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笔记小说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杜帅荞摘要：笔记小说作为历史研究中的一项史料类别，不仅拓宽了史料的取材范围，又能弥补正史记载的缺憾。笔记小说广泛以志怪、见闻、随笔、传记为主体，内容繁杂多样，并且对社会史研究更能起到重要作用。本文以清代袁枚的笔记小说子不语为例，试论笔记小说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贡献。关键词：笔记小说;子不语;史料价值历史研究对于史料的搜集、整理、应用是历史学科的重要工作。史料的取材，不仅局限于正史、档案之中的官方记录，诗词、笔记小说、戏剧、图像、口述史料等如今都被作为史料进行研究。笔记小说以志怪、传记等短篇故事著称，内容繁杂广泛。最早可追溯至魏晋时期，以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为代表，刘知几在
2、史通中讲笔记小说“多载当时辩对，流俗嘲谑。”（1）将笔记小说与正史并举，可见，笔记小说多载市井之事，恰为正史所缺憾，这就成为史家利用笔记小说作为论据的依据;同时，袁枚也强调“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2）认为史家不应固守正史，要广泛采集。子不语开篇序：“子不语，怪、力、乱、神”道出了小说内容。由于“文史外无以自娱，乃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非有所惑也。”（3）的缘故，袁枚搜寻整理，书成子不语，内容驳杂，分搜神志怪鬼魅奇人幻术秘闻六章，涉及鬼怪奇闻、自然地理、社会礼法宗教等领域。一、笔记小说的现实性弥补正
3、史记载缺憾虽然此书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幻象与人间结合的世界，但仍然有部分具有史料价值，尤其在对正史记载的弥补上。如，裹足作俑之报一卷，袁枚借阴间判官之口，讲述南唐后主要求窃娘裹足以满其取乐之欲，不料上行下效，相沿成风，以致社会上下“恣为淫亵”;（4）袁枚认为南唐后主是裹足的始作俑者，利用因果报应的观念认为南唐的灭亡之缘由在此。在对于裹足史的研究中，这一史料似乎还未被作为重要史料关注，缠足史的起源早见于五代南唐后主这一说法，学者邱瑞中认为缠足“与南唐李煜、窃娘之事毫无关系”，（5）邱先生引用的史料则是周密的浩然斋雅谈。再比如，著名的清代文字狱之吕留良案，雍正称吕“于我朝食德服畴，以有其身家、育子孙者
4、数十年，乃不知一大统之义。”（6）认为吕留良这一行为是“倡枉悖乱，已极放言横逆之罪。”（7）在雍正看来，吕之心态已是有反清意味;但对于这一事件的看法，袁枚则不同，书中袁枚写到一位能入地府的萧道士预言吕死后有剖棺戮尸之祸，夜叉在吕留良的铁链上写到“时文鬼吕留良，圣学不明，谤佛太过”，（8）袁枚借夜叉之口认为吕留良案是因其“谤佛”这一宗教领域之罪而被诛，与雍正诏谕中的祸乱朝纲、忤逆正统的定论截然不同，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本人的深层思想，展现出他“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士人心态。华夷之辩一直是明清儒生士人讨论的话题，在研究清朝皇权的统治话语权和明清之际的文人心态二元对立博弈过程上，袁枚对于吕留良形象的反
5、转性描绘，不仅展现了当时清朝统治下民族间、阶层间的关系，也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史料素材。但笔记小说使用的史料也许未经辨伪，加之个人感情色彩明显，撰写风格生动、真实，体裁上以短篇为主，与正史相比就显得随意、独立了些，因此，笔记小说作为史料真伪度仍需相关研究者进行辨别比对。再如，对于白莲教，秘闻篇记载了一名白莲教徒残害有孕之身的妇人的故事，对于此人的外貌描述与正式记载中的比较吻合，称其“深目虬须”，半夜潜入妇人家中“剖腹取胎”，众人用锄头击之。（1）可以看出，当时百姓大多憎恨白莲教徒，对相关研究也提供了一定意义上的文献价值。二、笔记小说的丰富性题材多样、拓宽视野不仅对正史缺憾性的记载有弥补性作
6、用，笔记小说作为史料也具有丰富性这一特点。笔记小说因涉及诸多领域，一些史实或史观也可以在笔记小说中得以窥见;并且由于取材民间诗词歌赋、戏曲小说，也极大丰富了史实。如袁枚在作品中多次记录因果报应观念的文章，这为我们研究当时社会观念史在史料上提供了很多素材。在子不语中，袁枚大量描写地狱形象，也在某些方面映射着人间，如酆都知县一篇，酆都县俗传人世地狱交界处，百姓每年给地府焚纸钱名为“纳银司钱粮”，如这一年交纳钱粮缺少，必生瘟疫;当地县令听闻，欲为民请命，亲自前往，“所见城郭宫室，悉如阳世”，（2）阳间所有，阴间亦有，而交纳钱粮之事，也透露出袁枚借阴间寓阳间，对现实的讽刺;平阳令一篇，平阳令朱铄“所宰
7、邑，别造厚枷、巨梃。案涉妇女，必引入奸情讯之。杖妓，去小衣，以杖抵其阴，使肿溃数月”，“曰：见色不动，非吾铁面冰心何能如此”，袁枚为我们描绘了一个道貌岸然卻残忍扭曲的县令形象，却能“以俸满，迁山东别驾”，借小说表达出对此类昏聩官吏的痛恨;但平阳令的结局也未得好报，落得个“横尸满地，悉其妻妾子女也”，也同样表达出袁枚笔下的因果观。在子不语专写清科举制之文中袁枚对于八股取士也道出了看法，秀民册中，主人公荆生自觉高中状元，梦游庙宇，见官吏持名册，欲查是否中第，未中，官吏言韩愈和孙衮皆状元，但世人只知韩愈，焉知孙衮，借此劝他不如追求真才实学。此文中表露出他对科举制的厌倦，直指弊端，认为科举与真才实学并
8、无关系，揭示了当时知识分子沉溺于追求虚无功名而患得患失的社会现状，为我们反思清代科举制提供了一条生动的史料论据。并且，对于研究民间信仰史也有很大帮助，如，在酆都知县蒲州盐枭娄罗二道人中关公都有出现，书中关公称“伏魔大帝”“关神”“关帝”，每每现身，皆是秉公执法、义正词严的威严形象，“伏魔大帝至矣，公少避。”（3）这对我们研究关羽崇拜也提供了一则重要史料依据;对于中外交流史的记述，书中也有涉及。铜人演西厢一文，记载乾隆年间有西洋人献上铜伶自鸣钟法，演绎西厢记，“身段交接，揖让进退，俨然如生”得到袁枚称赞。（4）三、结语笔记小说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史料，拓展了正史研究之外的领域和视野。尽管笔记小说在故事情节描绘上有夸张、虚构的成分，但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现实的现状的映射。相对于正史对于典章制度、帝王将相的记述，笔记小说的关注点更多地着眼在民间、社会、市民生活当中，拓宽了史料的范围，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史对于民间记载的缺憾，成为正史的重要补充史料;此外，以子不语为例，提示我们树立一种广泛的史料观念，既要尊重正史权威，也要从笔记小说、诗词歌赋、民间戏曲等非正史史料中取其精华，挖掘其史料价值。但同样在我们引用之时也要慎重取舍，与各个文献相互佐证，力求达到接近历史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