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法西斯的诱惑Fiona希特勒于 1934 年向德国工人致意。对工人权利的关注是法西斯领导人最初呼吁的一部分如今是“强人政治”的时代：执政者认为自己是被选举出来体现国民意志的，任何阻挡他们的力量，无论是政治反对派、司法机构、大众媒体，还是个人，都将被铲平。虽然一些“自由卫士”常常被妖魔化，遭受无视、鄙夷，甚至诛杀，但是难民、移民、少数群体、贫困人群等弱势群体，才是强人政治下最大的牺牲者。一些评论者认为，这与 20 世纪 30 年代法西斯主义兴起时的情景类似，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民主正遭受新的威胁。也许，我们必须面对新的可能的挑战，同时警惕曾经的梦魇重现。关注工人权利西方各国普遍采纳的自由民主体制，
2、只有在人们相信它的时候才可能存在。当信念消失，社会就会发生激变。人们应该警惕那些鼓吹民族主义的政治领导人;警惕民主被淹没在“人民的意志”这一模糊概念之中。也许有人要问，现在是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为何还要担心法西斯？虽然时间已经过去近 100 年，但是西方国家当下的处境更接近汉娜阿伦特在 1951 年观察到的：人好像被划分成两类人，那些相信人类万能的人和那些被“无力感”左右人生的人。无力感会导致态度冷漠，但也可能导向对任何与自己看法一致的人的狂热拥戴，而后者就是 20 世纪 30 年代发生的事。思考历史是否会重演，可以参考爱尔兰记者艾米丽洛里默的书希特勒的意图（What Hitler Wan
3、ts）。该书写于 1938 年 10 月，即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水晶之夜”事件发生前一个月。洛里默发现我的奋斗（1925 年）一书的英译本受到了严格审查，例如，它删减了希特勒入侵英国的详细计划。由于很少有英国人能读懂德语，因此，洛里默对该书的关键内容用英语做了摘抄和总结。她认为，三个关键因素驱动着希特勒的初步计划：对工人权利的关注、建立纯洁德国民族国家的愿望、对社会民主的强烈反对。对工人权利的关注，在那些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公正对待或被忽视的群体中大受欢迎：低收入工人、退伍军人，以及被剥夺者。正如历史学家塞缪尔莫因在不够（NotEnough，2018 年）一书中所写的那样：“发明社会不平等
4、指标基尼系数的意大利统计学家科拉多基尼，是一位法西斯主义者，这并不是偶然的。”基尼不仅仅是一位法西斯主义者，还是法西斯主义的科学基础（1927 年）论文的撰写者。然而，社会不平等难道不是左派更关心的事吗？那么，法西斯主义和左翼思想的区别在哪里？根据英国法西斯联盟领导人（19321940 年）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的说法：英国工党奉行“国际社会主义”政策，而法西斯主义的目标是“民族国家社会主义”。希特勒的意图莫斯利将法西斯主义视为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并不准确，但是他对法西斯起源的看法是正确的。意大利早期法西斯主义正是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开始与社会主义分道扬镳。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提议赋予妇女选举权，将投
5、票年龄降低到 18 岁，实行 8 小时工作制度，工人参与工业管理，征收沉重的累进资本税，以及没收部分战争所得利润。墨索里尼提醒我们，关注工人权利本身并不能使其免于专制主义。今天的英国，人们认为，正是工党未能接受民族主义政策，导致了它在 2019 年选举中的惨败，因为民族主义在传统选民中间有着较好的认同。与此同时，另一些政治活动家则认为，只要他们继续支持工会，保留扶贫政策，他们的左翼资格就不会被改变，即使他们信奉极端的民族主义。但是，事實并不能作这么简单的划分。纯洁的民族国家在实践中，法西斯主义最初对工人权利的倡导几乎没有得到落实。但是，法西斯主义者，特别是德国纳粹，无情地追求着他们的第二个目标
6、建立一个种族纯洁的国家。纳粹们说，这个国家正在遭受叛国者和寄生虫的侵蚀，必须以任何必要的手段恢复其纯洁性;其中的“叛徒”是共产主义者，“寄生虫”是犹太人。需要恢复民族国家纯洁的思想，是所有法西斯主义的共同观点，正如美国政治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罗伯特帕克斯顿在剖析法西斯主义（The Anatomy of Fascism，2004年）中所写的：“法西斯主义，在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力求寻找那些最具鼓动性的主题，这些主题能动员高喊复兴、统一、民族纯洁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同时反对自由个人主义和宪政主义，反对左派阶级斗争。”这能让一个人获得那种“在集体共同情感中淹没个体所带来的心理满足感”。英国哲学家布莱恩巴里
7、在 20 世纪 80 年代表示，英美学术界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民族主义问题的讨论，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时期，他们认为民族主义“违背了文明价值”，而这恰好留下了被机会主义者利用的空隙正如 2016 年英国“脱欧”公投所展现的那样。“脱欧”运动几乎垄断了英国的主流价值观，一些活动者公开表明种族主义立场。即便是国会议员和部分大众媒体，也表现出对移民和外国居民的敌意。作为回应，许多左翼人士采取了亲移民立场;而另一些左翼和中右翼政治家，则试图在不涉及种族主义言辞、态度或政策的情况下，利用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立场会被冠以“进步爱国主义”和“自由民族主义”之名。有许多方法可以解释“坏”和“好”民族主义之间的
8、区别。用苏格兰哲学家阿拉斯代尔麦克因特雷（Alasdair MacIntyre）的话说，坏的民族主义是“对自己所处特定国家的盲目忠诚”;好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则是肯定一个国家的辉煌成就和优良传统。而且，这不仅是因为它们是“我们”的，还因为它们本身就是辉煌成就和优良传统。以人民意志之名人类无法消灭民族主义情绪，它是许多日常政治文化生活的基础。人们为本民族的传统食物、酒、体育、艺术、音乐、文学而感到骄傲;人们归属于特定的有边界的区域，以共同的历史记忆团结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往往对民族主义的定义削足适履。以色列政治科学家和前政治家雅尔塔米尔在为什么是民族主义（2019 年）
9、中表示，没有自由主义和民主的力量作为平衡，民族主义很容易变得具有破坏性。根据洛里默的说法，纳粹计划的第三个关键点是反对社会民主。法西斯主义能巧妙地将民主与其自身对立起来。民主被用作权力的垫脚石，由专制统治取代。领导、游行、庆典和集会，代替了正式的政治活动，随之，一系列制约统治者的政治机构和保障机制遭到破坏。这一过程一般包含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都涉及关于民主的哲学辩论。第一步涉及“什么是民主”这一基本问题。自然地，我们会把民主与“多数人统治”联系起来。多数人决策似乎能避免精英寡头统治。然而，19 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早就警告过“多数人统治”的风险;民主会让我们面临一种新的暴政：多数
10、人的暴政。民主的核心是“多数人统治”与“保护少数人权利”之间的紧张关系。保护少数人权利意味着，在实践过程中，需要用自由民主来限制多数人统治。许多国家都有一部成文宪法，所涉及的都是不能留待日常政治解决的重要问题。简单的多数不应足以推翻宪法或人权。然而，法西斯主义不这么认为。莫斯利写道：“人民的意志大于少数人的权利。”执政者“可以”执行人民的意志，不考虑这对特定个人所造成的后果。反民主投票在自由民主国家，一整套庞大的机构体系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干涉执政者的越权，并保护少数群体的权利。最显而易见的，是那些限制权力或权威的正式机制，包括法院、议会和地方分权。难民、移民、少数群体、贫困人群等弱势群体，才是强
11、人政治下最大的牺牲者健康的政坛还需要存在一个“忠诚的反对派”这些人反对执政政权，但支持政治制度本身。对执政者是否理解这一理念的评判依据，是他们是否将反对意见视为“叛国”。除此之外，还存在宣传和辩论政策以及受前两者影响的其他机构，包括自由媒体、独立智库和大学。博物馆和档案馆提醒我们曾经取得的辉煌和犯下的错误;工会可以组织群众力量;一个充满活力和自由的文化世界，包括艺术、电影、小说、戏剧和诗歌，是批判和反抗的强大源泉。专制政府讨厌这些活动，因为它们不受控制。如果法西斯主义摧毁民主的第一步是只考虑多数人的意愿，不顾少数人的权利，那么第二步就是质疑多数人的意愿是如何体现出来的。是多数票吗？希特勒在 1
12、932 年对杜塞尔多夫实业家的演讲中说：“不！”他认为民主投票“不是人民的統治，而是现实中的愚蠢、平庸、半心半意、懦弱、软弱和有缺陷的统治。因此，民主在实践中将导致一个民族价值观的崩坏”。对选民的质疑和民主本身一样古老。如今，又出现了新的忧虑。社交媒体正在被政党操纵，新闻传播基于商业价值而非真相本身。人们对想象中的强者的讨伐，往往表现出更为强烈的热情。社交媒体违背了互联网的初衷，正在创造大量被欺骗、被误导的公众。关注工人权利、建立纯洁民族国家和反对社会民主，三者结合，形成一种取悦多数人的民族主义。在这种民族主义中，人民的意志至高无上，阻挠它的任何事物都可以被无情摧毁。如今，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威胁
13、。其一是右翼专制主义的抬头，这一点较为明显。但是，我们也需要担心左翼势力的日益增长，他们为了获得多数人的支持，有时不得不采纳民族主义政策，而这是在玩火。一些专注于劳工运动的社会活动者可能认为，只要政党支持工会和扶贫政策，他们就站在了正义的一边，就是获得了政治正确。别忘了，我们曾经见过这种杂糅的观点，它们是墨索里尼和莫斯利的出发点，甚至可能是希特勒的出发点。可以接受的民族主义，必须受到自由主义的压制，受到维护少数群体权利的民主的制约。我们决不能以“人民意志”的名义，摧毁健康的政治机制与社会中间机构。相反，它们必须得到支持和加强。只有这样，才能让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不再发生。我们希望永远不会再见到法西斯主义这种极端形式。但是，打败了法西斯并不意味着消灭了它的种子，它们真的有可能死灰复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