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改革帮了腐败的忙：王安石变法不愿看到的结局公元1067年，是一个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年份。这一年正月，三十六岁的宋英宗病逝，法定的接班人皇太子赵顼（音须）承嗣大统当了皇帝，是为宋神宗。当然，神宗是他的庙号，死了以后才叫的。在世的时候，我们大约只能唤他一声“当今圣上”。神宗是北宋王朝的第六任皇帝，前面五任是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真宗赵恒、仁宗赵祯和英宗赵曙。此后，则还有三任皇帝，即哲宗赵煦、徽宗赵佶和钦宗赵桓。这时，北宋王朝已过去108年，算是步入中年，而新皇帝却很年轻。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出生的赵顼，此刻正好二十岁。年轻人血气方刚，总是想做些事情的，宋神宗也不例外。于是，便有了著名的
2、“熙宁变法”。变法是宋神宗“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头一把。因为它是从赵顼登基的第二年即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开始的，因此叫“熙宁变法”。后面的两把火，则是元丰年间的“改制”（改革官制和兵制）和“用兵”（进攻西夏）。看来赵顼这哥们确实是一个很想有所作为的年轻人，只不过他的作为似乎效果都不怎么好。变法是一再受阻，节节败退，对西夏用兵更是次次惨败，因此赵顼死后得到的庙号竟是“神宗”。据谥法，“民无能名曰神”，也就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的意思。历史上叫做“神宗”的，还有一位明代的万历皇帝朱翊钧。但万历皇帝是在位四十多年不理朝政，什么事情都不做的，竟然和这位独断专任大刀阔斧的赵顼享用同一个庙号，这也真是
3、让人“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不过话又说回来，宋神宗的变法，倒也不是自寻烦恼，无事生非，为政绩而政绩。变法是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说是有远见卓识的。我们知道，一个成熟的王朝，如果顺顺当当地延续了上百年，那就几乎一定会出问题。因为历代王朝实行的政治制度，即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其合理性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社会成员普遍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的。正因为普遍贫穷落后，这才不但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且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实体（朝廷）或权力象征（皇帝）。一旦富裕起来（不贫穷），强盛起来（不落后），或贫富拉开差距（贫穷落后不普遍），王朝发展成超级大帝国（突破规模），麻烦也就接踵而至。宋史食货志说：“承平既久，户口
4、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也就是说，和平安定的时间长了，人口就会大幅度增长，开支也会大幅度增长。一是军队越来越庞大，二是官场越来越臃肿，三是宗教越来越兴盛，这些都要增加费用。何况富裕起来以后，要求也不同于前。不但官员的排场越来越大，就连民众的生活也渐渐奢侈，财政岂能不成问题？ 与此相反，行政的效率则越来越低，国家的活力也越来越少。因为承平日久，忧患全无。朝野上下，慵懒疲软，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熙宁年间的情况便正是如此。五个宰相副宰相，除王安石生气勃勃外，五个宰相副宰相，除王安石生气勃勃外，曾公亮老气横秋，富弼称病求退，唐
5、介不久辞世，继任者叫苦连天，时人讽刺说这五个人刚好是生老病死苦。这种暮气沉沉的状况，并非大宋特有，其实也是所有“百年老店”的通病。因此每到王朝的鼎盛时期，动乱的烽烟便已悄然升起，帝国的丧钟也已悄然响起，只是大家看不见也听不见。他们看见听见的，是形势大好，是歌舞升平，是“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是“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但等到“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时，就后悔莫及了。大唐便是这样。 宋神宗显然不愿意看到这种结局。 事实上当时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据清人赵翼廿二史扎记引卢策所言，宋仁宗皇祐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三千九百万，支出一千三百万，占收入的三分之一。宋英宗治平年间，国
6、家财政收入四千四百万，支出八百八十万，占收入的五分之一。而到了神宗的熙宁年间，收入虽达五千零六十万，但支出也是五千零六十万，竟占收入的百分之百。如此说来，赵顼的国库，岂不等于是空的？ 支出增长的原因很多。按照宋史食货志的说法，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辽夏威胁，长期作战，岁费弥加。这一条其实包括两项，即“军费”和“岁费”。所谓“岁费”，就是大宋每年送给辽国和西夏用来购买和平的钱。这些钱，不但年年要给，而且不断增加。这是没有办法的事，除非能把辽国和西夏灭了。不过宋王朝显然没有这个能耐，不被他们灭掉就是万幸。但买来的和平并不可靠，所以军费和岁费一样，也是有增无减。二是募兵益广，宗室蕃衍，吏员岁增。这同样
7、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你不可能不让人口增长，更不能不让皇亲国戚、凤子龙孙们生儿育女。于是只好相应增加管理的人员和机构，增加职务和官位。结果“禄廪奉赐，从而增广”。其三就是制度问题了。宋代实行的，是中书、枢密、三司各自为政的制度。中书就是中书省，管行政；枢密就是枢密院，管军事；三司就是户部、度支、盐铁，管财政。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早在宋仁宗至和年间，谏官范镇就看出了这个制度的问题。范镇上疏说：“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结果，国库早已空虚，枢密院却还在招兵买马（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人民早已贫穷，财政部还在横征暴敛（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中书省知道民众的情况，却无法制止枢密
8、院的征兵和财政部的聚敛。当然没有办法的。因为这种制度，原本就是为了削减相权加强皇权，哪个皇帝肯改？实际上，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本身就有问题。从皇祐到熙宁，不过二十年光景，财政收入就增加了百分之十二以上。在当时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哪有这样的速度？显而易见是加重人民负担所致。支出的增长速度就更成问题，竟达百分之三十八以上！如此入不敷出，王朝哪里还能支持得住？何况神宗还是个志向非凡的人。他自幼便痛心于对辽国和西夏的屈辱退让，焦心于国家的财政紧蹙和朝廷的萎靡不振，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让自己的王朝振作强大起来。他多次对臣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问题是，到哪里去找
9、既敢于改革又善于理财的人呢？他想到了王安石。二 时势造英雄王安石也是一个志向非凡的人。王安石天资聪慧，博学多才，读书过目不忘，作文动笔如飞。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和满腹经纶，他在二十二岁那年，即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考中进士第四名，从此踏上仕途。与众不同的是，少年得志的他，既没有得意忘形，也没有飞黄腾达，更没有上蹿下跳结交权贵，为自己谋取高位。从宋仁宗庆历二年到宋英宗治平四年，二十五年间王安石一直在关注和思考着国家的命运与前途，宋史王安石传说他“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这个志向和这些思考曾促使他给仁宗皇帝上过万言书。史家认为，这份万言书其实就是他后来实施变法的纲领性文件（后安石当国，其
10、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万言书交上去以后就没有了下文。王安石明白，改革时机未到。于是，他一次次谢绝了朝廷的任命，继续在地方官任上韬光养晦，并种他的试验田。王安石谢绝这些任命也并不容易。因为当时的舆论，是“以金陵（即王安石）不做执政为屈”。朝廷也屡屡“欲俾以美官”，只怕他不肯接受（惟患其不就也）。有一次，官府派人将委任状送上门去，王安石照例不肯接受，送信人只好跪下来求他。王安石躲进厕所里，送信人则将委任状放在桌上就走，却又被王安石追上退还。在王安石看来，做不做官，以及做什么官，都并不要紧，要紧的是能不能做事。如果在朝廷做大官而不能做事，那就宁肯在地方上做一个能做事的小官。在宋神宗承继大统之前，王安石确实更愿意做地方官。他考中进士以后，曾分配到淮南当判官。照规矩，任期期满后，可以通过提交论文的方式，在京师谋一个体面的官职（许献文求试馆职）。王安石却不这样做（安石独否），又调任鄞县当县长。在鄞县任上，他“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实实在在地为民办事。更重要的是，他还“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这其实就是他后来变法的预演了。这样一来，当改革变法时机成熟时，王安石就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准备。正因为如此，当王安石与宋神宗君臣相遇时，他就能胸有成竹地侃侃而谈了。熙宁元年四月，神宗问王安石，要治国，何为先？王答：“择术为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