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叶儿粑和普通话 我是在闻到那股熟悉的香味时停住脚步开始四处张望的。久违的香从前面的蒸笼里散发出来，守摊的是个十七八岁的男孩，一边搓着手一边眼巴巴地望着过往的行人。白天喧哗的小巷在隆冬的夜晚安静而冷清，不远处是这座城市最热闹的街。 叶儿粑是家乡有名的小食，糯而不粘，柔软有弹性。新年里招待客人，第一份端上桌子的一定是它。农村吃叶儿粑是有节令的，大多在腊月十五到来年的正月，春一到霉霉们也来了，不好保存。每一次回家过年，返程的行李塞满了沉沉的叶儿粑。装包的时候二哥总会在旁恨恨地说“不晓得有啥吃头，简直不可理喻。” 我笑。 那年，初中毕业想考师范校的二哥在城里补习，腊月二十八才从学校回来，饥肠辘辘的他一
2、口气吃了十二个叶儿粑，难受了好几天，从此见了叶儿粑就恨。这个故事成了我们家最经典的笑话。 “前些年回家看父母，再归心似箭，到了县城也不急了，一定会在车站的外面把行李放在脚下顶着灰尘津津有味地吃上两个叶儿粑。”农民工朋友说。 女儿也喜欢吃叶儿粑。上学的路上，有一家整洁干净的早点铺，除了面条包子还卖叶儿粑，馅是芽菜碎肉的，一咬便有晶亮的汁油滴落，并不腻。只是吃不到母亲做的豆沙馅。女儿的早餐几乎都在那里吃，或叶儿粑加鸡蛋，或豆浆加叶儿粑，很少例外。 两年前到了眉山，一日三餐吃食堂。还是想念叶儿粑。 守摊的小伙没有生意人特有的殷勤，见我们走到车前才小声地问“孃孃，买叶儿粑哇？”，一听就是犍为人，果然。
3、正上高中，放寒假了来帮妈妈。爸爸呢？不在了。叶儿粑很地道，各种馅的都有，买了二十几个。走的时候我说我们是老乡，小伙子瞪大眼，看看我再看看女儿，“不像，你们的口音一点都不像！” 是不像，我把家乡话弄丢了。 十三岁，我开始说普通话，因为我进城了。 父亲凭抗美援朝老兵的资格，向单位要了一个农转非的指标，但不知道为什么是我而不是大哥。刚去水电七局子弟校的时候，同学们都是说普通话，细声细气的，唱歌一样好听，我的犍为话很少有人听得懂。第一堂语文课，都是叫我朗读课文。半川普半方言的读法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老师也笑弯了腰。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大敢说话，怕一张口便会引来耻笑。 父亲是单工，分不到套房。一间十七八平米
4、的屋子，中间用布帘隔着，父亲睡外面，我住里间。他的班上得很辛苦，三班倒，日子过得昏天黑地。我只有在父亲上中班的时候才敢大声地读课文，或者自己对着小镜子学同学们说话。一学期过去了，一年过去了，我在梦里说着标准流利的普通话。 方言慢慢没了，我的举止越来越像城里人，挑粪的农民从面前经过，也学着捏紧鼻子翻白眼。回农村老家，往日的好朋友乐颠颠地跑来，要我讲讲城里的事。听她们说那些个自小做梦都会惊爪爪跳出来的方言时，我满脸不屑，拿腔作势地说要讲普通话。她们再看我的眼神奇怪而陌生。 姨妈在乐山住院，我去看她。喊姨妈而不像小时候那样叫八孃，她答应得有点勉强，感觉一下生分许多。下楼发现忘了东西，返回病房门口听见同屋子的病友问姨妈我是哪里人，看着像本地人却说普通话，听得一身鸡皮疙瘩。 参加工作还是在水电七局，我依然说川普。因为我只会说川普了。后来进了现在这个单位，我的川普突然变得格格不入，不是特别熟的人我尽量少说话。前年带队在公路上稽查车辆，有个车主接受检查时恶狠狠地说：“罚款老子都不怕，就怕眉山人鼓到说普通话，你他妈假什么假”那个尴尬，恨不能找个缝钻到地下。 我觉得自己该说眉山话了。朋友笑我不伦不类，我便用家乡的叶儿粑堵她们的嘴。 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多，母亲依然听不大懂我那夹杂着成都话彭山话眉山话甚至川普的家乡话。 叶儿粑还是叶儿粑，我却不是我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