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中国水电的起步打开文本图片集上任伊始丁东：您是从哪年开始搞水电工作的？李锐：我是一九五二年九月廿九日离开湖南到北京的。在这之前，我曾多次向黄克诚提出不愿再搞宣传工作，希望转业到工业建设岗位，他一直不同意。直到他知道自己也要离开湖南、到北京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部长时，才同意我的要求。我是和他同乘一列火车北上的。我在一九五二年十月三日的日记里写有这样一段话：“廿五深夜一点从长沙动身，各界隆重欢送黄老。车开之前，与送行者挥手告别，心中似无惜别之情。我为自己另辟一条大道了。”当时的心情确实是庆幸自己终于不再坐而论道，可以干些实事了。到了北京，才知道我被分配到燃料部管水电，周太和告诉我这是陈
2、云同志的意见。开始住在翠明庄招待所，几天之后胡乔木听说了，给我打电话，动员我到中宣部管党史研究，被我拒绝了。田家英和黎澍来看我，我向他们表态：笔杆子洗手不干了，投笔从工。我将带到北京的有关中国近代、当代史料的书、资料（很多是大部头的书），还有我收集到的党史资料全部送给了田家英。其中最珍贵的是全套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是陈长簇送给我的，他是我父亲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和我父亲一样都是同盟会会员，退休前一直当湖南省高等法院院长。田家英是带着逄先知来的，把这些书和资料都拿走了。这说明了我当时的一种心态：从此埋头干工业，搞经济，不写文章，不搞这套名堂了，下半辈子下定这个决心了。住翠明庄的时候，第一个跟我接
3、头的是燃料工业部的办公厅主任王林，他是高文华在领导北方局工作时，北方局同中央之间的交通，“六十一人”案的情况就是王林带到延安去的。抗战时期他也到了延安，在李富春下面工作，属组织部系统，管内外交通，就是负责延安党中央同白区地下党的联络。我和范元甄随杨家岭大队离开延安时，那个大队的副队长就是这个王林，他那时负责大家一路上的吃喝拉撒睡。所以，我们算是老熟人了。王林向我介绍了要我去负责的水力发电工程局的情况，说这个局是燃料部部内的一个局，原来的局长黄育贤，新中国成立前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水电处的处长，另外有个副局长张铁铮，东北人，是原来修复丰满水电站时的负责人，比我大五、六岁，是个老同志，三十年代初的
4、党员，坐过牢，特别把他从丰满调到北京来搞水电的。王林说，张铁铮迫不及待地要搞大水电站，要我注意，不要跟在他后边一路瞎忙活。他还谈到 1950 年燃料部召开过一次全国水电会议，那个会议也就是了解一下全国水电的情况，范围不大，并没有提出发展水电的大计划。那个时候，我脑子里面对水电完全是空白，王林的介绍算是部领导给我的第一个信息，就是：水电现在还提不到国家的议事日程。然后他就给我介绍燃料部内部的分工情况。燃料部统管全国的煤、电、油，有三个总局：煤炭管理总局、电业管理总局、石油管理总局，局长分别是孙然、程明陞和康世恩。康世恩后来当过副总理。孙然在“三反”运动中被打下去了，接替他的是徐达本，后来是煤炭工
5、业部的副部长。这三个总局设在部外，是事业单位。人事、行政归部里管，业务是独立的。燃料部部长是陈郁，副部长是李范一（民主人士）、刘澜波和李人俊（后来担任过国家计委副主任）。刘主管电；李主管油。燃料部的上面是国家财经委员会，陈云和薄一波管事。王林谈了这些，我就走马上任了。燃料部那个时候在北京饭店对面的一幢大楼，计划司等在部大楼里面办公；三个总局在外面，电力总局在府右街的口上，水电工程局在西交民巷一栋破破烂烂的房子里面，过去好像是家银行。局里有三十来人，四、五个县一级的老干部，技术人员以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老人为主，有黄育贤、张昌龄、李鹗鼎、程学敏、陆钦侃、王伊复一些人；局下边分几个处：工程处、计
6、划处、总务处。当时这个水电工程局管什么呢？可以说几乎没有它能够管得着的项目。已经具备发电功能的水电站如丰满水电站，它的修复工程归东北电力局管；开始施工的水电项目也无权管，如福建在建的古田溪水电站、浙江的黄坛口水电站，都归地方管；刚刚立项，正在准备施工的水电项目，如四川的狮子滩水电站，归四川省领导管。水利部管的水库就更不用说了，如北京的官厅水库、淮河上游支流的那些水库，都是只管防洪、灌溉之类作用，根本不考虑发电。黄河有个黄河水利委员会，那时正在考虑要修防洪水库（不是后来那个发电的三门峡工程），当然还是水利部的项目。就连勘测我们都插不进手，武汉有一个勘测队，也归地方管。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局面，地方上
7、和各部门各自为战。丁东：那这个部内局到底是管什么的呢？李锐：管水电的计划。怎么管？就是出点主意，也可以下去看看，提提意见，在技术上帮帮地方的水电项目。部里面的领导很少过问这个工程局的工作，它实际上就是部计划司附属的一个水电智囊。我知道陈云把我放在这里不是随随便便的，是有他的想法的。但是我上任之后，了解到燃料部不重视水电，工程局没有地位、没有发言权，即明白这是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工作局面的打开，不是一下子能办到的。丁东：您去了是不是就成了一把手？李锐：对，我去了是一把手，当局长，张铁铮还是副局长，黄育贤改当总工程师。但干水电我是外行，因此到任后，开始阶段就是了解情况，一声不吱。我走的第一步棋是什么
8、呢？下去看，有两个地方在施工嘛。这样说其实并不准确，我到局里时黄坛口施工中出了问题，已经停工了。另一个项目古田溪还在施工。于是我就下去看。看了，了解了具体情况才有发言权。我先到的浙江。浙江的工业厅下面有个水电机构，管黄坛口施工。黄坛口出了什么问题呢？它是衢县地方上修的小水电站，主要技术负责人徐洽时，是浙江大学毕业的，是我国第一批留美学水电的，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下属水电处那一部分人的头头，他后来当过浙江省水利厅厅长，老资格。中国过去这些负责基本建设的人，虽然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但是缺乏实践经验。水电站都是建在河流上的，需要修一条坝把河流拦断，坝的后面形成一个水库，水一立方米重一吨，就是说，水库
9、蓄水会对水库的基础和河的两岸形成压力，压力大小是由坝高和流量决定的，而拦河坝本身的重量，也对河床和两岸接头处形成压力。因此大坝地基必须非常可靠，与两岸接头处在地质上也是绝对不能出问题的。可实际情况呢？黄坛口开工前，他们只是一般性地查一查，并没有真正搞清楚地质情况，结果开工后，先是开挖地基，然后开挖左岸，这才发现左岸岩石破碎，是非常松脆的岩层，拦河坝无法接头，越挖越不行，只好停工。我到浙江以后才具体了解了这个情况。这同中国自古以来科学的落后有关。那个时候有地质系的学校我知道的只有清华与北大，而地质系学的主要课程是什么呢？是找矿、开矿，地质就是管矿产，管煤矿、石油、铁矿、有色金属这些，没有工程地质同水文地质这两个专业，这两个专业是随着后来水电建设的发展，才在大学建立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