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出租车司机想什么重要吗台湾作家陈若曦在她的坚持无悔陈若曦七十自述里，有一段跟蒋经国有关的记录。1979年年底，台湾高雄发生了示威抗议者和军警严重冲突的“美丽岛事件”，引起了海外华人的高度关切。当时陈若曦的小说尹县长出了英译本，得到了“纽约时报书评”的醒目报道，具备国际知名度。因而，朋友们决定由她出面，带着“北美华人作家学者签名联署信”，回台湾求见蒋经国。陈若曦一下飞机，就得到台湾当局的“礼遇”，有人直接站到机舱门口接她。她注意到其中一位高大的男子，一看就像是特别机关派来的，她吸了口气，大胆大方地对那个人伸出手，问：“您贵姓？”那人的回答竟然是：“我是你弟弟。”真是令人跌破眼镜的答案，然而内中有
2、多少心酸。陈若曦去国十八年，先去美国，接着“回归祖国”，再离开大陆重返美国，都没有机会回台湾，也没有机会跟家人见面，加上为了高雄发生的事，心中紧张，就先入为主地把自己的弟弟当成情治人员了。陈若曦见了蒋经国，鼓足勇气向蒋经国力陈“美丽岛事件”绝非“叛乱”，不应该用军法审判。蒋经国铁青着脸问：“如果不是叛乱，那是什么？”陈若曦不意蒋经国会有如此一问，脱口说：“严重的交通事故。”坐在蒋经国旁边的“秘书长”蒋彦士，几乎要跳起来骂陈若曦胡说八道了。为了扭转当时极度不利的情况，拉住蒋经国的注意，陈若曦机智地想到用四个字简明扼要地解释事件的缘由，那就是“先镇后暴”，意味着是过度动员军警造成太紧绷的局面，才使
3、得现场失控，爆发了双方的流血冲突。陈若曦还告诉蒋经国，她回台湾搭出租车，出租车司机对“美丽岛事件”害怕得连一句话都不敢说。听了她的描述，蒋经国竟然要求也要去搭出租车，自己接触出租车司机看看。这些细节，显示了晚年蒋经国的人格特质。他最在意的，是事情的轻重缓急；他最不愿意犯的错误，是轻者重之、重者轻之。陈若曦在情急之下脱口而出的看似荒谬的回答，刚好说中了蒋经国最在乎的方面。整个事件的关键在于有人太紧张、反应过度了，将美丽岛杂志聚众演讲造成严重交通阻塞的状况，无限上纲为“叛乱”，必欲除之而后快，才有了“先镇后暴”的不幸结果。“严重的交通事故”变成被出租车司机视为“第二次二二八事件”，两者的巨大落差，
4、震撼了蒋经国。这样的比拟，这样的解释，他听进去了。陈若曦见蒋经国时，离他去世还有七年。但在陈若曦的记忆中，蒋经国“举止迟缓，已然是病魔缠身的垂垂老人”了。他一定自知来日不多，就更不能放过轻重衡量，毕竟他的生命没有那么多的时光可以浪费在不重要的事情上了。那样的老人，见过陈若曦之后，到了南部，突然指定要搭出租车，而且非坐不可，让他身边的官员莫名其妙。今天我们知道了，蒋经国觉得：知道出租车司机想什么、讲什么，是件重要的事，是他有限时光中自己选择认为应该做而且非做不可的事。我们不晓得蒋经国坐了出租车没，若是坐了，那遇上了什么样的司机，是周围的人仔细安排好的，还是真正在市井讨生活的人？司机看到蒋经国上了车，敢讲什么？不过，这完全无碍于我们感叹蒋经国作为掌权者立下的典范，那样执著思考轻重比例，而且愿意将听见人民的恐惧排得那么高、那么重要。经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台湾人依然记得蒋经国最大的贡献当他掌权时，台湾绝大多数人活在经常的、无名的恐惧中，不能确认明天会有什么奇怪、非常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然而当他去世交出权力时，台湾人已经有了对这个社会的一点基本的信心。相信不会因为一句话、一点小事就惹祸上身，大事小事有其逻辑分寸，不会也不能被无限上纲。人开始可以活得正常些、安心些，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