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素 材 点 说梁启超一个“善变”的但却大写的人梁启超，一个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物，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里，囿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他也曾经备受责难，便是他的“立场不坚定”。戊戌变法失败，他逃到日本，站在保皇派的一边与革命党论战；辛亥革命成功，袁世凯窃得总统位，他回国为这个维新派的叛徒效劳；袁世凯称帝，他即帮助蔡锷发动护国战争；袁世凯死后，他又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郑振铎在梁任公先生中说过，任公虽然“善变”，但他的爱国情怀却从没变过。他深知自己不是一个能够经天纬地的政治强人，但他想做一个商鞅式的人物，假“强人”之手，让自己的满腔壮志为他深爱着的少年中国服务。可惜，他一次
2、次“所托非人”，他所寄予厚望的“强人”，一个个不是无能、昏聩便是残暴、专制，而他又不能像某些人一样忍辱吞声委曲求全，所以，他只能一次次否定自己，最后忍痛退出政治舞台。点说说到梁任公，你可能感觉生疏，而说到公车上书，说到戊戌变法，说到少年中国说，说到梁启超，你肯定不但耳熟能详，而且会肃然起敬。我们敢断言，在风云际会和星光灿烂的中国近代人才群体中，特别是在遐迩有知的重量级历史人物中，能在做人的问题上与梁启超比肩者是不大容易找到的。因为他的确是一个大写的人。在那如火如荼的苦难岁月里，梁任公的政治主张屡屡因时而变，但为人处世的原则始终未变，他不是有些人所描述的那种变色龙。他重感情，轻名利，严于律己，坦
3、诚待人。无论是做儿子、做丈夫、做学生，还是做父亲、做师长、做同事，他都能营造一个磁场，亮出一道风景。梁任公的爱国精神和情怀，已不是仅仅表现在口头上，而是深埋于心间，落实到实际行动中，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评 说 天 下重回书桌的莫言方能走出“魔咒”2014年1月9日 扬子晚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日前受聘杭州“文艺顾问”并作演讲，当被问及有何新书推荐给读者时，莫言说：“2013年我不是一个读书人，很惭愧地告诉大家，这一年我几乎没读一本书。”这位从去年得奖后一直“火”到现在的作家无奈地表示，他今年到处在开会、演讲、合影，“做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在早前的一次演讲中，他曾感叹“获得诺奖后，坐回书桌很
4、难！”莫言的感叹，让人很自然地想起去年他获诺奖时的感言：“有人说一个人一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就再也写不出好东西了，但是有很多优秀的作家打破了这个魔咒，我一定要努力，争取加入这个优秀作家的行列，打破这个魔咒。”一年过去了，莫言似乎陷入了他所讲的“魔咒”：一年多来四处奔走，难得安静下来。这样的状态，恐非莫言所乐见。中国只有一个莫言，社会出于好奇、羡慕、尊敬，争相围观也很正常；作家本人适时现身，大概也是一种友好互动。不过，这样的互动如果过密，就难免流入“吃名人”和“乐被吃”的俗套。一个富有才情、正处于巅峰的大师级作家远离书桌，于历史、于文化，其实都是一个不小的损失。泰戈尔有言：“鸟儿一旦系上了黄
5、金，就再也飞翔不起来了。”古往今来，有多少杰出文化人成于寂寞而止于喧闹，原因即在于面对突然而来的“一举成名天下知”，哪怕是平素低调、清醒的人，也难免在半推半就中慢慢安之若素、陶醉其间，再无法回到寂寞而艰苦的创造状态。这是名利场的效应，也是人性的弱点。“江郎”之所以“才尽”，责在环境，更在心态。上世纪80年代，钱钟书的围城再版并被拍成电视剧，一时红遍全国，各方人士纷纷求见，钱钟书对此很不配合，并抛出一句著名的狠话：“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能对名利这样淡定，殊为难得。曾担任余秋雨文化苦旅一书策划、编辑的王国伟，最近也撰文谈到，面对书店里琳琅满目的余秋雨的图书，“我坚持认为，文化苦旅是余秋雨所有书里写得最好的书，因为真诚。”在这里，“真诚”也是一种有利创作的良好心态，安安静静，心平气和。莫言当然是真诚的。他在获诺奖后不忘提醒自己要打破“魔咒”，也多次谈到自己作为名人被围观的苦衷。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说，莫言回到书桌、安心著述，肯定比做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更有意义。在这方面，社会有必要理解他、为他减负；但在根本上，重回书桌、打破“魔咒”，还得靠莫言本人的定力。“欲除烦恼须无我”，既然“无我”，何惧“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