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确立“独尊儒术”政策的经过 汉朝开国几十年后，实行崇儒的文教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古代封建教育的形成，为后来历代封建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两汉崇儒的文教政策是有一个形成的过程的。汉自建国以后，在武帝以前的六十多年中，基本上继承秦制，以道家的“清静无为”作为政冶的指导思想，景帝时曾杂用名法的治术。汉高祖不喜欢儒生，见到戴儒冠来的客人，竟至取下客人的儒冠“溲溺其中”。郦食其见到沛公，沛公骂他“竖儒”。文帝“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景帝“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与诗学博士辕固争论，以至互骂，命辕固与野猪决斗，险些被野猪咬死。由此可见，汉初诸帝是不尊崇儒术的。但是儒家在汉初
2、也不是完全没有地位的，并且经过儒家的积极活动与斗争，其地位是逐渐提高的。高祖时，郦食其帮助他驰说诸侯，立了不小功劳，井且送掉了自己的生命。陆贾又常在高祖面前称说诗书，剖析马上可以得夭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劝高祖“文武并用”，卒使高祖有所感悟。于是高祖命陆贾为之著书，述秦之所以失天下，汉之所以得天下之理及自古以来历代的成败。陆贾著新语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书中论证了秦之失败主要由于“用刑太极”，也曾屡次说到兴办学校的事，认为辟雍和庠序是治国的根本。高祖时虽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皇庠序之事”，但高祖在思想上却受了陆贾一定的影响。叔孙通又向高祖说：“夫儒者难与进
3、取，可与守成”，并表示愿为高祖定朝仪，高祖依其议。在长乐宫行朝仪时，满朝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无敢喧哗失礼者”。于是高祖便很高兴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并拜通为大常，诸生都做郎官。惠帝四年（前191年）除挟书律，在法律上为儒家发展除去了障碍。文帝时又有贾谊的论时政疏，陈述儒术和注意太子教育的重要性。景帝时又有辕固、董仲舒、胡母生等为博士，有王臧为太子少傅，丁宽为梁孝王将军，他们都是儒生，对于宣扬儒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到了汉武帝时，经济既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政治上出现了景帝平息七国之乱以后的统一局面。统一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以后的迫切问题是如何巩固，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最适用的上层建筑
4、来为当时的政治服务，换句话说，就是用什么精神武器来统治人民。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总结了自战国以来统治者的经验，特别是秦朝和汉初几十年的经验，转而倾向儒术。随着政治、经济和思想条件的成熟，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政策便被汉武帝所采纳了。中国封建社会终于找到了儒家作为上层建筑，儒家便成了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思想支柱。“独尊儒术”政策的实施 汉武帝即位之初，便倾向儒术，赵绾、王臧等都以文学为公卿，议立明堂，诗经专家申公巳八十多岁，武帝派遣了特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去迎接他。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专置五经博士，把原有的诸子传记的几十个博士都罢免掉，这是“独尊儒术”政策最显著的最重要的表现，儒家的诗
5、、书、礼、春秋、易这五种著作被尊崇为经亦目此始。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更进一步地贯彻这个政策，开办太学，以研究儒家经学，造就儒家冶术人才，同时又在选拔人才方面，立贡举的制度，设置孝廉、秀才等科。从此以儒术为利禄之途，一般地主阶级子弟要做官就要学儒术，在朝廷的奖励下，经学便发达起来了。自汉武帝至西汉末，百余年间，经学极盛，经学大师前后多至千余人，有些经书的解说多至百余万言。经学的发达，对于当时学校的发展及统一教材，统一思想等方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经学除了在学校研究之外，两汉有些皇帝也往在召集一些儒家进行讨论，以表示提倡儒学并藉以统一对于经学的解释，达到统一思想的政治目的。最重要的两次经学会议
6、，第一次是汉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召集诸儒论五经异同于石渠阁；第二次是，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讨论了几个月之久，这两次讨论的都是今文经学。第二次讨论的结果还编成了白虎通义（又名白虎通或白虎通德论），这部书综合了今文经学各家的主张，制定了有关经学的标准答案，把封建的三纲六纪法典化了。今文经学向着烦琐与迷信两个方向发展，大大有利于进一步地统制思想和巩固封建统治。从西汉末年谶纬之学逐渐盛行，到了东汉尤加提倡，成为主要的上层建筑。古文经学从西汉末年发生以后，到了东汉逐渐发展起来，大师辈出，学术地位压倒了今文经学。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真正区别不在于文字上一为今文（汉时通行
7、的隶书），一为古文（战国时东方各国通行的文字，秦时巳废，故汉朝人称为古文），更重要的是对于五经的解说不同。战国时期用古文写的儒家著作，汉时学者非由经师读解便看不懂，但因“读者不同，故其说不同”。而读者（即解说者）在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倾向又不同，于是经学的今古文之争便出现了。大体地说，今文经学的迷信色彩浓厚，表面上说是偏重微言大义，实际上却是穿凿附会，更便于有效地控制思想；而古文经学的迷信更少，注重名物训诂和考证，比较朴实。汉朝廷自汉武帝始特别提倡今文经学，在官学中设置今文经学博士，劝以官禄，而儒者们也曲承意旨，随意解说，为统治者献策，互相利用，因而今文经学便发达起来，取得优势地位。但不论今文经
8、学还是古文经学，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体系，其源则出于原始儒学，古文经学同样是可以利用的，古文派之所以敢于争取官学地位，也是因为古文经学可以为统治者服务的。王莽利用古文经学夺取政权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光武帝也曾立过“左氏”（古文）博士，因此，古文经学虽不得立于官学。汉朝廷也不反对在私学中进行研究。所以在野巨儒不少人研究并传授古文经学。在学术史上，经学在两汉达到了最昌盛的时代。无论今文经学或古文经学对于汉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学术思想都继续发生影响。今文经学自东汉末年逐渐衰落以后，直至清代的中叶和末叶又复活起来，清末的维新派就是利用属于今文经学的“公羊学”理论作为变法的张本的。古文经学自东汉以后逐渐
9、发展，日益兴盛起来，今文经学之传于后世的，只有何休的公羊解诂，余均失传。从魏晋六朝至隋唐的儒学都站在古文经学的立场。经过宋元明的理学时代，到清代而复兴的“汉学”，实际上就是古文经学，促进了清代考证学、文字学的发展。两派经学的斗争，在清代中叶以后又曾一度重视。清末要求改革的进步势力，认为必须从经学中去找根据才足以打动人心，这说明两千多年来经学传统势力的深厚。“独尊儒术”政策表现在取士制度方面的，就是选举中考试经术的成分逐渐加强，本来这种选拔制度是带有很大的欺骗性的，加上试经之后欺骗性就更大了。要做官便须学经术，经术的地位越高越发展就越能为汉朝统治者服务。汉武帝即位后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并
10、亲自策问，这已含有科举的意味了。其后又有孝廉、秀才的察举。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诏令选举通一经以上的官更补考高级官位，这就是用利禄来奖励经术的一个重要步骤。到了东汉，实行“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牋奏”的考试制度，前汉孝廉不须考试，东汉孝廉便要考经术了。明经一科前汉已有，但至后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令郡国岁贡明经之后而始盛，这更明显地表现了以经术试士的趋向。我们说隋唐科举制度渊源于汉代选举制度的考试亦无不可。但两汉取士，不论那一科都须由郡国察举，总的说来，是一种察举制度，还不是考试制度。这种察举制度到汉末有所谓“清议”，权操阀阅了。“尊孔”也是崇儒政策的具体措施之一。自高祖十二年过鲁以太牢
11、祀孔子以后，两汉各帝常有亲至孔子阙里祭祀孔子的举动。自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令孔霸食邑八百户祠孔子起，以后屡封孔子后代为奉祀孔子的专官，世世相传。平帝元始元年（公元一年）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这是追封孔子爵位的开始。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又开始在太学及郡国学校举行祭孔仪式，于是祀孔便成为后来历代封建学校的例行活动。经过封建统治者两千年的提倡，尊孔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普遍风气，影响是很大的。读经和尊孔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封建统治的有力工具，这种传统势力直至“五四”运动时期才受到有力的冲击。“独尊儒术”政策实施的结果，学术发展受到限制，儒家以外的诸于百家都不许研究，即在儒家里面也是以经过董仲舒等的所改造过的儒学为标准，先秦原始儒学不可复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宣告结束了。汉代的“独尊儒术”政策带有很大的虚伪性，实质上是用经术装饰政治门面，而骨子里还是很注重法律。宣帝好刑名，盖宽饶上书批评说：“方今圣道寖废，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宣帝对元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这便道破了这个秘密。.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