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安全生产不能指望“良心发现”近几年以来，各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不断地去加强煤矿安全监察执法力度，全力以赴打好煤矿整顿关闭和瓦斯治理攻坚战，为调整优化煤炭产业结构、有效遏制煤矿重特大事故奠定了基础。据统计，10年来，全国煤炭年产量由10亿多吨增长到近30亿吨，百万吨死亡率却由5.4降到1以下，这些都充分印证了我国现行的“国家监察、地方监管、企业负责”的煤矿安全监察格局的制度贡献。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建敏在在纪念煤矿安全国家监察体制创建十周年座谈会上也指出，“实践证明，建立煤矿安全国家监察体制，是新形势下加强煤矿安全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战略措施，完全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安全生产
2、工作的实际需要，必将因其里程碑意义而载入史册。”从经济学的视野来看，煤矿和其他企业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一个财富的创造者，是一个利润的发酵机。当下，我们正大踏步地向市场经济转型，市场经济强调经济主体的自主与自由，企业的潜在诉求都希望政府公权力“管得越少越好”。但是今天我们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强调对煤矿的监管，强调政府在煤矿安全生产过程当中的公共责任。这是因为煤矿安全生产不仅关系到企业自身的利润，关系到国家的税收，关系到百姓的收入，更关系到老百姓的生命安全。煤矿安全生产问题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煤矿安全生产已不仅是企业内部的事情，它关系到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甚至国际问题
3、。政府的公权监管因而成为必要和必需，所以，不管经济体制改革的基调是多么的趋向于市场自由，不管煤矿的产权体制改革是走向国有化还是民营化，抑或是“混合化”，政府对煤矿生产的安全监控都是永远不会缺位的。实践证明，诸多安全事故的发生，都是由于安全生产投入不足所致。煤矿作为一个企业，追求利润是他的天职，是他的本能，我们不能指望他们的良心发现，主动加大安全投入，而应通过法律责任的追加，让煤矿不敢忽视安全成本，不在安全生产上“偷工减料”。煤矿安全监察是政府的一项重要公共管理活动，现行的煤矿安全监察体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矿难的泛化，但我国煤矿安全情况一直不容乐观，百万吨死亡率一直远远高于世界上其他产煤国家
4、，却是个不争的事实。我国现行的国家监察、地方监管、企业负责的煤矿安全监察体制存在多头监管、重复监察、监管不细、监管缺位、权责不分等不足。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主要有二：其第一个是法律法规的不完善，现有煤矿安全监察的法律法规既有相冲突的地方，也有许多法律的漏洞，另外还存在操作性不强的问题;其第二个是由于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的纠结而造成的，部门利益之争造成交叉监管多头监管，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监管不力监管缺位的问题。煤矿安全监管是一个系统工程，安全监管不仅要强调事前的监督和事中的监督，尤为重要的是要强调事后监督。事前监督强调相关制度的健全，事中监督强调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事后监督就是强调对违法责任的落实，也就是要相匹配司法权力，让司法成为根治矿难的终级力量，这不仅是落实法律权威的必要，也是司法权对行政权进行制衡的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