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有控制地迈向群体免疫新冠疫情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被当成数学问题处理的全球危机，政府把政策看成是解微分方程组。除了少数异类当然，其中就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大部分政治领导人在应对病毒时堪称“科学”的奴隶。最明显的例子便是英国政府，3 月 23 日，英国政府突然改弦易辙，大张旗鼓地实施了封锁政策，原因是伦敦帝国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研究者提出的可怕预测如果对新冠肺炎无动于衷，将有高达 55 万人死亡。流行病学家感兴趣的问题，不是什么触发了大流行，而是什么结束了大流行。他们认为，当染病人数多到足以遏制后续传染率时，大流行便自然结束了。基本道理是病毒耗尽了能够复制自己的宿主。
2、用今天的术语讲，就是人口发展出了“群体免疫”。但还没有决策者准备让致命瘟疫自生自灭，因为潜在的死亡人数将是不可接受的。毕竟，19181919 年的西班牙流感杀死了当时 20 亿全球人口中的 5000万1 亿人，相当于 2.5%5%的死亡率。目前还没有合格的新冠疫苗，因此政府必须寻找其他办法防止“过度死亡”。大部分政府选择了封锁，即让全体人口远离病毒传播路径，但欧洲封锁两个月后的证据表明，这些措施本身并无多大的医疗效果。比如，封锁措施非常轻微的瑞典，其新冠疾病死亡数相对于人口的比例，比严格封锁的意大利和西班牙还要低。英国和德国都实施了严格的封锁，但目前德国报告的每百万人死亡人数为 96 例，而英
3、国为 250 例。德国和英国的关键区别，似乎在于各自的医疗应對措施。德国在确诊第一批新冠病例几天后，就开始了大面积检测，跟踪活动轨迹，并隔离感染者和密切接触者，在延缓病毒传播方面抢占了先机。相反，英国政府内部未形成统一，多年来国民保健服务体系屡遭削弱、分解和集中化，导致了前外交大臣大卫欧文（他自己也是一名医生）所谓的“结构性破坏”。结果，英国不具备德国式响应所需要的医学工具。科学无法决定各国应各自采取怎样的正确措施。太多的变量比如医疗实力或文化因素都会影响模型。模型将像发了疯的机器人一样，输出各种情景和预测。如今，流行病学家无法告诉我们，当前的新冠疾病政策组合的效果到底会是怎样。“再过一年才能
4、知道。”他们说。因此，结果将取决于政治。而新冠疾病的政治学显然足够：政府不会冒险让传染病自然传播；只隔离重症或死亡风险最高的人，即 65 岁以上的 15%20%的人口，过于复杂或者在政治上顾虑太多。默认的政策应对，是降低自然免疫的传播速度，直到疫苗开发出来。“压平传染曲线”的真正含义是，将预期死亡人数分摊到足够长的时间段中，让医疗机构能够应对并开发出疫苗。但这一策略有一个可怕的弱点：政府无法让人口保持在封锁状态直至疫苗出现。光是经济成本便已不可想象。因此，政府必须逐渐放松封锁。这样做，等于去掉了封锁带给未暴露人群的防护罩。因此，没有一家政府提出了明确的退出策略，政治领导人所谓的“有控制的放松”其实意味着有控制地迈向群体免疫。政府不能公开承认这一点，因为这等于是承认它们的目标就是群体免疫，并且现在还不知道传染是否能实现免疫、需要多长时间实现免疫。因此，更好的策略是打着幌子悄悄追求这一目标，寄希望于疫苗在大部分人口被传染之前出现。本文由 Project Syndicate 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是英国上议院议员，现为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荣誉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