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清代的入学典礼清代地方志中所记载的官学送学礼，是中国历代典籍文献中最早记载的入学典礼。送学礼所体现的尊师重道、爱生崇礼的特性，颇值得今人关注。 一 送学礼是清代地方官为官学新生举行的入学典礼。清代学校以府、州、县为基本单位，各建立一所学校，称为儒学。在本省学政主持的每三年一次的岁试和科试中，各儒学可以按既定名额，各招收一次新生。在新生入学时，往往会举行送学礼。乾隆洛阳县志卷6礼乐志较为详细地记载了这一典礼的基本程序：每学政岁科试新生红案到学之后，知县晓示各生送学日期。至期，各生诣县署，集寅宾馆。知县公服升堂，各生由东角门进至檐下，行庭参礼。毕，各生西面立，学书北面立，唱名。门斗东面立，为各生簪
2、花。酌酒三巡。毕，各生面北三揖。具鼓乐，由中门出。知县亲送至文庙殿阶下，率行三跪九叩头礼。毕，诣明伦堂，知县、教官行交拜礼。诸生拜师，两拜；谢知县，两拜。入座，行酒数巡，肃揖而退。 清代送学礼有三个各地共有的核心环节，一是地方官发帖邀集新生，为其簪挂花红，二是地方官率领新生到孔庙大成殿，向孔子圣像行三跪九叩首的谒庙礼，三是地方官率领新生到儒学明伦堂，向教官行谒师礼。从130余种地方志的记载看，各地送学礼的称谓并不完全一致，除了送学礼这一最为常见的称谓，还有送学仪送入学礼新生入庠礼起送新生入学新生入学入学仪入学仪节入泮文武入泮迎学礼乃至上学等多种称谓。 中国自古便是礼仪之邦，学礼是各类学校教化学
3、子的重要途径。清代各地的儒学主要有释奠、朔望行香、乡饮酒礼和射礼四种学礼，在京城国子监则还有皇帝亲临视学、临雍讲学和新进士释褐等。作为一种地方儒学的开学典礼，清代送学礼当是仿照国子监典礼加以改造而举行的。如据光绪霍山县志卷5学校志记载，安徽霍山县入学仪的相关环节中，行谒庙礼视朔日释菜仪见学师视国学师弟子相见仪。视是比照、参照的意思。光绪代州志卷5学校志也记载，山西代州（今忻州市代县）举行送学礼时，文武新生谒庙视朔望行香礼，见学师视国子监见师礼。其余仪节州县不同，各从其俗。不过，清代各类典章制度文献如钦定大清会典钦定学政全书钦定大清通礼中均未记载送学礼。1756年编纂的钦定大清通礼卷44宾礼在叙
4、述直省学校师弟子相见礼仪时，只附带说明入泮谒见礼亦如之。所谓入泮，系指新生入学。入泮谒见礼当是指送学礼。不过，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地方志所载送学礼，新生拜见教官多是行四拜礼，且学官拱受两拜，答揖两拜，而在钦定大清通礼中，则是学生北面三揖，教官立受，不需要回拜新生。 二 由于清代朝廷并未制定通行全国的统一仪节，故各地在举行送学礼时各从其俗，形态各异。 一是演剧和酒宴。首先，据地方志记载，只有少数地方有演剧环节，如浙江建德县在新生向教官行礼之后，官师、新生入席宴饮、观剧：酒三巡，梨园搬演加官魁星。安徽广德直隶州（今广德县）在送学礼结束后，陈设酒馔丹墀下，并安排优人奏曲。其次，大多数地方都举行官师、新
5、生共同参加的酒宴，但也有少数地方不举行宴会。如与建德县同属严州府的分水县（今属浙江桐庐县），新生在明伦堂分别向教官、知县行礼，之后便是知县回署，诸生由龙门归。江苏东台县（今江苏东台市）也不安排酒宴、鼓乐，这与当地在举行送别乡试考生的宾兴礼时会在明伦堂和县堂安排酒果和酒肴鼓乐有较大的反差。有些地方则举行只有地方官和教官参加的宴会。如直隶顺天府东安县（今廊坊市安次区）在新生拜谒完教官后，有诸生退，儒学延印官宴明伦堂的环节。 二是典礼对象。各地地方志一般都记载送学礼是为所有文武新生举行的入学典礼，不过，浙江余杭县的送学礼则最早只面向文生，后来才推及武生：前此止以隆文也，近奉文武并用之。而在相邻的安徽
6、省，晚嘉庆余杭县志（1808年刊）80多年成书的光绪泗虹合志（1888年刊）和光绪五河县志（1894年刊）也有完全相同的记载。 三是重游泮水。清代乡试、会试结束后，60年前中举或中进士者被邀请参加鹿鸣宴、恩荣宴，称为重宴鹿鸣和重宴恩荣。而60年前考中生员者受邀参加送学礼，则称为重游泮水或重游泮宫。如江苏宝山县（今上海宝山区）自乾隆年间以来共有16人被邀请重游泮宫，其中道光庚戌年（1850）有文生金元赓、胡有基和武生张耀宗三人，他们都是在乾隆庚戌年（1790）考取入学的。这种重游重宴活动，既体现了朝廷和地方社会对年老长者的礼重，同时也是对早达学子的勉励。 此外，个别州县还在其他环节进行了别具特色
7、的设计。如江苏高邮州是在文游台为新生簪挂花红。文游台本为高邮东岳庙，北宋时因苏轼曾与孙觉、秦观载酒论文于此，遂成当地名胜。清代高邮知州在此地举行送学礼，自然是希望新生借此追怀先贤，志存高远，成就伟业。 三 尽管清代朝廷未将送学礼详细刊载于典章制度文献之中，但是由于清代科举必由学校，在童试中脱颖而出考中生员，是科举入仕的基本起点，因而地方社会对举行送学礼更为积极。 清代送学礼之所以名为送学，是因为它是由地方官将新生送至学校拜见老师，因而举行送学礼的经费理当由地方政府承担。然而，由于康熙初年裁减了送学礼的经费预算，导致地方政府无力举行送学礼，因而新生家长不得不出面承担举办送学礼的费用。据道光（浙江
8、）建德县志记载，学政录取名单公布后，新生家长们要推举齿爵俱尊者，由其选定日期，约请知县出面主持送学礼。典礼当日，新生家长需预先在明伦堂安排酒宴和戏剧。县官、学官离场时，新生家长均需恭送。典礼结束后，新生家长还要至县禀谢。 清代新生在入学之前需向学师缴纳束脩等费。由于清代教官不像地方官一样有养廉银待遇，每年俸禄不到50两，生活极为贫困，故而数额不菲的束脩、印金等便成为教官的重要收入来源。如光绪（广东）香山县志便记载，文武新生拜谒教官，除需缴纳贽仪，还要另取银两曰印金，以新进之贫富定其多少；富者或至数百数十两，即贫者亦十两以外。这些费用不仅影响了师生关系的纯洁性，而且更成为贫困学生的沉重负担。如四
9、川东乡县（今宣汉县）便出现了贫士相戒不应考至贫士入学不敢见其父兄，见必责打之的奇怪场景。山东平度州（今平度市）则因学官勒索苛虐，新生起与为难，入学署滋闹，地方官派人抓捕，最后竟酿成了几名新生毙于狱的惨剧。 为了纾解学师收入微薄的困窘，减少新生入学压力，清代各地士绅纷纷捐资捐产，建立公益基金组织，并公举管理首事，议定管理章程，代新生向学师缴纳印卷、束脩费，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采芹会、乐泮堂、肄雅堂、印金局、学田局、宾兴会等。如江西泰和县采芹会，是全县乡绅公捐钱款万缗，存典生息，代缴文武新进修金；乡绅黄绳祖也捐产取息，为邑文武新进入学束脩、印卷资。广东香山县印金局，是邑绅黄栋梁等为文武新生致送教官册
10、金、贽仪而合力捐设的，共购置田产1000余亩，每年可收租银3700余两。浙江诸暨县岁贡生徐渐逵等劝捐集资为公款，以三年所入之息，足抵两试束脩之资，前后合计捐田2200多亩，并于府城建造肄雅堂，既作管理机构，又是崇祀建筑，设捐户神主，对捐资者表示崇敬，供后人凭吊。清光绪初年，张之洞担任四川学政，因见学官向新生索要束脩，有失师生体统，乃下学田说于郡县，要求四川地方官员倡导乡绅捐资，设置学田，其管理机构一般称为学田局。 科举宾兴公益基金的勃兴，是清代科举社会异于此前历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教育公益文化发展的重要表现。各地的宾兴公益基金，有些职能较为单一，专为新生入学阶段的考费、规费而设，如江西奉
11、新县广华堂、广东香山县印金局、贵州绥阳县黉田局、四川各县学田局等；有些则职能较为齐备，除资助童试相关费用，还全面资助生员乡试、举人会试或优拔贡朝考等一切与科举考试有关的费用，如江西南昌县考棚公局、湖南湘潭县宾兴堂、广西北流县宾兴馆等。这些宾兴公益基金组织的出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生入学和考生赴考的压力，提升了清代教育与考试的起点公平。 四 清代送学礼早已不再举行，但它对于当代教育显然还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首先，送学礼是中国古代礼重人才传统的集中体现。新生在正式入学之前只是一介白丁，在送学礼过程中，他们先是被地方官以礼相邀，在县衙大堂换上青镶蓝袍银雀顶的公服，接受官方的簪花、披红、酌酒。在此之前
12、，新生见地方官、教官都要行庭参礼，而穿上公服后便只需行四拜礼，且官师均需拱立答礼，受两拜，免两拜，表明他们已经实现了由平民向绅士的转变，正式踏上了科举入仕的青云之路。在当代社会，我们虽然不完全认同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教育理念，但却应该继承和发扬清代送学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政府部门可以借鉴送学礼的形式，通过出席或主持相关学校的入学典礼，向社会大众传递尊重知识、礼重人才的信息，从而扭转社会风气，促进文教发展。 其次，送学礼是中国古代尊师重道传统的集中体现。在送学礼中，儒学教官被置于相当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当地方官率领新生来到明伦堂后，先要与教官分庭抗礼，学官在东，县官在西，行四拜礼。毕，复让
13、县官在东，学官在西，还四拜礼，体现出教官具有与地方官对等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入学新生是由本地父母官亲自送入学校、引见并拜谒教官的。当新生参加完至圣先师的释菜仪式，来到明伦堂一起向教官行四拜礼时，教官会是何等的欣慰！而在当代学校里，无论是高等学校还是中小学校，师生礼仪显然不再那么受重视，青年学子的礼仪养成缺乏应有的制度安排。如果能够参照清代送学礼，在学校入学典礼过程中安排师生行礼的环节，则庶几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潜移默化之功效。 再次，近代以来的清王朝在西方列强的凌迫下逐步走向衰亡。然而，在帝国落日的余晖中，清代地方社会公益人群的身影却令人动容。为了教官的师道尊严和新生的青云梦想，地方乡绅慷慨解囊，筹设公益基金，议定垂久章程，试图尽其所能，维护世道人心；其结果虽然并非时人所能逆料，其初衷却应该得到后世的尊重与褒扬。当代教育也还存在各种不如意处，急需改进改革之弊窦甚多，但这却不应该成为公益力量退缩不前、弃之不顾的理由。传统社会的公益精神与公益传统，理应在当代社会得到发扬光大。以宾兴为代表的中国公益文化的民族传统，理应成为当代中国公益文化自信的固有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