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三单元 8.咬文嚼字写法领悟写法归纳(1)结构简洁明了，思路新颖别致。本文结构简洁明了，思路新颖别致。作者首先在文章开头列举四个例子，从不同角度说明文字和思想的密切关系，然后得出结论：无论是阅读或是写作，用字的难处在意义的确定与控制。接着从正面援引实例，证明善用字的联想意义，会使文章意蕴丰富；紧接着又从反面援引实例证明联想意义就会产生“套板反应”这一流弊。最后作者点明主旨，指出了“咬文嚼字”的目标、要求和条件。(2)事例充分典型，说理精辟透彻。议论性的文章不举例说明道理，道理就会显得抽象晦涩；而事例如果不典型，道理就不能使人信服；同样的，事例如果解说不好，道理也就讲不透彻。本文作者所举事例充
2、分典型，分析丝丝入扣。如为了说明文章简洁必须以准确表达情味为前提，简单地追求“简洁”是文学创作中必须反对的这一观点，将史记李广射虎一段文字和王若虚史记辨惑的改文进行对比，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3)见解新颖独特，语言准确精当。作者以其深厚的人文素养、纤细的文字敏感力，在课文中择用若干精当的语言实例，深入浅出地将运用文字应有的谨严精神，以及必须在创作和阅读中养成随时留心玩索的好习惯等观点表达出来。写法延伸 议论文论据的运用(1)明确的目的性。论据是论证论点的根据，是作者建立论点的理由。论据是为论点服务的，因此它必须与论点保持一致，即材料与论点有必然的、本质的联系，能完全支撑论点，这就是常说的“观点
3、与材料的统一”。如果不一致，或者偏离了论点，不但没有说服力，反而会成为文章的累赘，甚至会阻塞文章的思路。观点和材料的统一，这是议论文最基本的要求。(2)选材的典型性。典型性即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意义。论据典型，能收到以少服多的效果。论据不典型，就不能说明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就没有说服力。生活中的偶然性的个别的事例，是不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意义的，也就不能作为论据，否则就会导致论点的谬误。除此之外，从同一个角度举出来的论据再多，再贴切，也只能代表一个方面。如能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地选择论据，避熟就生，避旧就新，典型性和信息量就会增加，就有利于阐述道理，令人耳目一新。(3)运用的精练性。论据运用不在多，而
4、在于精，在于能说明问题。议论文运用材料要多多益善，而选用材料要沙里淘金，精益求精。未经筛选的论据，在文中可能会起反作用。议论文中的事实，应该只是叙述而不描写，是择要交代梗概，舍弃细节；摘取事件的一点，舍弃与论点无关的部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叙述只是为议论而服务的，论据一定要注意高度概括。(4)材料的新颖性。论据的“新”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所引用的材料是新的，如新事例、新人物，新思想、新理论、新观念等；如果选用的事实论据都是陈谷子、烂芝麻，都是老生常谈，游离于日新月异的生活，落伍于前进的时代，缺乏新鲜感和说服力，这样难免使人生厌。二是旧材料的新作法。有时找不到新的材料，也可以运用一些旧的材料
5、，但是在运用的过程中要力求用旧材料写出新意，让人感到材料虽然是熟悉的，但运用和处理得有新意仍会让人感到不同凡响。名著印证 请欣赏钱钟书宋诗选注中介绍苏轼的文段，品味其善用例证的写作方法。他在风格上的大特色是比喻的丰富、新鲜和贴切，而且在他的诗里还看得到宋代讲究散文的人所谓“博喻”或者西洋人所称道的莎士比亚式的比喻，一连串把五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这种描写和衬托的方法仿佛是采用了旧小说里讲的“车轮战法”，连一接二地搞得那件事物应接不暇，本相毕现，降伏在诗人的笔下。例如庄周的“天运”篇连用“丑人学西施”六个比喻来说明不合时宜这一点，韩愈连用“河决下流”五个比喻来表示议论和
6、识见的明快这一点。但是我们试看苏轼的“百步洪”第一首里写水波冲泻的一段：“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四句里七种形象，错综利落，衬得“诗经”和韩愈的例子都呆板滞钝了。韩愈与贾岛留下了“推敲”的千古佳话，启示我们在文学上要“咬文嚼字”。文字和思想感情密切联系。我们在阅读中，要细细品味语言，然后在其基础上品味语言背后的思想感情。在写作中，时时要咬文嚼字，推敲语言，从根本上调整思想感情，从而使语言与思想感情完全吻合，使作品达到最佳。福楼拜曾对他的学生莫泊桑说：“无论你所要讲的是什么，真正能够表现它的句子只有一句，真正适用的动词和形容词也只有一个，就是那最准确的一
7、句、最准确的一个动词和形容词。其他类似的却很多。而你必须把这唯一的句子、唯一的动词、唯一的形容词找出来。”总之，在文学语言的运用上，都不能离开这一条：精心锤炼，细细品味，从而使自己的作品更完美。阅读延伸 作家要铸炼语言唐 弢提起文学语言，人们立刻会想到高尔基的话：“语言是文学的基本材料，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说真的，这是连耳膜也听得起了茧的老话了。不过这句话所包含的严肃的意义，却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例证之一是：我们有些作品里存在着一些可以克服的语言运用上的毛病，我们的作家没有重视它们，没有提到高尔基说的那个原则的高度，认真地消灭它们，解决它们。难道这仅仅是由于疏漏的缘故吗？如果一个工人要学习高
8、速切削，一个农民要讲密植程度，作家又怎么能够随随便便地对待自己的语言呢？我们知道，“自然物质”的赤裸裸的思想是并不存在的，思想要通过或者依附于一定的东西画家用色彩线条，音乐家用音响旋律，文学家用的主要是语言。而且当我们把这种语言称做文学语言或者艺术语言的时候，这就意味着：它同时要具备绘画和音乐的特点，有色彩、有音响地来描写生活和反映思想。当然，一篇作品的生活和思想是主要的，内容在根本关键上总在决定着形式。但也不能够设想：丰富的生活和深刻的思想，却可以通过贫乏而苍白的语言来表现。一个作家能不能向读者提出这样的要求呢？譬如说：“我的故事非常生动，思想也百分之百正确，可就是一点：不善于运用语言。请你
9、根据我所想的、不要根据我所写的来判断吧，那才算公道哩。”显然，这是废话。读者不可能付出这样的“公道”。任何人都只能按照作家所运用的语言的形式，来判断他要表达的内容，判断他所描写的生活和思想。语言在这里起着相对的作用。一个作家如果在语言运用上从来没有苦闷，从来不曾对语言进行过斗争，我敢断言：他不会是一个好作家。我们古人在诗歌创作上强调“炼字”，主张“意胜”，要做到“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这就说明他们对艺术语言的重视，要求人们在这方面下刻苦的功夫。贾岛诗云：“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卢延让也说：“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大概越是出色的作家，越不肯放松对自己的语言的铸炼。相传
10、王安石写“春风又绿江南岸”，先用“到”字，再改“过”字，又换“入”字、“满”字；经过多次更易，最后才选定了“绿”字。刘公勇在词话里，极口称道“红杏枝头春意闹”，认为“一闹字卓越千古”。据说这个“闹”字也经过多次改动，临末才确定下来。其实“绿”也罢，“闹”也罢，好处就在于准确、鲜明、生动，带有动态地刻画了春天的蓬勃的生机。可见形象的突出，还必须依靠语言的渲染。福楼拜对他的学生莫泊桑说：“无论你所要讲的是什么，真正能够表现它的句子只有一句，真正适用的动词和形容词也只有一个，就是那最准确的一句、最准确的一个动词和形容词。其他类似的却很多。而你必须把这唯一的句子、唯一的形容词找出来。”这说的正是同样的
11、道理。我看古今中外，在文学语言的运用上，都不能离开这二条：刻苦的追求和严格的选择。要求语言能够准确、鲜明、生动，作家必须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笔头：向生活汲取，从人民的口头采集。普希金跟他的奶妈学习语言；列夫托尔斯泰一接触到民间语言，便写信告诉斯特雷霍夫，立意改变自己的文风和语法；契诃夫和客人谈话，听到有趣的谚语，总是要求对方再说一遍，然后拿出一本子把它记下来；阿托尔斯泰开始写作的时候，感到掌握语言的困难，对创作十分灰心，后来有人送他一本法院里审问犯人的记录，里面记着各种各样的口供，几乎都是活生生的俄罗斯语言，依靠这个宝藏成功地写出了他的小说诱惑。高尔基说的更有趣，他说：“从十六岁开始，我就作为一个
12、别人私语的旁听者，一直活到现在的。”他有一大堆记录这种语言的小册子。当然，作家除了关心活的语言外，也从来不排斥书本，不忘记向本国的和外国的先辈学习。一个人倘不把已有的文化积累包括语言尽可能地占为己有，并且从这个基础上跨开步去，那他实际上是不懂得利用条件，让自己处在优势的地位。不过作为语言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毕竟还是来自活人尤其是人民群众的口头。历史已经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当社会急速变化的时候，新的事物不断涌现，旧的关系不断改变，语言受到冲击，随着发生变化。我们的眼前便出现一个大矿藏。由于这种语言的规律还没有完全成形，显得幼稚、粗糙、混乱，然而其中的确有宝贝，埋藏着“语言的金子”。如果不加选择地按原样搬用，势必破坏民族语言的纯洁，倘使加工铸炼，却可以创造艺术语言的典范。这就是摆在作家面前的形式：走前一条路，他将成为社会主义时代的三家村学究；走后一条路，我说我们应该向他祝贺，他有可能成为我们时代的语言艺术的大师。是我故意张大其词吗？不！我以为我倒是不折不扣地道出了客观的真相。认真地铸炼我们的语言吧，对于作家来说，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一个在艺术语言上可以深入创造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