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汤一介三看2014年9月9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国学泰斗汤一介先生在北京北医三院逝世,享年87岁。汤一介1927年生于天津,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因受父亲汤用彤的影响,汤一介对传统文化接触很早,并一生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研究,更在耄耋之年发起并主持我国规模最大的儒学古籍文献整理工程儒藏工程。先生仙逝,令人惋惜不已。本版今日刊发纪念文章,以表对先生的追思之情。看眼光汤一介说,1949年以后,他欣赏的人文学者只有两位:一为费孝通,一为冯契。关于费孝通,汤先生说:“特别是费孝通晚年,他并不高调,他比较低调。但是他提出的三个思想:多元一体、文化自觉、文明共存,我觉得对中国讲应该有很大的影响
2、。”关于冯契,汤先生说:“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这个马克思主义有他非常鲜明的特点。他希望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中国儒家思想,还有西方所谓的分析哲学,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他认为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性与天道的问题。”费孝通是汤一介的长辈,乃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者之一,曾官拜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费孝通晚年低调而务实,我想,与他多年的“右派”生涯有关。汤一介欣赏费孝通,在于哲学高度上的思想共鸣。比如,他多次引用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阐述:“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
3、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冯契也是汤一介的前辈,为著名哲学史家、哲学家、美学家、教育家。冯契早年就是一个革命者。他1935年以全国第二名的成绩考进清华,师从金岳霖、冯友兰攻读哲学。1937年抗战爆发,清华南迁,他在长沙临大投笔从戎,去了延安。1939年,又回西南联大复读。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上海执教,有“主东南哲坛”之誉(何炳棣语)。1995年,汤一介读到冯契的智慧说三篇导论,赞叹冯先生“熔铸古今,会通中西”,成一家之言,走的是一个大学者的路
4、,是“世纪末中国最应注意的哲学家”。看出手汤一介出身名门:祖父汤霖是前清进士,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传家;父亲汤用彤是民国大学者。汤一介读的是北大哲学系,毕业后留校。毛泽东时代,思想定于一尊,汤一介自谓只是一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员”。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他才痛感“今后不能听别人的,得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那么,他是怎么思考的呢?在我的哲学之路一书中,汤一介把自己的哲学思考概括为:“中国传统哲学讲的是一种普遍和谐观念的哲学,这种合一的思维模式当然有其意义。中国的普遍和谐观念,讲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这四个层次。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
5、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和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则是和。这种和而不同的思想为多元文化共处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1983年,第17次世界哲学大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汤一介以儒家哲学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为题,作了发言。汤一介提出,儒家第三期发展可以从“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上来探讨。刘述先在蒙特利尔世界哲学会议纪行中说:“会议的最高潮是由北大汤一介教授用中文发言,探讨当前第三期儒学发展的可能性,由杜维明教授担任翻译。汤一介认为儒学的中心理念如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在现代都没有失去意义,理应有更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这一番发言虽然因为通过翻译的
6、缘故而占的时间特长,但出乎意料的清新立论通过实感的方式表达出来,紧紧地扣住了观众的心弦。讲完之后全场掌声雷动,历久不息。”汤一介认为,由“天人合一”及其派生的“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以及由这些基本命题所表现的思维模式“体用一源”,可以引发出中国传统哲学的三套相互联系的基本理论来,这就是“普遍和谐观念”、“内在超越精神”、“内圣外王之道”。而后,汤一介陆续撰写的学术著作,如郭象与魏晋玄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在非有非无之间、佛教与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等,都是围绕上述命题与理论展开。看位势汤一介是当代中国最出色的哲学家吗?对此,他本人绝对不承认,并
7、讳言自己是哲学家。2009年年底,汤一介接受一家网站采访时说:“我自己从来不说我是大师,而且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当大师,而且自上个世纪后半叶到现在为止,我也没看到一个真正可以称得起大师的学者。”撇开大师不谈,说汤一介是当代中国哲学界屈指可数的几位代表人物之一,则是确定无疑的。在笔者看来,汤一介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汤一介的父亲汤用彤,是名副其实的哲学大家。汤用彤早年留学于哈佛,与陈寅恪、吴宓一起被称为“哈佛三杰”。归国后,长期在大学执教。此前,也就是1919年,胡适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卷上,卷下难产,始终未见消息据说,胡适被汉魏两晋以来的佛学发展问题难住了。这是一个“关卡”,是空白。汤用彤知难而上
8、,1930年,他完成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初稿,并开始在北京大学讲授。1938年,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公开出版,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汤一介在父亲身边长大,并一度给父亲当助手,耳提面命,耳濡目染,造化自然异于常人。譬如,1983年,汤一介的学术发轫之作郭象与魏晋玄学,就是沿着父亲的脚印往前走的。汤一介出身北大,执教北大,这是一个很坚实的背景,一个令人仰望的平台。上世纪八十年代创办中国文化书院,集中了冯友兰、张岱年、梁漱溟、季羡林、李泽厚等一流学者,这也是一个领潮流之先的大舞台。进入21世纪,汤一介在主编“中国文化书院文库”、“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道家文化研究丛书”、“国学举要”等大型丛
9、书的基础上,发起并主持了儒藏编撰工程。汤一介认为:“既然儒学在中国历史上起过那么大的作用,而且是中国文化的主流,那么就不应该只有佛藏、道藏,而没有儒藏。我们要编撰的,是一个可信、可用、规范、传世的版本,至少在一百年内,可以供各国学者利用它来作研究。”这项工程,2002年提出,2003年教育部批准,2004年正式实施,迄今已出版了数十本,全部完成则要330本之多,可见工程浩大,任务维艰。汤一介的夫人乐黛云,是比较文学的拓荒者,也是家学渊源,学贯中西。反右中,乐黛云沦为“极右”,“文革”中,汤一介沦为“黑帮”,夫妻俩风雨不迷,相濡以沫。汤一介晚年给年轻人讲过一个故事:他上大学时,因为读了伏契克的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精神境界得以升华,从而更加热爱生活、热爱人类。那本书是乐黛云借给他的,因而也加深了他对乐黛云的爱情。这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今天依然是主旋律。人性惟善,学问惟诚,对全人类崇高的爱,永远是一个大学者的主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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