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北京法源寺北京的法源寺，既是一座历史遗迹，也展现了中国历史的悲壮凄凉，那静止的古刹，在寒风、北国里悲怆着伫立。在中国历史上，北京法源寺留下一连串历史的血证与痕迹，法源寺永恒伫立于历史长空。 公元645年，唐太宗在晚年发动了对高丽的征战，唐朝的大军打到辽东城下，高丽动员十五万人，坚壁清野，将几百里内断绝人烟，使唐朝军队无法就地找到补给。最后，唐军在困境中被迫撤军，到达幽州时，军队所剩的人马，只剩下五分之一。唐太宗心境悲凉，想着如果魏征要活着，就会劝他别打这场仗。唐太宗在幽州，盖了一座大楼，追念这次征东而死的所有的将士，他们的死亡，是为国尽忠而死，死在家乡以外，死在家乡以外。将士可怜的身世，他们的
2、死亡是叫人心恸，唐太宗最终决定，将这座庙叫做“悯忠寺”。一千多年过去了，在风雪和战乱中，悯忠寺依然凄凉的存在着。宋徽宗、宋钦宗曾在悯忠寺回想故国，在晓钟夕照里，过着痛苦凄凉的岁月。1630年，明朝的兵部尚书因为“里通外敌罪”被崇祯帝下令“凌迟”处死。袁崇焕被“千刀万剐”之后，佘氏义仆为其收敛骸骨，葬于北京广渠门内悯忠寺，佘氏后人在北京法源寺世代为袁崇焕守墓。 在近代史上，北京法源寺与清末的维新变法有着重要的联系。1888年正月，康有为拜访北京法源寺，与法源寺的佘主持法师论“忠”，他们说到狭隘的忠和广义的忠。臣子对主人尽忠只能算是狭义的忠，广义的忠则是为天下尽忠。隋唐之际的屈突通既是隋朝的忠臣，
3、也是唐朝的忠臣，在新兴的统治力量下，屈突通在尽全力以后，顺应天意与民意。冯道在乱世中，不斤斤于狭义的忠奸观念，不管谁做皇帝，只要有利于老百姓，他都打交道；冯道以“一言之善”，从胡人中救活了千万百姓。岳飞的“忠”实在令人惋惜，死于“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教条。明知道君不一定是明君，臣也要为这样的君死，是私昵的忠，是愚忠。为成全一时的名节，却害苦了四方百姓，只因名将一死，朝廷少了抵挡敌军的猛将，大敌入侵，生灵涂炭的都是百姓。岳飞成全了他自己的忠，却使千万百姓妻离子散，流离失所，他的行为和信仰让人不忍苛责，可是这样的“忠”应该是不被提倡的忠。所以说中国人的“忠”有时候是很令人费解的，比如天下易
4、主，前朝破灭以后，总有一些“有骨气”的人不肯受新朝米粮，宁愿饿死于山野，他们要对前朝的皇帝尽忠（如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历代的遗老为前朝尽忠）。失道寡助的前朝灭亡，人心所向的新朝建立，王朝的更替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反而是百姓的福分，国家的转机。康有为认定真正的英雄是以天下苍生为己任，只要是对百姓好的事，他就会去做，不会顾忌哪一朝皇帝哪一朝臣的；因此，康有为向满洲皇帝上万言书，希望自己的救国办法能够上达皇帝。在北京法源寺，康有为与主持佘法师成为知己。1895年，梁启超与谭嗣同在北京法源寺相会，就华严经的“回相品”的境界进行争论。“华严”的世界所谓“一真法界”，主张真妄俱泯、生佛不分。佛门精神是先
5、把自己变成虚妄，虚妄过后，一无可恋、一无可惜，然后回过头来，把妄成真，这才是正解。古今志士仁人，无不现身五浊恶世，最后，发下为众生流血的大愿，以无我相却救众生而引刀一快、而杀身破家，这才是真正的所谓舍身。在救世时，不在乎得失，进退疾徐，从容无比，这才是真正的佛、真正的菩萨。谭复生身上有着“任侠”的气度，好任侠、尚剑术、走遍大江南北、塞外东西的豪杰，从12岁以来，察视风土、物色豪杰，去过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等地。从法源寺见面之后，谭嗣同与梁启超引为人生知己。在1896年，两人都在湖南时务学堂担任教习，协助思想开通的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在时务学堂里，他们宣传维新变法的
6、思想主张，遭到湖南地方守旧势力的迫害，被迫解聘，东去上海。时务学堂中的学生， 蔡艮寅（蔡锷）对恩师的指导心怀感恩，到江边为恩师送行。谭嗣同勉励其“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今后不论生死，都要魂魄凭依，以不辜负时务学堂这一段交情。甲午战后，1898年光绪帝在翁同龢的引荐下召见了康有为，提及“变法强国”之道，康有为认为中国的真正问题是大臣守旧，制度的束缚，推行变法必须提用小臣，更换局面。光绪帝力图革新政治，任命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在军机章京行走，参预新政。谭嗣同的交游，除了纯粹的书生以外，还包括五湖四海的各行各业人物，书生眼中的下层阶级。“仗义每多屠狗辈”，谭嗣同结交五湖四海的豪杰之士
7、做朋友，由此认识了“大刀王五”（北京顺兴镖局的镖师）。戊戌新政推行不久，就遭遇到西太后保守势力的阻扰破坏，康有为下达密诏，催促康有为南下，避免意外发生。谭嗣同自告奋勇，愿意只身前去找袁世凯，要袁世凯配合“杀掉荣禄，包围颐和园”。袁世凯最终向荣禄告密，光绪帝被西太后关在“瀛台”，当时的北京城风声鹤唳，康有为在英国人的帮助下，逃到了上海；梁启超躲进了日本公使馆。谭嗣同没有逃走，前往日本公使馆，将平生所著的仁学托付给梁启超。谭嗣同决定会自己的死去唤醒中国人。“我的死，使改良者转向革命者、使广大的中国人民倾向革命者，等于我在为他们推荐革命的将是正路，我为他们做了一种血荐。谭嗣同与梁启超提到“月照与西乡
8、两位，我们俩各自效法一人”，期勉梁启超以同志的死为激励，去努力完成未竟事业。当时的维新党，梁启超都主张谭嗣同逃走，不要做无谓的牺牲。日本公使馆的平山周、林权助竭力帮助谭嗣同出逃，江湖上的豪杰势力（关东大侠大刀王五）竭力营救“三哥”谭嗣同，南方的革命党势力黄缄（黄兴）派人来北京营救谭嗣同。谭嗣同原本“可以不必死，但他却要死”，中国历史上像专诸的母亲，田光的死，他们若不死，并不算错；可是死了，却突然显得更对。他们不这样做，并不渺小，这样做，就显得更崇高、伟大。历史上的“信陵君窃符救赵”，出自看守赵国城门的候赢，“非但慷慨献奇谋，意气兼将身命酬。望风刎颈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 谭嗣同以候赢自况，
9、以一死酬谢皇上，以一死来达到为变法留血的效果。谭嗣同是真正的侠士，在浏阳会馆坐等清军的逮捕，“戊戌六君子”血溅北京菜市口，谭嗣同的从容赴死，临终的喊声震动了法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谭嗣同用他的死，告诉国人改良之路在中国行不通。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大刀王五为完成谭嗣同的嘱托“援助光绪皇帝”，惹来了义和团对他的追杀，王五逃到了法源寺，住持佘法师原本在太平天国时期就见识了王五，两人曾同在翼王石达开手下任职，最终为当年的老战友而死。大刀王五和佘法师共葬在法源寺后广东义园的袁崇焕坟后面。（佘法师和石达开仅有的女儿有过一段生死恋，在官兵打来时，他对石小姐见死不救，以致被大刀王五他们
10、看不起，但在义和团运动时，他却勇敢的义救王五，被义和团暴民砍死在法源寺的石阶上）。辛亥革命后建立民国，康有为的思想趋于保守，参与满清皇帝复辟。梁启超坚决反对君主复辟，与其师的思想越来越远。属于康有为的时代已经逝去了时间到了1926年，暮年的康有为故地重游，来到北京法源寺，此时满清王朝已被推翻十五年，69岁的康有为追忆过往，心中无限感慨。在法源寺遇到当年佘法师的小徒弟普净（李十力），故地重逢，两个不同时代的人都在追求民族的进步（救世）。李十力参加辛亥革命，在北京从事中共地下党的工作。康有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康有为注定要为时代殉难，谭嗣同的精神和身体都已经为时代殉难了，但康有为的精神却早已同谭嗣同一块坐化死去。康有为在清朝时太前进，在民国时就太落伍了，康有为过去做先知带路，现在与人们的距离远了，康有为走在落日的前面，身影渐行渐远北京法源寺，在北国里悲怆的伫立，静止的古刹见证着逝去的历史，在乾隆帝“法海真源”的题字中，看到历史的些许悲凉，沧况，一代代人为之倾倒。从唐太宗、宋徽宗，从袁崇焕、谭嗣同在历史的轮回中，一代代人把血泪寄存在你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