语文”这门公共课。但1952 年院系调整等因素，使得该课程中断近 30 年，造成了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严重滞后。“当时高校的文化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严重脱节，大学生普遍存在人文知识匮乏、文化素养缺失的问题。”徐先生曾这样说道。有鉴于此，20世纪 70 年代末，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都疾呼恢复母语教育。1978 年，徐中玉先生与匡亚明先生共同发起，率先在这两所高校恢复“大学语文”课程，并于 1980 年 10 月在上海召开了全国高校大学语文教学研讨会，决心把“大学语文”课程的开设推向全国。此举立即得到了南京大学、华东
16、师范大学等数 10 所大学同仁们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并继而得到国家重视。此后，开设“大学语文”课程在全国高校蔚然成风，成为培养母语教育、提高全民族人文素质的重要环节。1981 年，新中国第一本大学语文教材出版。根据华东师大出版社提供的数据显示，第一版大学语文出版不满两年，即被全国文、法、理、工、医、农等 300 余所大专院校采用，1982 年“补充教材”出版，发行 10 万册，销售一空，1983 年的第二版修订本，发行 100 多万册。因此盛况，甚至于传出一则趣闻，就连徐先生去买飞机票或到银行办事时，都有人对他说，看过他编的大学语文教材。直至百岁，他仍然孜孜不倦修订、增补教材。文学报记者何晶
17、曾撰文描写百岁徐先生的日常生活：书桌上一摞不同版本的大學语文教材，这是他最近正在看、正要改的书。作为主编，他不提成就，而是一再重复地说，“还是可以编写得更好”。可以说，大学语文教材倾注了先生多年心血，是其百岁教育人生的重要代表作。徐先生坚守一名知识分子的风骨，在大学语文教材编写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大学语文初版收录元人杂剧时不仅收窦娥冤，也收一折西厢记。“胡适的文章是我第一个选进大学语文的，当时很多人都替我担心，大家都觉得有点冒险。”徐先生如是说。历次修订，他都以人文专题形式编选名篇，主张以精选中国优秀文学名作为主，酌选外国文学精品，批判那种怀疑和否定传统文化的极左思潮。在徐先生看来，“不管编哪种大学语文，传承中华古代优秀文化的宗旨不能变。”他告诫大家，母语教育是贯穿一生的，大学语文应是高等层次的母语教育，它兼有工具性、人文性和审美性，“重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熏陶滋润。”这种学习是一种终生学习，也将使学生一生受用。因此他还自己动笔，为多篇课文撰写注释、评析和思考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