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古代王朝动乱衰亡的体制探密本文所说的中国古代王朝，不只是指大的朝代，也包括大的朝代中的小王朝。所说的动乱，不是贬义词，而是中性词，指国家因宫廷政变、诸侯割据、农民战争、民族战争等原因引起的动荡、战乱，这些动荡、战乱影响社会的正常生产与生活，破坏社会财富和民众的生命安全。历史上每个王朝动乱衰亡的具体原因千差万别，在这里笔者只就体制方面的原因作些探讨，分析专制王朝存在的几种不可克服的矛盾，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一、腐败的官僚体制与要求官吏清廉的矛盾历代君主大都知道，要治好民，必须治好官，而吏治的好与坏，即在于官吏是否勤与廉。在勤与廉二者之间，廉又居首位。因为在自然经济的小生产状态下，靠天吃饭，国
2、家管理社会经济、发展生产的职能很简单，因此官吏能否廉政，能否做到无为而治是第一位的事。一旦吏治腐败，社会就免不了动乱。但是，无论是奴隶制社会还是封建制社会，都是专制社会。在这种专制的官僚体制下，各级官吏的思想是为民父母，而不是民为父母，是牧民，而不是养民。千里来做官，为的吃和穿，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这些历代相传的民谚，反映的理念就是把当官作为一种谋生的职业，发财的手段。当官就是为了发财，当小官发小财，当大官发大财。虽然儒家的教科书也要求各级官吏要有爱民之心，要施仁政，要奉公守法，但是，由于没有民主监督，法律监督又是从上至下的，不是双向的、平等的，这样，当官者就不仅仅满足于吃饭穿衣、养家糊口
3、，不仅仅满足于领取俸禄，还要谋取俸禄之外的灰色收入、黑色收入、不规范收入，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因为手中的权力提供了这种条件与方便，权力就是资本，权力越大，资本越大。这样，必然导致社会的上层首先腐败，上行则下效，继而下层的腐败随之出现；而下层的腐败又回过头来推动、加剧了中上层的腐败。那些以反暴政、反不平、反腐败而造反起家的英雄豪杰、农民领袖，一旦他们掌握了政权，也很快被权力所腐蚀，丢掉了当初的革命理想，放弃了对公平公正的追求，欣赏起特权来，以自己的特权代替被推翻者的特权，以自己的腐败代替被推翻者的腐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领袖陈胜，当他是长工时，曾经动情地对伙伴们表示：苟
4、富贵，毋相忘！而当他当上张楚王不久，就嫌弃当年的穷兄弟1。平等、平均口号叫得最响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太平天国起义，建都天京以后，那些农民领袖们也不由自主地搞起封建特权来。革命尚未成功，前方将士仍在浴血奋战，天国的高层内部却争权夺利，杀得血流成河。专制体制使君主以及最高统治集团获利最大。这又带来一个新的矛盾，即君主以及最高统治集团挥霍无度与要求中下层官吏清廉的矛盾。君主以天子身份君临天下，朕即国家，君主占有天下财富、挥霍无度是合理合法的。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有些开国君主、部分大臣，在建国初期或许尚能节俭，如汉文帝、汉景帝、隋文帝、唐太宗等。但到了第二
5、代、第三代，越往后就越难保持节俭的传统，急不可耐地追求享乐了。也有的帝王早年励精图治，到晚年却奢侈糜烂，如唐玄宗。至于那些诸侯、封疆大吏、文臣武将、各级命官，则是一个个的万户侯、千户侯，合法享受封地采邑，鱼肉百姓。层层效仿，最后发展到无官不贪，无吏不污的腐败局面。就像红楼梦里描写的那样，柳湘莲说偌大一个贾府，除了门前的两只石狮子是干净的，其余都是肮脏的。然而，那两只石狮子，又何尝是干净的呢？同样是从老百姓那里剥削掠夺来的。商纣王造酒池肉林，淫逸无度。秦始皇不仅追求生前的极度享乐，造阿房宫，还追求死后的荣华富贵，修骊山陵，动用数十万人的劳力。为求长生不老，他听信方士徐福之言，竟强选3000 童男
6、童女，到东海寻仙丹。西汉末年的元帝，耽于声色，从皇帝到贵戚大臣，竞相奢侈，挥金如土。皇家养的厩马将近万匹，天天食粟。汉成帝为了给自己修建陵墓，重增赋敛，征发如雨，造成公家无一年之蓄，百姓无旬日之储3。东汉桓帝时，因统治集团的挥霍享乐，最后到了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是谓三空4的地步。汉灵帝为了弥补由于追求声色犬马生活带来的财政亏空，竟不惜在西院卖官鬻爵。隋炀帝穷奢极侈，驱天下以从（同纵）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5。以致黄河上下，千里无烟；江淮之间，满目荒凉。他为了能乘船到江都（今江苏扬州）游玩，动用全国民力修大运河，制造了数层楼房高的
7、龙船和数万艘等级不同的游船，调集船工纤夫即达十万人以上。动身时后宫、百官随行，大小船只鱼贯二百余里，每到一处，下令周围五百里以内的民众和官府贡献土产、食物。不管耗费多少民生国力，不管造成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倾家荡产，他全不在乎。后来李密在声讨隋炀帝的檄文中，愤怒地指出：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独裁地位，不仅常常用重赏厚赐以结臣下的欢心，而且还有意规劝、鼓励臣下多置田产，安于享乐，以销蚀、泯灭臣下可能夺权的野心。例如，汉高祖对相国萧何大量强行贱买民田宅表示出优容安慰，对在御道上拦驾上书抗议萧何霸道行为的数千人一笑付之。6至于宋太祖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表现最为典
8、型。有一天，宋太祖对握有将兵大权的亲友兼大臣石守信等人说：人生驹过隙耳！不如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疑，不亦善乎？众大臣皆拜谢，第二天石守信等人皆称病，乞解兵柄，帝从之，皆以散官就第，赏赉甚厚7。被人称道的康乾盛世，其中的乾隆皇帝素以反腐惩贪而著名。他特别喜欢出巡。在位60 余年，总计出巡150 次之多，平均每年出巡超过两次。为何出巡？照他的话说，是察民瘼，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习劳苦之役，惩宴安之怀。其中的察民瘼、成巩固之业就含有查访吏治民情、反腐惩贪的内容。他在位时惩治了许多贪官污吏，著名的就有十大案。诸如南河亏空案、两淮盐引案、甘肃捐监冒赈案
9、，等等。其中甘肃捐监冒赈案，56 名贪污犯一律处死，无一赦免。但是，贪赃枉法并未禁住。何以如此？这与乾隆皇帝本人带头聚敛、挥霍无度有直接关系。例如，他为庆祝自己的八十大寿，令官员捐献养廉银，这等于是公开的索贿和强占！他晚年检查自己：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每次下江南，随行王公大臣和扈从人员竟达两千五百余名，往返行程六千里，行宫三十余处，六次共花掉银子两千多万两。真是皇帝出朝，地动山摇！被他宠信、在他身边弄权的和珅，仿效皇帝，也敛财无度，成为全国最大的贪污犯。到嘉庆帝惩治和珅罪时，和珅家已占地八千顷，有当铺、银号、古玩铺一百三十座，私自藏金三万余两，银三百余万两8。据估计，财产总值折
10、银2 亿2300 万两，相当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 年）国家财政总收入4359 万两的五倍！因而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说。而和珅的家仆则学和珅，也巧取豪夺，有的家产达二十多万两银子，有的占田六百余顷。层层官吏，上行下效。特别是那些世家大族，占有大量财富。西晋时富豪石崇与贵戚王恺竞奢斗富，令世人瞠目。王恺用紫丝布作步障四十里，石崇则用锦缎作步障五十里；王恺向石崇炫耀武帝送来的二尺珊瑚，石崇不屑一顾，将之击碎，命仆人取来六七枚三四尺高的珊瑚，让王恺随便挑选。红楼梦中描写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令人惊叹：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丰
11、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9虽然这是艺术中的夸张描写，但反映的却是社会生活的本质。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反贪手段以严酷著称，但是明朝早、中、后期的几位大贪官，其劣迹仍是令人触目惊心。英宗时大宦官王振，专权达七年之久，结党营私，卖官鬻爵，收受贿赂，还走私军用物资。明景帝籍其家，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他珍无算10。嘉靖皇帝时的权相严嵩，倒台后被抄家，物资清单上记载：黄金13171 两6 钱5 分，纯金器皿3185 件，重11033 两3 钱1 分，金嵌珠宝器皿共367 件，重1802 两7 钱2 分，有价值连城的古今名画达3201 轴卷册等11。明朝末期人称九千九百岁的大
12、宦官魏忠贤，勾结熹宗皇帝的乳母客氏，左右朝廷，招权纳贿，盗窃库藏。后被崇祯皇帝扳倒，抄家追赃，仅银元宝就达七百万锭之多12。明朝还有一个奇特现象，就是那些主张改革弊政、严惩贪污的改革派，自身也有贪污劣迹。他们一面高喊反贪，一面自己却在贪污。例如，徐阶、高拱、张居正都是较有远见的改革派，但自身问题也不少。内阁首辅徐阶大治产业，黩货无厌，越数千里开铺店于京师，其子揽侵起解钱粮，财货将等于内帑，势焰熏灼于天下13。徐阶罢官回乡后，在苏松地区侵占掠夺土地达二十四万亩，佃户数万人。他每年仅在华亭一地就收租一万三千石，敛银九千八百两14。高拱初持清操，后其门生、亲串颇以贿闻，他还曾经把世宗西苑里的器具窃出
13、15。张居正在辽王被废之后，竟将其府第占为己有。先后任湖广巡抚的汪道昆、赵贤等人为了巴结他，动用公款为他营造私第，他竟不辞而受。据史载，张居正自守孝夺情重返政坛后，以权谋私变本加厉，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16。张居正不仅受贿，而且行贿。从其行贿之大，可知其受贿之多。大宦官冯保是他的政治盟友、靠山，为感谢这位恩人，并巩固自己的权位，张居正让其子送给冯保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十万两，其它珍玩尤多17。而张居正在做官前，家中仅有田数十亩，是不可能有金银的，按照明史专家王春瑜推算，张居正当了内阁首辅后，虽然官居一品，月俸也不过八十七石米，哪怕将他一生的官俸加
14、在一起，总和也只能折银两万余两。毫无疑问，他送给冯保如此多的金银财宝，决非正道而来18。张居正死后被抄家时，查出家产折价约金银19.58 万两，另有良田八万余顷17。明朝末代号称节俭的崇祯皇帝，仍然养宫女近九千人，宦官增至万人，每年仅宫内脂粉费耗银就达四十万两，鞋料费五万两19。清朝末年的慈禧太后，为了庆贺自己的六十大寿，竟然在外患日蹙的情况下，挪用海军造军舰的八百万两银子，重建颐和园，从而导致后来甲午海战、抗击八国联军等一系列战事的失败。君主在性方面的特权，尤为突出。据记载，周代王者除立后外，还设有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秦朝增至七个级别，到汉武帝则增至十个级别，到汉元帝时再增
15、为十五个级别。多数君主淫逸无度，除了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还广选天下美女以充后宫，致使后宫佳丽，成千上万。晋武帝称帝后不久，再次下诏广选天下美女入宫，供其淫乐。灭掉吴国之后，又将吴主孙皓的五千宫女悉数并入自己的后宫，致使他的宫女多达万人。晋武帝每次退朝至后宫，竟不知所适，便乘羊车任意游荡，羊车停在哪里，就在那里宴饮就寝。聪明的宫女设法用盐水和新鲜的竹叶引诱羊车，以求得到君主的宠幸。隋炀帝时，后宫美女竟达四万多人。武则天做了皇帝后，在占有男宠方面，也要与男皇帝比高低，以至养有男宠多名，以求得心理之平衡。南宋大臣杨万里审视官场的腐败后得出结论：驭吏之难，莫难于禁赃吏大吏不正而责小吏，法略于上而详于下，
16、天下之不服固也。20杨万里的话可谓一语中的。官僚体制是腐败的，却要求各级官吏做到清廉，是不可能的；以君主为首的最高统治集团，贪污腐化，挥霍无度，却要求中下层官吏做到清廉，同样不可能。因此，吏治只能是一天比一天坏下去，愈到后来，愈呈加速之势，不但贪污受贿，而且敲诈勒索，由提心吊胆、偷偷摸摸到肆无忌惮、明火执仗，一旦发展到民众不能忍受的那一天，动乱也就必然出现。二、需要人才与人才受压抑的矛盾，需要任贤使能与任人唯亲的矛盾要治理好国家，无疑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人才兴，国家兴。即便有完善的法律，还得靠各级官吏去执行。社会本不缺少人才，民众中有很多可造之才、可用之才，人皆可以为尧、舜21，但是专制制
17、度下的官僚体制压抑了人才。自从产生国家以后，禅让改为世袭，权力的分割、国家的治理，完全是皇室一家一族之事，他人不得染指。君主偶尔选择几个贤才，也不过是作为辅佐之臣，参谋参谋，顾问顾问，仅此而已。一般来说，平民进不了统治者的圈子。夏朝自启以后，至商周均实行世卿制。世卿制是建筑在宗法制基础上的制度，其特点是：官员由王任命，官职世代相袭。诸侯国的官员由诸侯国君任命，官职世袭。公卿大夫死后，嫡长子继承其爵位、官职、采邑。各级官位被大小贵族世袭垄断，大夫以上的官员，基本上不存在选拔问题，先天的血缘关系已经决定。世卿制在春秋战国时期受到了冲击和否定。两汉时期的选官制度是察举和征辟，与考试相结合，伴以比较严
18、格的选举法令，如果政治清明，政府还是可以选拔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优秀人才。汉武帝正式确立察举制，在他统治时期，涌现出一大批有所成就的政治家、军事家、理财家、科学家和文学家。毫无疑问，这种选官制度发挥了积极作用。宰相公孙弘、政治家晁错、思想家董仲舒，都是通过察举脱颖而出的。但是，到东汉后期就变形了，走样了，在荐主与被荐人之间形成一种名为门生故吏的特殊政治关系。被荐人靠走权贵的门路爬上去，爬上去后再对荐主报恩。于是培植私人势力成为目的，至于所荐者是否真是人才则不管了。因而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22的现象。到了魏晋时期，随着士族势力的兴起，出现了门阀士族政治
19、。曹丕正式称帝后，为了取得世家大族的支持，接受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官人之法（即九品中正制），在各州、郡设置由著姓士族担任的大、小中正官员，掌管选举，评定品级，作为政府选拔官吏的根据。名义上是以德才为标准，但因评判权掌握在世家大族手中，官场用人门阀化就成为理所当然的趋势。九品中正制从法律上肯定了世家豪族凭借门第世代为官的特权。所谓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氏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23。其结果只能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24，平流进取，坐至公卿25。只要门第高，即使畏马如虎的人也可以当将军，把笔难以成文的人也可以做宰相。例如
20、，孙吴统治集团是由南下的淮泗大族和江南的土著大族组成的，权力即为他们所控制。仅吴郡陆氏一家，就有二相、五侯、十多名将军。任郡守县令者，全是吴郡顾、陆、朱、张四姓子弟。蜀汉政府的情况也不例外。到了西晋，局面越来越糟，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荜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沉者哉！26当然，世族中也不乏德才兼备、才华超群者，能胜任其职；寒门中也会有少量幸运者被荐举，但总的来说，九品中正制与世卿制无实质差别。再到后来，出现了科举制。隋朝首创，唐代定制，两宋逐渐完善，明清达到顶峰。对比以前的选官制度，科举制的确是一个巨大进步。在考试面前人人
21、平等，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使得平民出身的子弟也有机会通过科举之路进入统治者队伍，布衣卿相也不乏其例。这些精英之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官吏结构，增添政府的活力，提高执政能力，扩大执政基础。科举制给广大士人以希望和出路，尽管对多数人来说仍然是渺茫的，可望而不可即，但毕竟是存在的，可以画饼充饥，望梅止渴，相当一部分人亦能梦想成真。但是，貌似公平、公正、唯才是举的科举制度，也难以培养、选拔真正合格的人才，值得民众信赖的官吏，以满足管理社会的需要。首先是选才的范围狭小，只在少数人中选拔人才。因为只有少数富家子弟才能入学读书，才能支持十年寒窗所需的大笔费用。广大穷苦农民的子弟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虽然他们
22、当中许多人天赋很高，资质优秀，也只能望学兴叹，自认命苦，无缘选拔入仕。其次，考试的内容和方法不当。隋代科举，相当于察举制中的策问应答。唐代进士科自高宗永隆二年（公元681 年）起，开始确立了帖经、试杂文和对时务策三场考试的格局。宋代进士科主要考经义和时务策。到了明代，则以八股取士，开始走向僵化、衰落。纵观科举考试，起初还是有一些鲜活内容，但愈到后来愈不行了，主要内容无非是四书、五经，子曰诗云那一套，空谈性理，偏重于道德说教，没有科技，没有经济，没有实业，没有管理，学的是脱离社会管理、脱离发展民生经济的理论，学非所用，用非所学。考试禁锢人的思维。固定的格式，固定的答案，唯上、唯书，无创造性可言。
23、唐代的帖经，即填空，属于死记硬背。最煊赫的进士科考试，也只是重视诗赋，能显示考生的文才，但不是经世之道。八股文考试，具有严格的框架程式，内容则限制为代圣贤立言，不许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科举考试把读书人引向歧途，那些醉心于科举仕途的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因为对国计民生不热心、不了解、不研究，也就很难掌握经邦济世的真学问。费正清认为，中国在思想领域里，从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理学盛行的一段时间内，朱熹的教导主张诚意在于格物（考察事物），之后就可以进而了解自身。但格物这个词的意思并非指科学观察，而是指研究人事。中国人治学一直以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中心，而不是研究人如何征服自然27。考
24、生心里都明白，考试不过是做官的敲门砖，一旦官做上去了，砖头也就丢到一边去了。用这种考试内容、考试方法格式化出来的人才，大多学会了因循守旧，开口诗云，闭口子曰，在上司面前奉行多磕头，少说话的信条，唯唯诺诺，战战兢兢，解决不了社会矛盾，发展不了经济，应对不了社会危机。其三，虽然是考试得了科名，但官职到手还得等待，走门路。有的士子候补到六十多岁，还轮不上一官半职。乌纱帽的予夺仍在朝廷吏部手中。好不容易熬到一个职位，走马上任后，首先感谢的是上司。要保官位，靠上司；要提拔晋升，靠上司；出了问题找庇护，还是靠上司。归根结底，权力是上司给的，哪怕是智商再低的官员，也知道最基本的逻辑是对上负责，其次才考虑对下
25、负责。对上负责也不一定是对整个朝廷负责，对国家负责，对政府负责，而只需对顶头上司负责，对他那个小圈子负责。只要讨好了上司和小圈子，对下不负责也不会影响自己的前程。在这种思维指导下，在这种体制导向下，管理社会的官吏队伍究竟能有多大兴趣为百姓办事？究竟能集中多少心思和精力建功立业？这样的官僚队伍，会做官，不一定会办事。其四，一部分人只求做官，不求办事。在中国人心目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高，高在何处呢？无非是能做官，做官就能发财。读书人首先看中的是学也，禄在其中矣28，劳心者治人21，害怕、躲避的是耕也，馁在其中矣28，劳力者治于人21。民谚流传的人生四喜之一是金榜题名时，四悲之一是下第举人
26、心。有些人之所以能头悬梁，锥刺股，之所以能十年寒窗苦读坐冷板凳，追求的是金榜高中、一举成名天下知，向往的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儒家教导的是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科名可作敲门砖，能够换来官与禄。脑子里的潜意识是封妻荫子，衣锦还乡，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即便是三年清知府，也能有个十万雪花银。民间流传的据说是出自宋真宗之手的劝学诗，十分诱人地写道：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士子们虽然青壮年时也不乏治国、平天下的壮志，也许曾有过立德、立功、立言、立节29四不
27、朽的追求，但步入官场后，却经受不住权力的腐蚀，抵制不住金钱美色的诱惑，逃避不了潜规则的掣肘，克制不了人性贪欲的纠缠，特别是能够不受民众的监督和制约，于是习惯于养尊处优，作威作福，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这样就自觉不自觉地日渐走向腐败。至于履行职责，为民办事，就只好看良心和觉悟了。其五，买官卖官是普遍现象。在封建社会，官吏是委任而非选举，即使是科举及第，最终还需委任才能当官。委任制给买官卖官的行为带来了便利。据史载，东汉灵帝刘宏是较早公开卖官的皇帝。光和元年，他开西邸（即西园）卖官鬻爵。上起公卿，下至郎吏，地方守令，均标价而售。二千石（郡守级官员）二千万钱，四百石（县长级官员）四百万钱，关内侯五
28、百万钱。要求出任地方县令者，随该县肥瘠而价格有所差别。家产富裕者先交款，家底薄一时交不起者可赊欠，上任后加倍偿还。三公九卿等朝廷高官不便公开出售，则通过身边亲信私下交易，公千万钱，卿五百万钱。为扩大财源，一官上任不久，新官接踵而至，有的地方竟至于一月更官数次。西晋时，武帝司马炎也是公开卖官，所得之款，尽入皇帝私库，供其花天酒地，挥霍奢靡。他享有姬妾近万人。南北朝时的北魏，宣武帝时的吏部尚书元晖，亦是纳货用官，皆有定价，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余官职各有差，天下号曰市曹。聚敛无极，百姓患之30。北齐到了后期，因人力既殚，帑藏空竭，于是皇上乃赐诸佞幸卖官，或得郡两三，或得县六七，各分
29、州郡，无官不卖，于是州郡职司，多出富商大贾，竞为贪纵，人不聊生31。唐中宗时，韦后大树私党，卖官鬻爵，贪污受贿。中宗与韦后的女儿安乐公主，恃宠骄恣，卖官鬻狱，势倾朝野。或自为制敕，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从之，竟不视也32。一时间，皇后、公主和他们所信任的人，组成了一个小集团，专门出售官吏委任状，牟取暴利。唐朝玄宗时的杨国忠，亦是卖官高手。他自侍御史至宰相，身兼四十余职，掌握了中央选任官吏的人事大权。他一手遮天，每次选用官吏，完全凭他和几位亲信的好恶，根据所用人的贿赂请托。到唐懿宗时，买官卖官已是司空见惯，家常便饭。据史书记载：自咸通之后，上自宰辅以及方镇，下至牧伯县令，皆以贿取。南宋宁宗时韩
30、侂胄掌权，社会上贿赂盛行，公执宰执、台谏之门，亦习以为常。韩侂胄的亲信陈自强（历任枢密院参知政事、右丞相），性极贪鄙，公开纳贿卖官。各地官员寄给他的信，信封上须注明某物若干并献，无并字的信则不拆阅；人有仕途干进，必先议价而后定；又纵子弟亲戚收受贿赂。到了理宗统治时期，外戚贾似道当权，他与党羽亦公开卖官，官员的补缺或升迁改秩，明码标价，交相贸易。明末崇祯皇帝元年，吏科给事中韩一良上奏，揭露吏部官员的贪赃和腐败，他写道：臣所闻见，督抚也，非五六千金不得；道府之美缺，非二三千金不得；以至州县并佐贰之求缺，各有定价；举监及吏承之优选，俱以贿成，而吏部之始进可知也。至科道亦专以此得之，馆选亦然。33以上
31、所述只是几个典型而已，其他卖官的皇帝、朝臣，难以一一列举。既然皇帝和朝臣可以卖官，那么，地方长官当然也可以卖官了。这样一来，历朝历代买官卖官成为普遍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除了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买官卖官之外，封建社会还有公开的、堂而皇之的捐纳政策，即政府以授予官职（虚衔或实职）取得捐款，以补财政开支之不足。这是比较体面的卖官鬻爵。秦始皇因飞蝗成灾，下诏凡百姓缴粟千石的拜爵一级；汉文帝接受晁错务农贵粟建议，下诏准许民众缴粟赎罪或给予爵位，捐纳始兴。以后历代封建政府常因赈灾、筹饷、边防或兴办工程等事，用捐纳取得经费的来源。捐款人在纳资或粟后，即可得官位或褒奖。清朝初年屡用捐纳筹措饷银。从咸丰帝开始，广开
32、捐例，京官自郎中以下，外官自道台以下，均可捐纳，使本已十分庞大的官僚队伍更加膨胀。到清末出现了成千上万的候补官员，一个个等得急不可耐。据申报1906 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已在吏部注册的候补官员达25.74 多万人，而当时正式在编官员却只有四万人左右。由于竞争激烈，候补官员不得不重金行贿以谋取一个官职。捐纳盛行，官职变成商品，致使一些无德无才、腐败昏聩的人也能够进入官吏队伍，有的甚至占据要津，而真正清正廉洁、德才兼备的人才则被挤到了一边，无法发挥效忠国民的才干。当然，在那些用钱买官者中，肯定不乏修齐治平的有志之士，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价值，为了谋得一个干事的平台，不得已而为之，但相当多的买官者恐怕
33、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捞取外快，收回成本，还要增值，中饱私囊，尽快成为富翁。清人陆陇其指出：许多捐官者原系白丁，捐纳得官，其心惟思捞其本钱，何知有皇上之百姓34。因为官是用钱买来的，敲诈百姓似乎更顺理成章，理直气壮。至于儒家的君臣大义，对不起，顾不了那么多了。这一点中外买官者有其共性。例如，在中世纪的法国，贵族可以用金钱购买，议员也可以用金钱购买，他们把贵族、议员的头衔一买到手，就想以拥护统治特权、反对任何改革来一本万利地收回其所支付了的代价35。如此这般，腐败也就在所难免了。贪官污吏们对于那些讲原则，妨碍自己营私舞弊、贪污腐败的清官耿介之士，则要设法排挤和打击，必欲除之而后快。不能除之者，也要设法
34、把他拉下水，使其同流合污。而那些清官耿介之士，开始尚能抵挡一阵子，但几个回合下来，遍体鳞伤，除了极少数能够坚持到底以外，大多数招架不住，免不了心灰意冷，倍感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36，大厦将倾，独木难支，要么主动辞官不做，要么被击败踢出去，要么接受招安，握手言欢，彼此彼此。至于像孔子践行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像孟子提倡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21、像曹植提倡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37、像范仲淹提倡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38、像王安石提倡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39、像于谦提倡的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40、像郑板桥提倡的咬定青山不放松，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
35、东西南北风41、像林则徐提倡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37那样的文人、官吏，毕竟是凤毛麟角。翻开二十四史，真正有名有姓、名副其实的有名清官屈指可数，有据可查的也不过几十位，真是寥若晨星，其原因即在此。除了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以外，还有保举制、荫子制的选官方式。保举制是由具有相当级别或资格的官员，向用人机构或有用人权的人推荐人选，使被推荐者得以任职。这种方式当然可以为伯乐式的人物保举出一些杰出人才，但也为有钱有势、善于钻营者开了方便之门，导致出现保举的所谓人才，评事不读律，博士不寻章；面糊存抚使，眯目胜神童，而那些一无金钱、二无背景的在野贤才，在慨叹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贵在朝中之余
36、，更是增添了对社会不公的失望与愤恨。至于荫子制，则是具有一定品级和爵位的官员，为其子孙补选官位的方式。它不以德选，不因才授，完全是一种特权制度。这种没有竞争的垄断制，只能导致官员素质的退化。由此可见，在这种官僚体制下，儒家倡导的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流于口号，几乎是一种自我标榜，实际上培养、选拔的并非执政良才，官吏也不是为民办事的公仆。清朝思想家、史学家龚自珍对封建君主专制摧抑人才的原因作了分析。他在古史钩沉论一中指出，统治者仇视天下之士，为了垄断高踞于万民之上的统治地位，必须去除士人的廉耻之心。独裁者对官吏的颐指气使、任意斥责和处罚，一方面使他们失去人格和尊严，另一方面使他们无所适从，不敢有所作
37、为。左顾则罚俸至，右顾则降级至，左右顾则革职至42。于是，只能规规矩矩，看上头的脸色行事，不敢越雷池半步，不敢负责，更谈不上发挥创造性。独裁者的一人为刚，造成了众官吏的万夫为柔，普遍患有软骨病。在费正清看来，因为惟命是从则比较安全，这就易于扼杀下层的主动性27。古代专制制度是家天下，既然是家天下，就必然依着血统，依着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的继统法进行统治。选拔官吏当然是一要亲，二要忠，第三方是德与才。而在专制统治者眼中的德，最重要的标准还是忠。这样就免不了出现一些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现象，出现一些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现象。像李白这样的绝代天才，虽然自信天生我才必有用，但也感叹行路难
38、：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拔剑四顾心茫然。虽然一度被选入朝廷，颇为自负地放歌：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但也只是让他当个文学侍臣，发挥不了治国理政的才华。他最后心灰意冷，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遂转向享乐与消沉，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但愿长醉不愿醒43。李白的诗反映了一部分人才的心态。即使如此，历代统治者仍不遗余力地网络人才。完善科举制度就是一个重要途径。一次，唐太宗微服临驾端门，看见新取的进士鱼贯而入，喜不自禁，以为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然而有人对此讽刺道：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44那些皓首穷经、背驼腰弓的举人们，熬
39、过殿试这一层，锐气已经耗得差不多了。即便是中了进士，也没有多少经邦济世的真本领和精力。李白就看不起因走科举之道而熬白了头的士子。他在嘲鲁儒一诗中写道：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43嘲笑迂腐的鲁儒，不务实际，整天搬弄五经章句，死钻牛角尖，对经国济世的方略，却茫然无知，如坠五里雾中。李白的诗虽然夸张了一点，有些偏激，但也的确指出了科举制的弊端，对人才的压抑与摧残，对民族生机与创造力的压抑与摧残，其结果必然是阻碍统治集团执政能力的提高。明代吴敬梓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全景式地形象地反映了科举制度对士子的毒害。像范进中举前后的表现，令人啼笑皆非，不胜悲怆！任人唯亲的组织路线，是私有
40、制家天下的必然派生物。自古道一朝天子一朝臣，朝中有人好做官，朝中无人莫做官，就说明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汉高祖死后，惠帝即位，但吕后却大权独揽，毒死赵王如意，残害戚夫人，致使惠帝忧郁病死。吕后遂临朝称制，分封诸吕子侄为王侯，拔擢亲信，排斥功臣，诸吕势力，迅速坐大。吕后病危时，命其侄吕产任相国，吕禄任上将军，分掌南军与北军，以巩固吕氏权力。直到吕后病逝，因诸吕阴谋作乱，方才被大臣周勃、陈平等所翦灭。唐朝武则天，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大肆翦除异己，打击政敌，并滥杀一些被她怀疑的大臣。唐初的元老重臣如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裴炎及程务挺等人，多数被诛杀，少数被贬逐；李氏皇室及宗室诸王，也几乎相继被杀戮殆
41、尽；另有海内名士三十六家，也以谋反的名义而被族诛。为抬高武氏一族的社会地位，抑制旧门阀士族及李唐皇族，改贞观氏族志为姓氏录，把武家列为第一等。她临朝称制后，重用武氏宗室武承嗣、武三思、武攸绪、武攸宁等人，并大封武氏宗人为王。对此，骆宾王在讨武曌檄中愤怒地写道：试观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45唐玄宗时，因杨贵妃得宠，杨家势力如日中天。杨贵妃的母亲、姐姐皆封国夫人，叔、从兄皆为卿。特别是杨贵妃从祖兄杨国忠，由金吾卫兵曹参军累迁至监察御史、御史中丞，与李林甫相勾结，连起大狱，诛逐重臣，飞扬跋扈。李林甫死后，代为右相兼吏部尚书，先后兼领四十余使，封卫国公。与其妹虢国、韩国、秦国三夫人及其兄杨钅舌五
42、家，豪富至极，胜过王侯。他们结党营私，贿赂公行，选任官吏均于私第暗定。任人唯亲，达于极至。一时间，诸杨势倾天下。以至于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写道：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46在这种任人唯亲的体制下，致使许多有才华的人感到仕进无门，遂转向消极悲观。信奉孔子讲的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28，不在其位，不谋其政28，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如诸葛亮说的只求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47，过着躬耕垅亩的生活。也有的抱着当官做儒家，不当官做道家的人生观，息影林泉，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48的隐居生活。有的实现不了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实现不了现实价值，便转而追求
43、历史价值，著书立说，藏之深山，传诸后世。如王符、王船山、李贽，等等。有的则由失望转为消极，坐视现状日趋崩溃，等待看好戏。有的看不惯现实政治的黑暗，不愿同流合污，辞官不做，或不肯出山。有的秉性清高，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亦不肯出山，或辞官不做。有的则由失望转为愤世嫉俗，认为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37不与当世合作。有的则由失望转为愤怒，走上反抗的道路。如唐代黄巢，长安科举落第后，赋菊花诗言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49科举的落第使他萌生了反唐的决心。他把反动腐朽的封建势力视为即将凋谢
44、的百花，把自己比作凌霜傲放的秋菊。他设想将来总有一天能带领千军万马冲进长安城，推翻唐天子，把贪官污吏、豪强劣绅统统踏倒在地，建立一个人民安乐、社会均平、弊绝风清的新世界。后来他发动了农民大起义，号称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与唐王朝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战争，数万大军转战黄河、长江、珠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一度占领了都城长安，起义士兵头戴黄巾，宛如当年他落第后言志诗中所写的菊花那样，开遍了长安城。起义军歼灭了大量官军，杀了大批地主、豪绅、官吏，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日渐衰亡。近代史上的太平天国起义领袖洪秀全，也是在连续几次科举失败后，决心走上反清夺权道路的。每次农民大起义，都有大批失意文人参加进来，汇成摧垮旧王
45、朝的革命洪流。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50，科举道路实现不了功名富贵，则企图通过革命造反的手段来实现。总之，任人唯亲的用人原则，对权力的世袭和垄断，不能保证由最优秀的人才治国，不能及时淘汰不合格者，不利于保护志士仁人建功立业，不利于激励人才的竞争成长。需要人才却又压抑人才、需要选贤任能却又任人唯亲，二者成为不可克服的矛盾，最终使人才的整体素质下降，执政能力下降，政风民风变坏，使大量的人才浪费，使大量的人才走向现实政权的对立面，使本来可以创造财富、推动社会健康发展的力量，却成为破坏社会秩序、打乱历史正常发展的力量，使一个又一个的专制王朝走向崩溃，使社会的再进步付出惨重的代价。三、乾纲独断的家长制与
46、求谏纳谏、广开言路、集思广益的矛盾无论是奴隶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都是高度集权的社会。君主乾纲独断，是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君主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君主的一个举动、一个决策，都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有时一言之差，也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君主以天子自居，天子自圣明，君为臣纲，自信而又自负，很难采纳臣下的建议，更难接受臣下的批评。但天下之大，政务之繁，问题之复杂，决策之困难，仅靠君主一人的智慧和精力来作出明断，又的确是困难的，并且常常由于君主的专断和昏庸，造成决策失误，举措失当，政局不稳，乃至王朝倾覆。这使得统治阶级不得不寻求补救办法，于是设谏官以纠正君主的过失，设御史机关以纠察百官。周
47、公总结夏商兴亡的教训时，就提到进谏纳谏和监察的问题。他说：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鉴），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51所以周礼规定设师保以谏王恶。后来的管子形势解也说：谏者，所以安主也。主恶谏则不安。52秦汉设御史大夫、谏议大夫等官，负责监察和谏议，隋唐以后设御史台、谏垣、谏院、给事中、都察院等，发展了谏议和监察制度。谏官和朝臣可以直接上言反映情况。但并非每个君主都有自知之明，都能理解舜提出的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的道理，都能有唐太宗的明智见识：夫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一人之虑？53作为君主，是纳谏还是拒谏，是责己还是罪人，会带来截然相反的结果。左传庄公十一年记鲁国大臣臧文仲说
48、：禹、汤罪己，其兴也浡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据说，夏禹、商汤都能虚心纳谏，有错误便下诏罪己，勇于担责，国家因此勃然兴盛；而夏桀、商纣不但拒谏，而且诿罪于人，杀害忠良，政权于是迅速败亡。二者的结果迥然不同。商汤罪己的事例，尚书汤誓中有记载。商汤灭夏后，不敢骄傲自满，仍然谦虚谨慎。他对臣民说：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弗敢自赦。这表明他是一个严于自责、有政治责任感的政治家。自古以来，因不听谏议、堵塞言路、刚愎自用，不知罪己，只知罪人，只愿意听臣下对自己歌功颂德、阿谀逢迎，不愿意了解真实下情，甚至偏听谗言，杀害敢于直言进谏的良臣，导致失败垮台的君主屡见不鲜。例如在夏代，较早的有太康，他继承王
49、位之后，游畋弃民，常常猎于洛水之北，荒于政事。其弟五人陪同，怨其不返，于是以大禹之训作歌劝戒，指出他尸位逸豫，盘游无度，有违祖训，提醒他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弗慎厥德，虽悔可追？54这就是五子之歌中的恳切讽谏。但太康置之不理，导致失国。夏桀是一个暴君，史记殷本纪记载他指着太阳大喊：是日何时丧？予与女皆亡！自认为天之有日，犹吾之有民，只有太阳亡了，他才会亡。尚书说他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灭德作威，55不用贤良，不恤百姓，杀忠谏大臣关龙逢，最后走上了灭亡的道路。殷纣王也是一个暴君，曾狂妄地宣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他虽有本事，能文能武，能言善辩，却听不进谏议，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56。他暴虐无道，淫乱
50、不止，微子屡谏不听，只好逃走；箕子谏阻不听，便佯狂为奴，但未能避祸，终遭囚禁；比干强谏，却被剜心剖腹。纣王独行其是，拒谏饰非，最后落得自焚国亡的可悲下场。后来的秦王朝，之所以短命而亡，西汉政论家贾谊认为，除了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激化了社会矛盾以外，秦二世不纳忠言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贾谊指出，当时秦朝多忌讳之禁，正直的大臣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钳口而不言；自君卿以下至于众戍，人怀自危之心；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57。陈胜、吴广起义后，关东各地群起响应。朝廷派去的官吏回来后如实上报，秦二世大怒，竟将其下狱。随后派去的官吏再
51、也不敢说实话，谎称起义者只是小股群盗，均已扑灭。秦二世听后大喜，死到临头尚自欺。隋炀帝也是一个刚愎自用的暴君。他公开宣称我性不喜人谏58，一些衷心进谏的大臣轻则罢官，重则被杀。太常卿高熲有文武大略，明达世务，自蒙寄任，竭诚尽节，进引贞良，以天下为己任，当朝执政将二十年，朝野推服，物无异议，海内富庶，由于谏炀帝不可耽于玩乐，背地里说了一句近来朝廷殊无纲纪59，就被处死。那些善于逢迎的小人则乘机而上，受到信用。御史大夫裴蕴和内史侍郎虞世基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四方告变，不为奏闻60，等到农民起义的烈火燃遍全国时，不可一世的隋炀帝被身边的近臣所缢杀。明崇祯皇帝，亦因不听劝谏，不恤民生，杀谏官以掩己过
52、，最后落得个自缢身死的可悲下场。对于贪图享乐、无视民生的君主，谏其节俭，是危险的；对于昏庸颟顸，却又自负的君主，建言献策，是很难被接受的；对于确有雄才大略、文治武功的君主，谏其过失，是很难使他理解信服的。所以，谏官难当，谏言难讲。要达到使君主接受自己谏争的目的，一要君主开明，二要讲究进谏艺术。要格外注意被谏者的性格特点，格外注意用语的分寸，语气的轻重，角度的偏正。要善于顺谏，善于讽谏，如师旷的论五墨墨，邹忌讽齐王纳谏，触龙说赵太后，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过秦论，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魏徵的谏太宗十思疏、十渐不克终疏等等，这些都是成功的范例。当然，也有用强谏、死谏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主张。特别是
53、批评君主的过失，这最易使君主动怒。即使是唐太宗这样的明君，也是不能轻易拂逆的。有一次魏徵在朝廷上批评他的过失，其心也忠，其情也切，其理也直，而他却接受不了，拂袖而去，愤愤然，回到家中对长孙皇后讲，总有一天要杀掉这个乡巴佬！后经长孙皇后的开导才息怒。如果不是长孙皇后贤惠救驾，一代名臣魏徵的性命就危险了。太史公司马迁为战败被俘的李陵设身处地地辩解了几句，竟不为汉武帝所容，毫不留情地将他打入大牢，最后遭受士大夫最为屈辱的宫刑。东汉光武帝刘秀，在建武三十年拒绝了司空张纯等人请他到泰山封禅的建议，并下诏书说：（朕）即位三十年，百姓怒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明确宣布：今后各州县，凡是远道来祝寿，说一些虚伪
54、的赞美话，必髡，令屯田。61即是说处以髡刑，让他去屯田。可见此时他还是清醒的。但是，仅仅过了两年，他又相信谶纬了，到泰山搞了封禅活动。回来后，凡事先问谶纬，迷信至极。给事中桓谭上书劝谏，他却大怒：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桓谭叩头流血良久，才免于一死，贬为六安郡丞，病死在赴任的路上。61韩愈晚年欲为圣明除弊事，一封朝奏九重天，上了谏迎佛骨表，却触怒了信佛的宪宗皇帝，决意将他杀掉，后经众大臣求情，虽免于一死，却夕贬潮州路八千62，将他打发到僻远的潮州当刺史。明代清官海瑞，忠心耿耿，忧国忧民，上书嘉靖皇帝进行谏争，竟然同时买好了棺材，作了死的准备。由于进谏，得罪君主或权臣而遭迫害甚至杀戮的谏臣不计
55、其数，代有所闻，史不绝书。可见在乾纲独断的体制下进谏，何其难也！又何其险也！历史上由于君主不能很好地求谏纳谏，因自己的失误不罪己反而罪人，究竟造成多少失误，带来多少动乱，是难以数计的。谏议制度如此重要，为什么君主们不能很好地实行呢？南宋光宗绍熙二年，担任起居舍人的黄裳在一封奏章中作了分析。他上奏道：自古人君不能从谏者，其蔽有三：一曰私心，二曰胜心，三曰忿心。事苟不出于公，而以己见执之，谓之私心；私心生，则以谏者为病，而求以胜之；胜心生，则以谏者为仇，而求以逐之。因私而生胜，因胜而生忿，忿心生，则事有不得其理者焉。宜因事静察，使心无所系，则闻台谏之言无不悦，而无欲胜之心，待台谏之心无不诚，而无加
56、忿之意矣。63根子在于是君主专制社会，不是民主社会，是家长制管理，不是民主管理，要君主克服私心、胜心、忿心，是很难做到的；能做到一时，做不到长久；能做到开始，做不到结尾。当然，由于君主开明，很好地求谏纳谏，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因而带来决策正确、社会稳定发展的例子也不少。但是，总的来讲，乾纲独断的家长制与求谏纳谏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这就使正确执政需要的集思广益、决策科学得不到保障。乾纲独断的另一个表现是，以君主之是非为是非，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文人学子只能诠释经书，做考证，讲义理，做八股文，不可标新立异，离经叛道。韩愈曾无可奈何地感叹：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一代文豪尚且如此，一般文人学子就更
57、不敢乱发议论了。因此，中国古代除了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过百家争鸣的盛况外，以后似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局面。自汉以后，儒家一枝独秀，万马齐喑。孔孟之道按照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不断被改造，禁锢了思想，压制了创新。奸佞小人，可以望文生义，吹毛求疵，陷害正人君子；昏官奸臣，可以牵强附会，深文周纳，打压忠良之士。一次又一次的文字狱，使文人不寒而栗，因而也不敢解放思想，不敢创新。不愿因言获罪，求荣取辱，毁其仕途，更不愿因自己的多言祸及妻小与家族。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64，口将言而嗫嚅，足将行而趑趄，成为大多数文人的心态和状态。如此等等，严重地压抑了民族的创新活力，因而社会只能在旧的框架内轮回，跳不出周
58、期率。四、从庶民到君主需要安全保障却又没有法律保障的矛盾在中国古代专制政体条件下，普通庶民是蚁民、草民，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对象，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他们的财产随时可能被征调、剥夺，没有保障；他们的人身自由随时可能因徭役、战争而被剥夺，没有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亦因各种劳役和战争而随时可能丧失，没有保障。无论是在战乱时期，抑或是在和平时期，经常出现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缺少幸福感，亦无安定感，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民间流传的孟姜女哭长城、望夫石的故事，流传的无向辽东浪死歌等等，便是典型的写照。总之，在古代专制的条件下，老百姓命如纸薄，天灾可以使之死，盗贼可以使之死，徭役可以使之死，战乱可以使之死，
59、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可以使之死，流氓恶棍的横行霸道可以使之死，生存权、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只能是听天由命。那么，处于权力金字塔顶端，掌握全国臣民生杀予夺大权的帝王们，他们自己的权位和生命有安全保障吗？同样没有。韶华、亚方、严德荣、吴梦起、孙宝镛、郎享伯等几位文史专家，作过专门研究，编写了一套腥风血雨话宫廷（群众出版社，1995 年出版），该书中的统计材料可以印证本文的这个观点，下面的部分数据即引自该书。据史料记载，如果从西周武王算起，到清朝溥仪垮台，也就是从公元前1134 年到公元1911 年，共3045 年，共84 代王朝，历经了882 个在位帝王。在位帝王平均寿命只有41.7 岁，可以说是短
60、命的。有288 个不得善终，即被杀死、缢死、饿死或毒死，占在位帝王的32.6%。其中有4 个王朝百分之百的帝王被杀，有25 个王朝50%以上的帝王被杀。在被杀帝王中，有18 个未成年帝王，占被杀帝王的7.4%。有的皇帝只当半年、一个月、甚至6 天就被杀了。而且这些被杀帝王基本上是死于宫廷政变的夺权斗争，没有一位是被农民起义军杀掉的，只有一位皇帝是在农民起义军大兵压境时，上吊自杀的，他就是明朝末年的崇祯皇帝。这个比例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与皇权密切相关的王子们，命运怎样呢？被杀者更多。虽然权力的运行机制是世袭制，是皇帝指定接班人，立嫡立长，有规矩可循，但因王子太多，帝王本人又因情况复杂而举棋不定。每
61、当要立太子时矛盾便激化起来，皇后与皇妃之间，王子与王子之间，依附于皇子、皇妃的大臣之间，形成各种派系。各种派系之间明争暗斗，闹得不可开交。或是由于猜忌多疑，或是由于实际威胁，于是出现父杀子，子弑父，兄杀弟，弟杀兄，叔侄相杀，甚至祖孙相杀的局面，骨肉之间，不共戴天，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秦二世胡亥掌权后，矫诏太子扶苏赐死，同时杀掉了秦公子22 人，公主10 人。汉初吕氏家族被杀后，代王刘恒被立为帝，他即位后，对同父异母的弟弟淮南王刘长，既不请严师管教，又不选贤相辅佐，而一味娇纵，致使淮南王走向专横跋扈，最后蓄意谋反。文帝刘恒采用流徙的办法惩罚他，使刘长死于流徙的途中，死后追谥为厉王。后来民间流传一
62、首民谣，描述汉室王子之间的斗争：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65南北朝时的刘宋元嘉年间，宋文帝为防止其弟彭越王刘义康不利于太子刘劭顺利接替皇位，先杀其党羽刘湛等人，再杀掉义康。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太子却抢夺皇位，竟率兵入宫弑父。刘劭在杀死父皇之后，又连杀了一批执政大臣。正当刘劭闹得天昏地暗的时候，其弟江州刺史刘骏则乘机带兵攻入京城，将刘劭杀死，自称皇帝，是为宋孝武帝。宋孝武帝在位的十年里，众多的宗王被他诛杀大半。当时有民谣对此讽刺道：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萦，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66隋文帝杨坚曾经很自信地对大臣们说：前代的天子娶了许多妃嫔，生的儿子有嫡有庶，纷争不已，于是就发
63、生了一些废立的变故，甚至于亡国。寡人没有侍妾，五个儿子是同一个母亲生的，可以说是完完全全的真兄弟，决不会有争势夺位的忧虑。但后来的事实与他的想象正相反。他的次子杨广先是设计使他废了太子杨勇，自己取而代之，后来又弑父自立，并假传文帝的圣旨，将废太子杨勇缢死。杨勇的八个儿子全被毒杀，为防止他们化为厉鬼报复，埋时将尸体头部朝下，使鬼神钻不出地面。登上皇位后，又相继害死了四弟杨秀及其七个儿子，逼反了五弟杨谅，杨谅兵败后被幽杀。三弟要不是早先病死，也肯定逃不过杨广的毒手。到了唐代，开创贞观之治的太宗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事变，杀掉亲兄弟而登台。开创开元盛世的玄宗李隆基，杀掉过自己的三个儿子。后赵皇帝石虎的5
64、 个儿子和38 个孙子，均被石虎的养孙冉闵杀害。金太宗完颜晟子孙70 多人，全部被完颜亮杀害。据不完全统计，有据可查的就有500 多位王子死于非命，其中90%以上死于皇族之间的权力争斗。与帝王、王子命运攸关的皇妃，她们的一切更无保障，死于非命的难以数计。首先是因为历代的皇妃多得数不清，其次是古代社会不把妇女当人看待，死一个嫔妃微不足道，不值得记载。二十五史中记录的117 名非正常死亡的历代皇妃，不过是实际死亡的少数代表而已，绝大部分没有记录下来。我国古代妇女本来是不参政的，但皇妃们一旦卷入权力的漩涡，和立太子、当太后联系起来，便身不由已了，要么被杀，要么杀人，大多成了牺牲品、殉葬品。那么在帝王
65、身边侍候、为帝王效力的文臣武将，其权位和生命有保障么？同样没有任何保障。自古道：蜚（同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67；敌国灭，谋臣亡。一旦天下坐定，功臣的厄运就要来临。伴君如伴虎。每位重臣的头上都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剑，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砍掉自己的脑袋。昨日是功臣，今天可能成罪人，朝承恩，暮赐死。中国古代因权位之争以及其他原因被处罚、被诛杀的重臣，成千上万，不可胜数。据统计，西汉时期历代的朝廷重臣（含丞相、相国、大司徒、大司马等）总数153 人，48 人被免，占31.3%；17 人被杀，占11.1%。东汉时期历朝的太尉、司徒、司空共计200 任，被免官、罢官、下狱的有88 任，占44%，被
66、杀者15 任，占7.5%。明朝朱元璋时期，受封功臣总数139 人，被杀76 人，占54.7%。古代史上大规模地杀害重臣的有数十起。公元169 年，东汉二次党锢之祸，李膺等党人100 多人被杀，受诬陷而死、徙、废、禁者达六七百人；公元835 年，唐朝甘露之变，李训、郑注等谋诛宦官，事泄被杀，受株连者千余人；公元1380 年，明代胡惟庸案，以谋反罪杀胡惟庸，诛其党30000 余人；十三年之后，又出了个蓝玉案，杀蓝玉，并诛其党近20000 人。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上下充满恐怖，人人自危，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68其实，不仅仅是明朝初期如此，在几千年的专制历史上，经常
67、出现这样的局面。以上史实证明，在没有民主与法治的专制条件下，所有人的安全都是没有保障的。君与臣可以共患难，但难以同富贵。帝王担心大臣政变篡权，大臣害怕帝王动怒责罚；君主害怕民众起义造反，民众害怕君主昏庸残暴。相互猜忌，相互防范。没有法律保护庶民的安全和人权，也就没有法律保护帝王、王子、皇妃、重臣的安全和人权。社会没有真正的强者能保一生无虞，能保世代无虞。权位越高者，越不安宁，所谓高处不胜寒。社会充满不可测因素。朝秦暮楚，世态炎凉。昨天还门庭若市，今天却门可罗雀；今天是大老爷，明天成阶下囚。在位时可能平安无事，离职后可能被清算惩罚；在世时可能矛盾隐忍不发，去世后可能被反攻倒算，掘墓鞭尸，口诛笔伐
68、，殃及家族后人，虽盖棺不能论定。人人都无法预测自己的命运，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处于封建社会末世的清代作家曹雪芹，亲身体验了由钟鸣鼎食的富贵之家，到遭人白眼的破落之户的沧桑剧变，反思千古历史，审视严酷现实，呕心沥血，在红楼梦中对专制社会这种充满变数的人生现象进行了艺术概括：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69。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70。当年康有为劝光绪帝变法，说如不变专制为立宪，别说当
69、不了皇帝，连做长安布衣都不可得！后来的事实印证了康有为的预见。在专制社会里，由于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以致像诸葛亮这样的超人智者，都不敢轻易涉足政治，不敢保证一生无虞，宁肯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47。专制政体的这一弊端最为致命。它压抑国民的主动性、积极性，戕害国民的创造力、生命力，摧残民族的活力与生机，使社会总是处于动荡之中，徘徊不前，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作出许多无谓的牺牲。常常因为一场动乱、一场战争，把已有的文明成果变成废墟，使田地荒芜，人口锐减，哀鸿遍野，一切又得从零开始。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上述导致古代专制王朝动乱衰亡的四个矛盾中，第
70、一个矛盾即腐败是最主要的，其它的三个矛盾是腐败的外化与延伸。为什么出现腐败？因为对权力没有监督和制约；为什么没有监督和制约？因为是专制和人治，缺乏民主与法制。事情的逻辑似乎就是这么简明，这么朴素。在这种人治的体制下，如果能遇上一个好皇帝，好皇帝又能起用一批有德性、有才华的文臣武将，处理好同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轻徭薄赋；处理好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利关系，防止大的腐败和窝里斗；没有大的灾害和战争，政策没有大的失误，这样也能使少数王朝创造盛世，一度辉煌。但是，这种盛世总是难以持久，不久就走向衰落，走向动乱与败亡，将盛世辛辛苦苦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一点财富毁于一旦。由于最高权力的绝对化和世袭制，又很难出现一
71、个好皇帝。即便是百年一遇出现了一个好皇帝，这个好皇帝也难以做到慎终。唐玄宗便是一个代表。几千年来虽然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寻找救治社会弊病的良方，设计诸多避免动乱衰亡的方案，提出种种长治久安的思路，但是，都未能走出人治的体制。虽然有少数思想家看到了君主专制是祸根，甚至在一千多年前就提出了无君论，有过民主的设想，但毕竟未能成为朝野的共识，未能成为主流思想，未能成为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文明建设的战略目标。倒是儒家内圣外王的人治思路，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成为代复一代不懈追求的理想。说到底是体制的原因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漫长的专制社会里，有那么多的官吏无所作为，有那么多的官吏自觉不自觉地走向人民群众的反面
72、，成为祸国殃民的贪官污吏，成为农民起义的刀下鬼，在实质上他们是做了专制体制的牺牲品、殉葬品，就连那些富有悲剧色彩的帝王将相本人，以及诸多皇后王妃、太子王子、皇亲国戚，也是这种体制的牺牲品。相同的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了专制政体的弊端。他们在权力的斗争中，之所以不讲友情、亲情、爱情，六亲不认，甚至丧失人性，是专制体制使然。表面上是人在犯错误、犯罪，实质上是体制在犯错误、犯罪，是体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指挥着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复制着错误和罪恶！这种悲剧不仅仅是这些牺牲者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历史的悲剧，民族的悲剧，归根结底是人类的悲剧！毛泽东当年在延安窑洞同黄炎培谈话时，思接千载，视通万里，鉴
73、于历史的经验教训，英明地指出：要想跳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根本途径是改变专制体制，让人民监督政府，实行民主与法治。（原载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新华文摘2010年第17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卷第9期全文转载）参考文献：1 司马迁。陈涉世家M/史记：卷四十八。北京：中华书局，2000.2 诗经小雅北山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3 班固。汉书谷永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0.4 范晔。后汉书陈蕃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0.5 吴兢。贞观政要君道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6 萧何曹参传M/汉书：卷三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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