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也曾是个穷困潦倒的文艺青年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那年年初，按照和父母的约定，我去波哥大的哥伦比亚国立大学法律系报到，住在市中心弗洛里安街的一栋膳宿公寓里，房客多是来自大西洋沿岸的大学生。下午没课，我没去勤工俭学，而是窝在房间里或合适的咖啡馆里读书。书是偶然或靠运气获得的，更多的是偶然所得。买得起书的朋友把书借给我，借期都特别短，我得连夜看，才能按时还。就这样，我幸运地发现了成名已久的 D.H.劳伦斯、阿道司赫胥黎、格雷厄姆格林、切斯特顿、威廉艾里什和其他许多作家。有一晚，室友维加带回刚买的 3 本书，和往常一样，随手借给我一本当枕边书，好让我睡个好觉。没想到适得其反，我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安然
2、入睡。那本书是卡夫卡的变形记。读完变形记，我不禁渴望生活在那个与众不同的天堂。新的一天来临时，我坐在多明戈曼努埃尔维加借给我的便携式打字机前，试着写一些类似于卡夫卡笔下可怜的公务员变成大甲虫的故事。之后几天，我没去上学，依然沉浸其中。我正忌妒得发狂，突然看到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在报纸上发表的令人痛心的言论，他感慨哥伦比亚新一代作家乏善可陈，后继无人。不知为何，我将这些言论视为战书，贸然代表新一代作家应战，捡起扔下的短篇，希望能力挽狂澜。短篇的情节围绕变形记中那具有意识的“尸体”展开，但没有故作神秘，也没有任何本体论的偏见。星期二送的稿子，结果如何，我一点儿也不着急知道，总觉得要登也没那么快。
3、我在各家咖啡馆闲逛了两个星期，消解星期六下午的焦躁。9 月 13 日，我走进风车咖啡馆，一进门就听说我的短篇小说第三次忍受被整版刊登在最新上市的观察家报上。我的第一反应是：坏了，一份报纸要 5 生太伏（生太伏：货币单位），我没钱买。这最能说明我的穷困潦倒。除了报纸，5 生太伏能负担得起的日常消费比比皆是：坐一次有轨电车、打一次公用电话、喝一杯咖啡、擦一次皮鞋。细雨还在静静地下着，我冒雨冲到街上，却找不到能借给我几生太伏的熟人;星期六下午，膳宿公寓里除了老板娘，没别人，可老板娘在也没用，我还欠她两个月的房租，相当于 5 生太伏的 720 倍。我无可奈何地走在雨中。老天有眼，让我看见一个男人拿着一份观察家报走下出租车。我迎面走过去，央求他把报纸送给我。就这样，我读到了被印成铅字的自己的第一个短篇报社画家埃尔南梅里诺配的插图。我躲回房间，心跳不已，一口气将它读完。逐字逐句一读，我渐渐觉察出铅字巨大的破坏力。我投入那么多的爱与痛，毕恭毕敬地戏仿旷世奇才卡夫卡，如今读来，全是晦涩难懂、支离破碎的自言自语，只有三四句差强人意。时隔近 20 年，我才敢再讀一遍，而我的评判尽管心怀同情更加不宽容。（秋水长天摘自南海出版公司活着为了讲述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