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在全球化的时代审察自己，如何界定“中国”，“天下”没有边界，周边对中央王朝有不同程度的归属，实际上是多元并存的空间。维系“中国”观念的真正力量：经济，经过长期构建的市场交换网，使得各地的物资有无相通，也相互依赖。从秦汉以后，并没有明确的贵贱阶级之分（编户齐民，精英并不能永远世袭）。中国的方言复杂，却有着一个以视觉符号作为基础的文字系统，使得文化得以赓续。在总体上，中国文化只有逐渐的变化，而没有突然的断裂，这才使“中国”的观念可以长期维持。新石器时代族群的分合，人类族群的分野，往往并不是以血统为基本要素，而是以生活方式当做认同的文化基因。具有相当规模的生活共同体，拥
2、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发展出一些一仪式性和宗教性的事物（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石家河文化），大的文化体就会形成一个新的族群归属好认同感，将一个地区人类集合为某种特定的民族。中国历史上的一些传说可以理解为浓缩的集体记忆，夏禹的霸权，是召集各地的君王们聚会，以建立一个超越地方政权的秩序。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从夏代开始到商周，这三个复杂共同体连续发展都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商朝迁都的方向是逐渐西移的，逐渐搬到中原的中段，疆域已经超越了黄河下游。周人将嵩山称作“天室”，认定中原为“天地之中”。宗周和成周两都并立，构成周人政权椭圆形疆域的双中心，彼此相依，互为唇舌。周人的封建系统编织一个庞大的网
3、络，将所有的族群都笼罩在内，并不排斥外人，周人实行外婚制，与外人通婚姻，长期共存，将各种地方文化吸纳入中原文化，使“天下”的文化多元而渐变共存而不排他，形成后世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战争不断，齐桓公开始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王权从封建顶端的地位转变为一个文化系统的象征；以自我为中心的内外之分，开启此后两千多年中国人傲慢的世界观。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夷”观念，“华夏”指的是华美而伟大的文化；“内诸侯”和“外夷狄”作为褒贬的标准以及区分我者和他者的界线。春秋时代逐渐形成的内外界线，乃是反映当时周封建体系内的国家逐渐融合，又逐渐将国内和邻近的其他族群分别融入这一大国的系统之内，最后终于形成一个不
4、断扩大的天下世界（中国特有的天下秩序观）。族群冲突和融合，经过春秋战国的蜕变，华夏的中国收纳许多边缘的他者，实质上，将“内诸夏”演变成没有边界的天下中国。在春秋战国的乱世里，中国经历前所未有的扩张和融合，终于整合为秦汉大帝国的基础。在地理空间上形塑“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则来自人群或个人在垂直方向的流动。原居社会上层的精英下降到下层，从而提升社会下层的质量，社会整体遂拥有发展的能力和积极性，推动经济和文化的开展与进步。在经济方面，由于人口增长，各地彼此接触，许多资源得以流动传播，促使商品经济的出现，多功能的都市出现。“姓”失去共同体的归属功能，个人至多以“家庭”扩大为血缘的家系，于是“姓氏
5、”混合，成为联用的名词。经过五六百年的巨大变化，中国和中国人从封建制度的束缚中释放出来，“人”开始具有自己独自寻找的意义。秦汉时代的“天下帝国”，郡县制的推行，帝国的统治贯彻到基层，古代族群那种拟血缘的共同体已经解散，而代之以行政组织的基层单位。汉代用高税聚敛都市资产，中国经济形态转化为以精耕农业为基础，发展农舍手工业的市场经济。汉代的五铢钱，全国互相依赖的经济网络。汉代的“儒表法里”，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为主题，则是将人类的知识和宇宙的结构，结合成为一个巨大的知识系统。察举制的推行，将人才的流转，组织为庞大的网络，将人才和讯息经过流转，汇聚中央。经过二百年的演变，春秋战国的列国制度，终于转化为坚
6、实的皇朝体制，以文官制度和市场经济两个大网，将广大的中国融合为一体。儒家的意识形态成为士大夫持有的价值观念。社会精英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文官系统与皇权保持一个既合作又彼此制衡的关系。秦汉时代的对外关系，一面抵御强大的北方游牧帝国（匈奴），另一方面关注如何与其他各自背景的族群相处。秦始皇将战国时代北边诸国的长城整合为“万里长城”，移民屯垦区，以民屯作为军事保卫的后盾，数十个边防戍军，百姓戍边。中国吸纳许多草原作战的技术，战和间经过不断的对外接触，中国文化增加了新的成分。从秦代开始，中国发展涵盖全国的道路网，相对于南方和西南聚居的族群而言，中原汉庭代表的涵化力，足够一步步地将分散在湖沼、河流、山地的
7、族群，吸纳为中国的一部分。南越归属汉庭、对西南夷的管理，交趾在秦汉时代纳入中国行政单位，箕子开朝和燕人卫满建国，朝鲜半岛上的国家常常是中国最亲密的外国，除了汉代设过郡县，朝鲜始终是自治的国家。徐福东渡，日本从未被纳入大陆疆域之内。秦汉中国能够熔铸为坚实的整体，乃是基于文化、政治、经济各项的“软实力”。中国有了完整的宇宙论、伦理学和价值观念，建立在儒家、道家和其他各家综合的基础上。中国的政治结构，具有明确的制度化，不至于完全依赖皇权的人治和贵贱特权。在经济方面，中国已经发展出当时世界上程度最高的精耕农业和市场经济；中国能够长期维持政治和文化的整体性。这时候，外来的信仰开始进入中国，但要等到秦汉之
8、后，才根本性地改变中国文化的精神面貌。儒家今文学派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坚持天下不是一家一姓独有，君权是为天下而存在的。东汉时代君权强大，内廷的尚书替代外廷总持政务，文官系统不再独立。从此以后，中国两千年不再出现真正有独立性的文官体系足以抗衡皇权。东汉出现的地方豪族，他们无形中构成一个官僚阶级。东汉外戚和宦官轮流专政，地方长期由豪族们占据，慢慢成为独立的单位。儒、道二家，乃是由知识分子学习研究，建构起一定价值观念系统，进而形成法律与制度。佛教在东汉初期就有相当的基础。中国“分久必合”的观念，就靠经济的互换网，维持全国一盘棋的构想。在魏晋时期，经历永嘉之乱后，北方南下的移民成为开发南方的主要
9、力量。北方的各种外族：东胡、乌桓、匈奴、鲜卑、氐和羌，羯人逐渐融入中国。从东汉未来开始到隋唐统一的四百年间，中国这片土地和人民，吸收数百万外来基因，东亚地区人种大融合的时代。隋唐的天下国家，隋唐帝室都兼有胡汉的血统，隋唐的政府结构，基本上建立在胡、汉大族的支持上，然后加上一些南朝发展而来的文官系统。“道”的体质，实质上就是中央控制天下的网络，唐代对于边陲外族的关系，有其特殊的制度。唐太宗与突厥会盟，被奉为“天可汗”，在边境“羁縻州县”：名义上属于大唐统治的疆域，实际上由原来地方族群的领袖管理。唐代的天下秩序，一个开发的天下秩序，胡汉混合，极大的包容性和弹性。大唐帝国编织了一个绵密的驿站系统，符
10、合“道”的观念，将各地的交通纳入一个网络。深受胡化的唐代，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接受了许多外来的成分。唐代的饮食起居乃是总结南北朝时候的胡汉分野，整合为新的方式。至韩愈以后，儒学才有新动力和新方向。宗教系统互相影响，构成中国特殊的“众教合一”传统。安史之乱后，中国的文化和经济中心因此完全转向南方、东北、西北和北方的各种胡人和当地汉人混合，形成后来华北的族群。宋代对北方敌国，并不常常以战、守为选项，而是以缴纳岁币来购买和平。辽国和西夏都相当程度地接受中国的文化。宋国的精耕农业，配合市场经济和区域间贸易，构成一个绵密的商品经济的交换网络。辽国的统治体制分为南北两部：北院管理胡人，南院管理汉人。西夏内
11、部族群的不平等，孕育北方汉人的族群意识。韩愈提出“原道”，主张重新确认华夷之辨、内外之分，宋学逐渐走向“内圣”修己的方向。朱子之学，特别注意人间的伦理，将一切人事都放在伦常的规范之内。宋代儒生的社会地位，孕育出一个读书人的社群，其齐家治国的理想相当程度地促成“家族”的形成。家族：一个核心家庭领导很多附属的人口所构成的社群共同体，耕读传家。宋代转变为中国文化的稳定结构。儒生是寄托在政权的体制内，朝代可以改变，可儒家权威及其造成的社会制度却是长久存在，难以改变。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与中国的关系，这是一个征服王朝。蒙古和满清，两次征服中国全部地区，最沉重的影响应当是完全倚仗暴力压制的统治形态。中国
12、传统的“天命”观念，以及“天命”应建立在“民视”“民听”基础之上的相对性，经过全盘暴力镇压的残酷现实，竟从此再不能支持百姓对绝对皇权的抵抗。元代政府的两元统治：有不同来源的签军，驻防在中国以维持征服者的控制；延续中国人传统的州县体制，相当程度地接受汉法统治中国。汉代中国的大量签军，来自草原、西域甚至今日中东地区的当地人口。族群同化，蒙古与中亚、中东之间，因为贸易，波斯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大量地移入中国。经过辽、金、元三时代，中国北方遭受了至少有三次战乱，逼迫许多中原和北方的人口逐步移向南方。蒙古征服的中国，社会结构大为改变（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在元代政府与百姓之间，作为中间层者，主要
13、就是那些万户和万户有关的汉人商贾和地方豪强。佛寺、道观在蒙元时代，其功能实际超越宗教的领域，似乎承担起若干基层社会的领导功能（蒙古文字由藏传佛教的八思巴创造）。在蒙元时代，许多儒生转入基层，在民间以私塾方式教学，为工商和一般人服务。蒙古时代历史呈现的征服国家体制，中国传统皇朝的皇权再也不能受到文官体系所代表的社会力量的制衡。那些汗国的蒙古统治者都逐渐本土化，接受当代的文化，其中，绝大部分伊斯兰化。朱元璋的讨元檄，华夏中国的归属感，宣告中国历史上天下国家的结束，肯定汉人民族对华夏文化的认同。朱明皇朝的暴力统治，创立卫所制度，保障皇权、控制全国的武装力量；恢复封建制度，分封皇子、皇孙于全国各处。朱
14、明建国以后，人口的迁移，山西洪洞“大槐树”下集合百姓迁往移民地区的集体记忆。明初大规模、由政府发动的移民活动，其实质是在打散地区性人口的共同体，防止他们结合为社群。中国人口分布的变化，区域性人口结构的改变。明代的文官体系只是皇权的统治工具，没有可以抗衡君权的力量（明代宦官专权、锦衣卫、廷杖制度）。明代科举，儒家思想沦落为对君主绝对忠诚的教条，中举意味着享有免税特权。一国之内，既有贫富之间的纵向分裂，又有南北发展悬殊的横向差距，国家裂解两半。明代的两百多年，大都在寒冷干燥的时期，北方战乱不断，长期的气候恶化，北方居民大量南迁，这就构成了一个非人力矫正的人口偏差现象。贸易的影响，明代中国的南北差距
15、。明太祖设定“锁国”的原则，对北方草原采取的策略是筑长城，对南方海防采用的方法是“不许片板下海”。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以强力执行的内部侵略，天下帝国体制的帝国主义。郑和下西洋，俘虏当地的国王，明代的朝贡制度，实际上是一种被动的官方贸易。北方的边患，政府国防开支大量增加，都由一般平民负担，大量的贫民转变为流民（流寇）。此时，基督教和西方前近代的科学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明代极度专制的君权，使大部分的文化精英屈服于君权之下。一些具有道德勇气的学者和官员，以性命维护儒家的人本理想和谏箴的传统；黄宗羲等人的民主思想和方以智等人的科学观念。东西方联系，不仅是商贸往来，也因为文化交流，对生产力有一定的促进
16、功能。明代固然恢复了中国人自己的统治，却丧失了天下国家的包容气度，也没有消除征服王朝留下的专制统治。八百年来，连续不断的集权体制，以及闭塞的形势，使中国失去主动积极的气魄，当近代的世界正在迈入现代时，中国落后了八百年。东北地区满洲人所属的羁縻卫所与明代驻军有统属的关系。在努尔哈赤时代，满洲部落组合为八旗。君权和家长权，在满清时代延续不断。亲王议政的传统，满清的皇权既是皇帝个人的权力，也是满清全众以家族式的形态来辅助和共享皇帝的权力。满汉体制，两元的帝国结构（满清以汉土的资源、人力和物力，支持大军征伐，取得整个北方和西北的草原和高地，然后将新获得的草原地区族群，看作满清自己的盟友，而不是臣属）北
17、方、西北的族属直属于皇帝，汉土的百姓由帝国的政府进行统治。在西南方面，“改土归流”，归属于政府的州县体制之下，宗主与藩属之间并没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满清帝国的格局，应当是以草原战斗部落为基础扩大而成的征服帝国。君主与旗民之间，是主子和奴才的关系。整个帝国的结构是君主为奴隶共主，结合不同阶级地位的奴才，统治众多的汉人。经过蒙元、朱明、满清三个暴力政治的持续，社会精英渐渐消沉，文化活力也随之衰落。满清能够维持专制的局面，基本上就是依靠爵禄收买文化的精英，他们已经习惯于“忠君”，不再为大是大非提出抗议。康雍乾三代，朝廷发起的文化活动，一部分是压制明代开始的阳明学传统，另一部分则是严防中国知识分子的反
18、清运动。经过清初百余年皇权的强力干预，中国的儒生都成为俯首听命的书呆子。在满清时代的成就是小说和京剧，两者都是主流以外的边缘人物创造的成就。儒学僵化，一些民间的宗教活动从边缘出发，掌握基层老百姓的精神需要（白莲教、回乱、咸丰年间的太平天国，义和团）。在文化精英群已经失去活力时，对于本国文化，他们只是墨守成规；对于外来文化，因为自己没有信心，也就不能开放胸襟来接受新的挑战。满清的保守态度，不再使用和发展西方的火器。文化的闭关，恰是在清代“盛世”之时开始，文化活力的消沉，满清政权只是以威权统治中国，从来没有想到要在原有的文化基础上扩张和发展。政府不收人口税，人口增长速度自然加快，由于人口的增长不再
19、是政府关心的项目，官民之间也就也就失去互相联系的脉络。由于人口增长而经济体扩大，乃是满清时代中国经济的特色。从人口与生产力的比例而论，生产力增加了但生活方式和质量其实没有改善。满清统治通过威胁和利诱恩威并施，将中国的文化精英压倒、扭曲，也使汉代的“天下帝国”所植根的基层涣散，不再凝聚。经过两百年来的创伤，再也不能参与全球性大转变的机会和能力。在“中国”这个共同体之内，最主要的应变量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个方向。列国体制与帝国体制之间的差别，只在地方资源构成的经济互补与地区文化的交流上。古代中国，从宗教信仰来说，大约有“神祇”和“祖灵”两个信仰方式。儒家讲商周封建体系的血缘组织观念和祖灵崇拜
20、结合为一，构成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伦理观念。秦汉共同体确认已儒家为主流的中国文化，以“人”为本体的文化系统，对其他文化有极大的包容性，时时吸纳，或发展新因素和新观念。文化精英结合为大族，发挥了维护与延长复杂系统的作用。魏晋南北朝，草原上的民族和文化逐渐为中国核心文化所吸收，也融入“中国”共同体之内，同时，“中国”的范围也扩大到北方、西方和东北方的草原上。秦汉是充实内部的“厚”，隋唐是开放扩张时期“大”，隋唐时代承前启后。儒家可以用“天命观念”约束君主，而民间则盼望等于“救世主”的真命天子将百姓从苦难中救赎。隋唐以来形成的中国官、民两种意识形态，对抗与互补。安史之乱引发胡人迁移入中国，对中国本来原
21、有核心地区造成大破坏；汉人往南移动，南方土地被开发，经济中心也向南移动。中国核心地区南移，宋代的中国成为列国之一，再也不能通知原来中国的全部疆域。宋代政权重文轻武，其统治体制“叠床架屋”，缺乏有机结构的官僚系统。士大夫本身因政治意见和学术意见的差异，往往分成党派。元代建立有限度的统治机制，“行省”制度为日后的现代中国所继承。蒙元时期，佛道以及其他启示性的宗教纷纷崛起，社会的基层被这些宗教的教派掌握。明代政治与社会力量之间数百年呈现相当紧张的关系。士大夫成为“缙绅”，与政权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市场经济扩大，造成贫富之间的地区性、上下阶级性的严重差距，最后演变为明末大规模的“流寇”活动。在满清时代，皇室可以任意支用政府库存。缙绅士大夫代表的社会力量，垄断地方财富，制衡地方政府。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人：以精耕农业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必须被现代工业生产的市场经济代替；迅速发展的都市化，将建立在农村的社会力量基础完全摧毁。现代文明带来的文化，使得本来的文化精英放弃了以儒家为基础的文化，改宗科技与城市文化，融合中国与西方文化，构建新的文明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