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广东先走一步决策的演进王莹1979 年 4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向中央提议广东先走一步，邓小平指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广东要求“放权”的“地方话语”由此上升到中央决策。先走一步的背景“文化大革命”结束，全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广东因为毗邻港澳的地理位置，在国家战略重心的地位开始显现。1977 年 11 月 8 日，邓小平视察广东省，在听取广东省委负责人汇报时，他把话题转到困扰广东多年的逃港问题，他说：“生产生活搞好了，还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的宝安县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 134 元人民币，而河对岸的香港
2、新界农民同期收入为 13000 元港币，这对边境农民具有强大的诱惑力。1978 年四五月间，中共中央、国务院选派三个代表团（组），分别到国外和港澳考察。其中一路为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为组长的香港、澳门经济贸易考察组。6 月 3 日，中央政治局听取和讨论了考察组的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报告提出：把宝安、珠海两个基地建设好，千方百计保持我在港澳市场的优势地位。为了把两个县尽快建设好，有必要实行某些特殊管理办法，并建議把宝安、珠海两县改为两个省辖市（相当于地委）。此时的出发点是建设出口基地，扩大出口、增加外汇，还没有建特区的思想。1979 年 3 月 5 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
3、海市。与广东省不谋而合的，还有香港招商局提出的建立蛇口工业区的方案。1979 年 1 月 6 日，交通部香港招商局与广东省委，共同起草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报送李先念并国务院。1 月 31 日，李先念在会见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和招商局副董事长袁庚时表示赞同，还说“就给个半岛”（指蛇口以南的半岛，面积达 50 平方公里，当场用红铅笔画出，但袁庚未敢要，只要了九平方公里编者注）。中央已经在谋划利用港澳发展内地的构想。此时，广东省考虑跨出更大的步伐。1979 年 1 月 25 日，省委召开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习仲勋明确提出：“我省毗邻港澳，对于搞四个现代化来说，这是很有利的条
4、件。我们可以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中央领导同志对此已有明确指示，我们要坚决搞，大胆搞，放手搞，以此来加快我省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省委副书记王全国提出：“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在当前大好国际国内形势下，大有可为，我们应当做得更活些、更放手些”，“应当组织力量进行调查研究，作出规划，包括改革上层建筑，向中央作出报告，在全国体制未解决之前，要求在广东作些特殊规定，放给更大权力。”习仲勋和省委其他常委都赞同这个建议，并决定由王全国组织有关部门进行专题研究，向省委提出报告。这时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回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摘报送到邓小平那里，不久，邓小平作了批示：“
5、这种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1979 年 4 月 1 日至 2 日，省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汇报稿。汇报稿提议向中央提出几点要求和建议：一是改革现行管理体制，给地方多一些权限;二是外汇收入扩大地方分成比例;三是充分利用外资，搞综合补偿等形式，解决广东电力、燃料、交通等薄弱环节;四是划定贸易合作区，吸收外商来广东投资设厂。当前，国际上出口加工区，遍及欧、亚、非、中东和拉美等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运用国际惯例，将宝安、珠海和汕头市礐石、达濠三地划为对外加工贸易区。汇报材料的“中心是允许广东在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方面先走一步。为此，要求中央多给广东一点权（审批权）和钱（外汇）。要讲清
6、广东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可以为全国提供经验;先让地方松动一些，将来中央拿的外汇可能更多一些，争取中央同意我们先走一步”。当时，省委对在深圳、珠海、汕头搞出口工业区的名称一时还定不下来，叫“出口加工区”，会与台湾的名称一样;叫“自由贸易区”，又怕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叫“贸易出口区”，又不像。所以暂定名为“贸易合作区”。据习仲勋后来回忆，这次会议“确认根本的出路还是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让广东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四化建设中先走一步”。1979 年 4 月 5 日至 28 日，习仲勋和王全国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但是习仲勋
7、和王全国在小组会议上都提到要改革过分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让广东先走一步。王全国指出：“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和复杂的经济规模，一切集中于中央，是办不好的。主要问题还是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权力过小。这个问题不解决，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也是难于解决的。因为地方没有多大权力，还有什么权力分给企业呢？总之我们地方迫切要求进行体制改革，使地方在中央统一计划下，省市自治区真正有一级计划、财政、物资，能够进行综合平衡。”习仲勋插话说：“不仅经济体制，整个行政体制上也要考虑改革。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事应该根据各省的特点来搞，这也符合毛主席讲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习仲勋在 1979 年
8、4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代表广东省委向中央提出允许广东先行一步的建议。这是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前准备的发言草稿习仲勋在小组发言中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作为一个省，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习仲勋还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这些话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但是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了。”习仲勋这次发言，因为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和中央政治局委员胡耀邦在场参加讨论，因此，广东省委提出先走一步的要求，直接反映到中央最高领导层。4 月 17
9、日，习仲勋向华国锋、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汇报。邓小平在听取习仲勋汇报时插话说：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因为我们赚的钱不会装到华国锋同志和我们这些人的口袋里。我们是全民所有制。如果广东、福建两省八千万人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华国锋就习仲勋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的问题说：“要放给权，明确提出来。”华国锋还说：“小平提的问题今后谷牧到广东研究一下如何解决。珠（海）、宝（安）要研究搞加工区，深圳沙子，现华润（有限公司）包了，不让搞，要搞起来。仲勋同志说，广东要是一个国家，早搞上去了要进行体制改革，广东可以搞一个新的体制，试验进行大的改革。”在会议期
10、间，邓小平对习仲勋提出在临近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以及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的意见表示赞同。并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还在北京时，习仲勋获悉中央明确决定之后，嘱咐到北京参会的省委副秘书长张汉青打电话回广东，把中央批准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的消息传回，以便作好必要的準备。电话记录显示：一、要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让他们在外贸、增加外汇收入、加速发展地方经济方面，有更广阔的活动余地。试办出口特区，为了调动华侨和港澳同胞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积极性，要划出一定地区，作为投资场所，如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上海
11、的崇明岛。其余有条件的地区，成立华侨投资公司，吸收资金，可以直接投资办厂，外国厂商可以投资设厂。二、谷牧同志将带一工作组于五一以后到广东，研究如何贯彻落实，仲勋同志和全国同志研究之后，认为省委要迅速做好向谷牧同志汇报的准备工作，建议由田夫同志抓总，曾定石同志协助，组织有关部门迅速着手准备。先走一步决策的出台5 月 11 日，谷牧带领国务院进出口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外贸部、财政部、物资部的 10 多位同志，来广东指导起草相关文件。5 月 14日，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等向工作组作了详细汇报。习仲勋等人的汇报中包括以下初步设想：（一）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扩大地方权限。（二）扩大外汇收
12、入的地方分成比例。（三）试办出口特区，进行单独管理，利用外商资金、技术和设备，发展我国出口产品。（四）补偿贸易、来料加工等需由国内配套的少量基建投资和三大材料，建议由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发放贷款。今年先拨给基建专项贷款一亿元，外汇贷款一亿美元。谷牧听取习仲勋等人的汇报之后说：“全国的体制要改革，广东更要改革快一些。广东要杀出一条血路，创造经验。广东要比中央最近的那些决定更开放一些。要改革体制，就要研究如何搞计划经济和按经济规律办事，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哪些东西实行计划经济，纳入计划之内;哪些东西可以根据国内、国际和港澳市场的需要进行安排（甘子玉同志插话：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你们
13、和港澳打交道，基本上按照他们的办法去做。我们搞特区，还是在中央、省委的领导下，变不了资本主义。特区的工资可以高一些，但也不能高得太多。”汇报结束后，谷牧前往珠海市考察。听完刘田夫和珠海市委书记吴健民的汇报。谷牧感慨地说，和港澳“对比之下，我们落后了。”“我们不能再睡觉了，要醒过来，来一个大转变。”“看了你们这里的形势，更加觉得中央下决心解决广东的体制问题十分必要。”“我们应有信心改变落后状态，努力赶上港澳。什么风景那边独好，将来是我这边风景独好。”中央各部委和广东都认识到改革开放是新生事物，是一场革命，在这些方面，大家意见一致。但是，中央的“放权”和广东“要权”之间的具体界限，中央和广东的看法
14、是不一致的，甚至是冲突的。地方的同志埋怨中央部门揽的权太多，出口点鸡毛蒜皮的东西，修个厕所的钱都要审批，听不进地方意见;有的事地方不得不争一争，争得多了，激烈一些，就是“地方主义”。中央各部门的同志强调：国家资源、财力优先，为了集中力量办一些关系全局利益的大事，必要的集中统一是需要的。中央有关部门和广东都同意实行大包干，但在财政、外汇包干的数字上，有明显的分歧。财政包干广东希望按前三年的平均数确定基数，而中央部门的同志强调以 1978 年或者 1979 年的实际收支作基数。外汇包干基数更麻烦一些，国家计委段云主张：“要在去年（1978 年）基数的基础上，以后增长部分，省留70%，给中央 30%
15、。”王全国主张：“如果贸易外汇和非贸易外汇都算外贸基数的话，这样分法，对广东不利，你原来在北京都同意非贸易外汇超额部分全部给广东。”谈到进出口自负盈亏，贾石说：“广东是不是进出口自负盈亏？”王全国说：“这不行，我们的出口外汇，有一部分是交给中央的，全国的要我们负担亏损，我们负担不了。”谷牧插话：“交给中央外汇部分亏损，仍由中央补偿。还有计划、外贸、企业管理权下放到什么程度，物资、商业体制如何改，都有激烈争论。比如广州石油化工厂生产的化肥，刘田夫希望上交中央30%，省里留 70%。”段云说：“中央的化肥分配计划缺口很大，广州石油化工厂还是要上交中央 50%，另外给广东增加分配十万吨。”在中央各部
16、委和广东充分发表意见后，谷牧发表谈话，要点为：一、争取超额完成 50 亿美元的外汇收入，三五年内把被日本等夺去的香港市场夺回来。上海已经提出到 1982 年要达到港澳现在的出口水平;北京则提出到1985 年要达到这个水平。你们是特区，又是开放城市，又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办法，应该提出一个目标。二、中央对广东实行财政大包干的办法。包干的基数，可按去年或今年的实绩，五年不变。外贸出口增长部分的外汇，中央和省三七分成。除了铁路、邮电、港口、军工、海关等以外，干干净净大包干。6 月 6 日，广东省委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上报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7 月 15 日，中共中央、国务
17、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即“中发197950 号文件”。中央指出：“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主要内容：财政体制实行大包干。划分收支，定额上缴，五年不变（指 19801984 年，以后又延长五年）。扩大外贸权限。在国家统一的对外贸易方针指导下，由两省分别自行安排和经营本省的对外贸易，成为省外贸公司，承办口岸进出口业务。外贸出口收汇，以 1978 年实绩为基础，增收部分上交中央三成，余额留地方使用。关于举
18、办出口特区。特区允许华侨、港澳商人和外国厂商投资办厂，实行优惠税率，可以从加工装配、轻型加工工业和旅游业入手，积累资金。逐步兴办技术水平高的项目，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广东贯彻落实先走一步中央决定广东在对外开放中先走一步之后，习仲勋和省委为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成立了由刘田夫、王全国、吴南生组成的三人小组，并召开省经济工作办公会议。8 月 27 日，刘田夫主持召开了经济工作小组第一次会议，确定了当前的任务，一是协调各经济口各战线的工作关系，及时解决各战线之间不能协调解决的问题;二是研究和制定贯彻中发197950 号文件的措施，如经济体制的改革、各项
19、经济政策、扩大出口贸易和旅游事业的规划，拟订对外经济活动的方案、法律、条例等。谷牧指示：成立省对外经济工作委员会，要很快搞起来，对上就这一个机构，对省的对外经济工作实行一元化领导。据此，省委于 9 月 29 日决定成立对外经济工作委员会，统一规划、管理全省对外经济工作，并对对外经济工作委员会的任务、机构和工作要求作出了说明。为了协调各个涉外机构，省委决定省对外经济技术联络办公室（后改称为广东省经济技术引进办公室）、省外贸局、海关、中国银行广州分行、省贸促会、省信托投资公司、省旅游事业管理局和省革委会驻港澳办事处等单位，归口省对外经济工作委员会管理。中发197950 号文件从经济工作领导小组的成
20、立到省对外经济工作委员会的组建，广东省健全了管理对外经济工作的组织机构，理顺了多头管理的格局，实现了一元化管理，这就为顺利贯彻执行先走一步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9 月 20 日，谷牧陪同丹麦女王玛格丽特访问广州，习仲勋向谷牧汇报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广东先走一步文件的情况，并研究广东是小搞、中搞还是大搞等问题。谷牧指出：“中央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小脚女人小步起不了这个作用。中央关于两个省的文件发出后，京、津、沪非常羡慕，他们要求有广东、福建的一半权力。沿海几个省沉不住气了，江苏、浙江、山东、辽宁都提出要搞，说不能等，全国对外经济活动很可能再出现第三种形式。因此，广东要快马加鞭不可，要抢时间
21、走在全国的前面。你们的两个特区，全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要有点孙悟空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我在北京讲，孙悟空翻筋斗翻不到哪里去，我们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如来佛，孙悟空翻不出如来佛这个手掌。”谷牧的这次谈话使广东进一步明确了先走一步的重要意义和指导思想。11 月，为了加快深圳、珠海两地的经济建设，省委、省革委会决定将深圳和珠海由省和惠阳、佛山地区双重领导体制改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直属省领导。深圳、珠海两地的工业、农业、交通、基建、财贸、文教、卫生、劳动、物资等计划，从 1980 年 1 月 1 日起同惠阳、佛山两地区分开，由省直接下达。中央 50 号文
22、件给予广东省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没有转变的情况下，需要说服国务院各个部门支持，组织实施的工作非常具体，十分复杂。而且当时的大环境仍然是国民经济调整，在落实 50 号文件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原来预想不到的情况和问题。比如由于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调整工资、减免税收、企业的利润留成，1979 年广东的财政收入比 1978 年减少，难以完成财政上缴的定额。因此，围绕具体的财政、外贸上缴基数，中央和地方反复商讨。1979 年 9 月初，王全国带领广东省直 20 多个部门的负责人到北京汇报。当时汇报内容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需要具体落实和明确的问题，如核对外贸、外汇、基本建设等基数、口径
23、，明确企业事业的具体管理体制;二是需要对一些具体办法作适当的修改，如财政上交定额、物资、商品调出调入结算问题;三是今年和明年生产和建设中一些突出问题。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召集中央 30 多个部门的负责同志，听取了汇报。谷牧同志也听了汇报，指出：明年开步走，确实有困难，中央各部门应当积极支持你们，扶一扶。希望广东谅解国家的困难，中央的日子不好过，不要小看你们上缴 12 亿元，当然算账要合理。广东少上缴一个亿，国家就困难。关键在于广东的工作，不在乎一两个亿，要充分利用广东有利条件，把经济搞活，搞上去。这次汇报明确了中央决定的体制政策不能大变、账算得不准确可以再算。但这次会议问题没有完全解决。10 月
24、 10 日，王全國又去北京继续汇报讨论，谷牧召开各部委会议，就外贸、外汇、基建投资、物资商业体制问题基本达成了一致。最关键的外贸问题、财政上缴定额争论激烈。50 号文件中规定，每年财政上交 12 亿元，广东认为太多，八九亿比较合适，谷牧同意再算账。省委根据王全国在北京汇报的内容和基本达成的解决方案，10 月 25 日发电给党中央、国务院：一、财政问题上缴 12 亿定额定得过大了。经过重新算账和研究，确定每年上缴数为八亿至九亿元。二、外贸、外汇问题。由于广东缺乏独立经营进出口业务的基础和经验，加上有些权责一时难于划清，经研究，外贸暂不实行大包干体制，还是按照国务院1979202 号文件办理。外贸
25、大包干的具体实施时间为 1981 年到 1983 年，当时核定出口换汇成本基数包干，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当时定的是 12.8，下放利用外资审批权，允许广东港澳设立外贸业务机构，外贸外汇以 1978 年为基数，今后出口增长部分，上缴中央三成，留给地方七成。事情很快又起变化，10 月 28 日谷牧写信给广东省委说：“关于财政上缴定额，并未达成协议，还需要继续商量。财政部和计委坚持主张上缴 11 亿元。”广东很快给谷牧回电，重申“由于近两年收支因素变化很大，这个任务实无法完成。如不调减，我省明年难以开步，情况比不实行灵活措施还困难。为此，请求中央、国务院体察广东的实际困难，准予明后两年上缴八至九亿元”
26、。1979 年底计划会议后，广东向谷牧作了汇报，谈 50 号文件的贯彻执行情况。谷牧指出：“中央五十号文件以来，广东、福建两省贯彻执行情况怎样。华主席讲过，不光发文件，还要检查贯彻执行的情况。今天交流一下，明年二、三月间再谈一次。你们的条件很好，眼睛不要光瞅着北京，要充分利用外资、侨资。你们的手脚要放开一点，尽量利用外资搞。习仲勋同志讲过，如果广东是个独立国，保证发展快。现在基本上半独立了，要看你们的戏了。中央一些部门思想解放不够，我们继续做工作，你们的筋斗也要翻起来”。12 月 19 日，谷牧表示前天会议有未尽之意，又找王全国、吴南生以及福建郭超同志等人座谈。谷牧先讲了向华国锋的汇报情况，“
27、现在主动权在省，不必受计划会议框框的约束，调整什么，先干什么，自己跳出框框，先行一步。华主席已同意，特区土地使用期限 50 年。这样，对港九也起稳定作用”。1979 年 12 月，习仲勋（左五）与梁威林（左六）在珠海拱北海关合影198041 号文件和198127 号文件1979 年，广东外贸出口收汇创历史最好水平，与外商就加工装配、补偿贸易、合资经营等合同成交额达到 6.56 亿元。全年贸易和非贸易外汇收入，完成20.5 亿元，比 1978 年增长 32%。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正在积极筹建，深圳的蛇口工业区已经开始施工，进度较快。广东对外经济活动开始出现蓬勃发展的新局面。但是围绕贯彻落实 5
28、0 号文件的具体细节，中央和广东的商讨一直在进行。1980 年 3 月，在中央和地方反复商量后，谷牧再次南下，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讨论研究贯彻执行中央 50 号文件中遇到的问题和措施。谷牧在汇报会上指出：“利用两省临近港澳和华侨较多的有利条件，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这是一个崭新的问题，我们过去没有这样的实践，也没有这样的经验。因此，在贯彻 50 号文件过程中，工作初步开展后，出现一些不同看法，是正常的现象。比如特区，到底搞成什么样？你有你的理解，我有我的理解，出现一些原来意想不到的问题，是意料的事。我们不是在这块阵地上后退的问题，而是怎样正确总结经验，继续向前进的问题。”兴办特区最初是作
29、为广东、福建两省特殊政策的一部分提出来的，并不特别引人注意，在 1980 年的两省会议上开始单列出来。在会议的讨論过程中，到会同志还根据特区创办起步的实践，考虑到特区不但要办工业，也要办商业、旅游、房地产等行业，不但要拓展出口贸易，还将在全国经济生活中发挥多种功能，因此“出口特区”这个名称，就难以概括其全部功能和作用。谷牧根据会上讨论的意见，改名为涵盖面更宽的“经济特区”，得到大家的赞同。5 月 16 日，中央批转了这次会议的纪要，即中发198041 号文件。纪要指出：“中央有关各部门，要把搞好两省的经济体制改革，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加强对两省工作的指导，采取积极的帮助的态度，而不能撒手不
30、管”。针对财政上交的定额，经过艰难反复的交涉和据理力争，重新核定广东每年财政上交 10 亿元，比原定少 2 亿元，一定三年（19791981 年）。同意两省要求，推迟到 1981 年实行 50 号文件确定的外贸体制，也就是外贸大包干。有关责任进一步划分，两省超过 1978 年基数的贸易外汇收入，在扣除“以进养出”的用汇以后，再进行分成;广东外贸换汇成本包干基数定为 2.8 元。海关的管理和关税减免，应给两省一定的灵活性。经济特区所需要的机器设备、零部件、原材料等生产资料允许免税进口。同意两省增设口岸和海关;对本省去港澳办理业务的人员，以及来特区工作、居住或联系业务的港澳人士、华侨和外商，应简化
31、出入境审批手续，建议凭两省签发的通行证出入。198041 号文件对197950 号文件进行了具体化和可操作化，进一步彰显了党中央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对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大力支持;进一步阐述了广东先行一步、试办经济特区对全国的的意义;初步厘清了中央、国务院国务院各部委广东（福建）三者之间的权责利的关系。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及试办经济特区一年多，需要总结经验，搞得更快、更好些，为全国的对外开放、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但是整个经济环境仍然是调整，广东先走一步，率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仍然碰到很多问题。1980 年 9 月，习仲勋、杨尚昆参加中央召开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后，向中
32、央书记处汇报工作，胡耀邦主持会议，赵紫阳、万里、谷牧、姚依林、王任重等同志分别发言。1980 年 9 月，习仲勋（左一）视察湛江时与青年亲切交谈关于特殊政策，谷牧指出：“从经济上看，有两条，也不简单，第一是财政收入只上交 10 亿，还有 20 多亿归广东安排;第二是外贸三七分成，按今年外汇收入数，广东可分得 4 亿 7 千万美元。全国哪里都没有这条件，上海市也不过是1 亿美元。在银行贷款利用外资方面，过去是给你们自由外汇，利息 20%，今年改为用买方信贷办法。二亿美元，由国家补贴，广东同志在实行特殊政策方面胆子要大一点，学孙悟空翻几个筋斗。”关于特区怎么开发的问题，谷牧指出：“特区问题，按照香
33、港搞房地产的办法来搞，资本家有路数，我看深圳的开放要走这条路，没有任何风险，从开始建设就可以有收入，我们不花钱，可以分到 40%。可以组织一个联合开放公司，吸收各方面参加。”胡耀邦最后作了总结：“广东搞特殊政策，中央的决心是很大的，中央希望广东先富起来，成为全国实行四化，搞富裕、文明的先驱者，排头兵。广东要拿一套政策、措施出来，开头难免有些困难，不要紧。你们自己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如果受到中央部门的限制，我们同你们站在一起，这合理嘛。搞特区是学资产阶级经营的本事，不是学他们的生活方式，更不是学他们的意识形态。”1980 年夏，习仲勋（左一）在中山与霍英东（右一）视察中山温泉建筑工地广东工农业总
34、产值 1980 年比 1979 年增长 8.2%。广东通过市场调节的工业产品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 40%左右。实行对外开放，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发展较快。1980 年广东出口额比上年增长 27.9%，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特别是机械产品开拓市场成绩显著。“三来一补”业务和合资、合作经营取得了较好效益，仅来料加工装配，广东就解决了 17 万人的就业。实行财政包干和外汇分成，调动了地方创收的积极性。1980 年，广东的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 10.5%，（广东、福建）两省所得留成外汇比 1979 年增加了 5 倍多。1980 年 10 月，中央决定习仲勋、杨尚昆回中央工作，调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任广东第一书
35、记，国家轻工业部部长梁灵光任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任仲夷和梁灵光赴任前，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等先后接见他们。邓小平对任仲夷、梁灵光说：“特区不仅仅指深圳、珠海那几块地方，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你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对于搞特区，你们要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1980 年 12 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从 1981 年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进一步调整，某些方面一定要退够，调整的步伐加快。在会上，陈云、李先念、邓小平等常委讲话都没有明确（广东、福建）两省执行调整方针可不可以“特殊”。在闭幕会上，邓小平表态：“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几个
36、经济特区的决定，要继续实行下去。但步骤和办法要服从于调整，步子可以走慢一点。”随后，胡耀邦主持召开广东、福建座谈会，明确调整时期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步子要稍慢一点，但中央的方针是不动摇的。1980 年 12 月，谷牧和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民到广东考察。任仲夷向谷牧汇报特区建设情况，着重阐明对特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应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的见解。省对特区要放宽政策，给特区更大的权力。谷牧对特区总体情况满意，他再次肯定深圳特区出地皮、出劳力，港商出钱，是个正确的办法。他指出：香港负责投资，开发后所得利润我们分 60%，他们得 40%。有的同志怕地皮費收得低，钱被人家拿走了，我说“不怕”
37、，我们还可以调整。任仲夷在向谷牧汇报时也提到，当前特区遇到的政策问题主要有三点：一是有关联检、海关方面的政策要放宽;二是财政、税收、外汇管理要放宽;三是一些批准权限，如引进项目、土地使用等审批权，由特区自己去批。哪些由特区管委会批，哪些要省批，也可以定几条。谷牧再次到广东视察后，贯彻执行中发197950 号文件和198027 号文件的思路更加清晰，中央和地方条块关系也更加顺畅。召开会议统一意见水到渠成了。国务院于 1981 年 5 月 27 日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会前，国务院各部门和两省都做了充分准备。进出口委、中央组织部、劳动总局、海关总署和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些负责同志已经
38、带领工作组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尤其是江泽民（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带领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广东、福建两省，深圳、厦门两个特区负责干部组成的九人小组，到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墨西哥、爱尔兰六国的九个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考察，途经日内瓦时还邀请联合国组织十多位专家举行了两天的讨论。会议提出经济特区建设的十项政策，包括：在特区内实行与内地不同的经济和行政管理体制，外商投资企业所占比重可以大于内地;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深圳、珠海两市的财政收入 1985 年以前不上缴（期满后又延长五年）;特区的外汇收入单列，增收部分五年内不上缴（期满后又延长五年）在进出口委的主持下，理论、经济界
39、的专家薛暮桥、许涤新、范若愚、钱俊瑞、古念良等从理论上探讨和论证了举办经济特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当时始终有人对两省特殊政策表示担心怀疑，一是怕滑上资本主义道路;二是怕乱了国民经济全局;三是怕犯错误。中央某些部门对广东的做法也持怀疑态度。他们生怕广东越轨，因此顾虑重重。所以像国务院各部委不少文件都加上一句“广东、福建不例外”。针对这些问题，谷牧指出：“据广东反映，这时期很多不例外的文件，都是国家进出口委带头签署的。要检查一下，错了的就要有勇气来改正。这些，不管有多少错，都由我负责。很明显，两省同志对中央部门，特别是管经济的某些部委这段时间执行 50 号文不大满意。这点我们不要隐瞒，不拍揭矛盾。任
40、仲夷和我讲过，要真特殊、真灵活、真先走。这也可以听出一点味道，就是还没有真。广东、福建两省的省委书记都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提出：能不能定出几条杠杠，第一，我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三，中央规定的任务我坚决完成;第四，我在党的组织纪律方面，执行党员标准方面，不特殊、不灵活;第五，在对外活动上我们执行统一对外政策。是不是划了这么几条，你们就不要管我们，书记处放手让我们去闯，这样行不行？”会上任仲夷作了发言，提出两省“特殊”政策具有的战略高度。他指出：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绝不仅是两省地方性问题，而是全局性的问题，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在世界上都有影响的重要决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全党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不能理解为两省为了地方利益要求特殊，而国家各部门给以“照顾”，不能这样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