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秦始皇统一中国，结束了诸侯纷争的局面，文学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中国文学史上，秦汉文学是上古期的第二段。是指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秦朝，到东汉末年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然而，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并没有给文学的发展带来生机，秦因戒惧于五百余年列国纷争的历史，对先秦学术的百家争鸣局面和士阶层的文化创造精神大多敏感和忌刻，从而导致焚灭诗书和坑杀儒生的悲剧发生。相反，由于秦王朝实行极端的文化专制政策，文学创作空前冷落。再加上秦朝时间短暂，所以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屈指可数。由吕不韦门客集体撰写的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王政八年（前239），这部著作体系完整，
2、广泛吸收诸子百家的观点。客观上反映了战国末年即将实现国家统一的历史趋势。秦代唯一有作品流传下来的文人是李斯，他的谏逐客书铺陈排比，纵横议论，逻辑性强，富有文采。两汉王朝总共四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昌盛时期。汉代统治者认真总结秦朝迅速覆亡的历史教训，虽然在政治体制上沿袭秦朝，但在文化政策上有较大调整，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文学发展的措施；加之国力增强，社会进步，汉代文学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无论是作家的文学素养，还是文学作品的数量的种类，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平都很值得注意。汉代文学在价值取向、审美风尚、文体样式等诸多方面为后世树立了典范。汉代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汉朝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疆域的
3、扩展，使那个时代的作家充满胜利的喜悦和豪迈的情怀。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古往今来，天上人间的万事万物都要置于自己的观照之下，加以艺术的再现。司马相如说过：“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西京杂记卷二）司马迁称他撰写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一个是辞赋家，一个是传记文学的巨匠，他的处于文学创作的不同领域，却不约而同的提出了基本相同的主张，对作品都追求广大的容量，恢宏的气势，欣赏那种使人产生崇高感的巨丽之美，在大赋中，凡是能够写入作品的东西，都要囊括包举、细大无遗，无远不届，汉王朝处于历史的上升时期，其中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太平盛世，汉代
4、文人生活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普遍具有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怀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他们追求人生的不朽希望能够青史留名。汉代文人贵于名利，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们可以忍辱负重，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正因为如此，汉代文学作品中贯穿着一种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保持着激扬高昂的格调。古代士人的宦达是和君主的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汉代士人在表现士人的进取精神时，把圣主贤臣的结合作为自己的理想。对于古代文人来说，在仕途上成功的少，失败的多，成功者固然有成功的喜悦，失败者难免有落魄的感慨。在抒发人生的失意和抑郁之情时，汉代文学也显示出历史上升期的特点。这些作品虽然表达了创作主体的幽怨和不满
5、，但罕有悲观失望的没落情调，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汉代文人所感慨的内容也在发生着变化。在西汉昌盛时期，失意文人感叹生不逢时，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都是以“遇”和“不遇”为主题，而从西汉后期开始，文人的慨叹更多地集中在命运方面。由西汉昌盛期的重视外在情势、机遇、转到对自身命运的关注，到了东汉的衰落期，文人们则由功名既而嗟叹生命的短促。古诗十九首中的一些作品就属于这种类型。两汉是文学体裁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许多重要的文学样式都在这个阶段孕育产生，形成丰富多彩的文学景观。赋是汉代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样式，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可以说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汉赋对诸种文体兼收并蓄，形
6、成新的体制。汉赋包括骚体赋、散体大赋和抒情小赋三种形式。两汉叙事散文在文体上有较大发展。司马迁的史记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创立了纪传体史诗的新样式，也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纪元。汉代政论文承先秦诸子散文；余绪在形式上没有大的突破。记事散文、抒情议理散文都是适应反映汉代社会现实生活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先秦的主要诗歌样式是四言，这种体裁在汉代继续使用，但已不再居于主导地位。汉代产生了新的诗歌样式五言诗。这种诗体在两汉时期多见于歌谣和乐府诗，文人五言诗在东汉开始大量出现。东汉的五言诗已经成熟。叙事诗有孔雀东南飞、古诗十九首则是五言抒情诗的典范，乐府诗也有许多五言名篇。作家在诗文中对人的生命、命运及价值的重新发现、思索和追求，诗文的日趋整饬华美，预示着一个文学自觉时代的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