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两个有性别的太阳每个时代都有时尚。我的少年时代是一个讲成份和阶级的时代，把人划成两个阶级：革命和反革命；分成了两种颜色：红色和黑类。黑类又细分为五类，即“地富反坏右”，俗称“黑五类”。这黑五类中我们一家占了两类：右派和地主。右派是我父亲，地主是我外公。两顶黑帽子，是两座黑压压的大山，压在头顶，压得全家人都直不起腰，受尽屈辱和伤害。我上学的记忆就是从被污辱开始的。记得那是一个下雪天，老师出去看雪了，我们在教室里自习；雪花从窗户里飘进来，落在临窗而坐的我的脖子里。我下意识地缩紧了脖子，起身想去关窗户，刚好被从外面赏完雪回来的老师撞见。老师走到我面前，问我要干吗。我说雪飘进了我脖子，我想关窗户。老师
2、问我是不是冷了，我说是的。老师说：你头上戴了两顶大黑帽还怕冷啊。狗日的！这就是那个时代！老师都是如此，更何况少不更事的同学。所以，我不喜欢上学，因为上学对我就意味着受辱挨欺。都说学校是育人的，教人以美德，授人以知识。但我的感受并不尽然。我小学到初中，喊过的老师至少十几个，但真正温暖过我的只有两个：一男一女，男的叫蒋关仁，女的叫王玲娟。王老师是知青，胖胖的，演过沙奶奶。蒋老师是个仁义的人像他的名字一样，上课不用教鞭（全校唯有他），高个子，篮球打得很好。十几个老师，只有两个似乎是少了些。但够了，因为他们代表着善良、正直、仁义和爱，是可以以一当十的。每次我受了欺负，赖在家里不去上学（这像一种慢性病，
3、一年里总要犯个一两次），父亲和母亲会用两种截然不一的方式来催赶我去上学。父亲是动武，用竹条抽打我，粗暴地赶我去；母亲是搬救兵，把王老师和薛老师搬出来说教，有时还直接把人搬回家，现场带走。父亲的方式其实往往是把事情弄得更复杂，我经常是人走了，但又不去学校，而是找一个墙角或去祠堂里躲起来，等放学了才回家，制造一个上学的假象。假的真不了。王老师（她是班主任）看我一天没去上学，晚上笃定要来我家问原因，一问真相大白。所以，从结果看父亲似乎在用另一种方式把爱我的老师请进家门。当然，老师登门了，学校的大门又向我敞开了。小学五年半，我最深的记忆就是这种再三的逃学、劝学，大门关了，又开了；开了，又关了。就这样反反复复的，反复中我一再尝到被欺辱的苦头，也一再品到被宠爱的甜头。蒋老师，王老师，一男一女，一高一矮，像一对天使，像一个完美的世界，存放在我心的最深处、最暖处。他们使20年前的我留下了一首诗我心里有阳光来自两个有性别的太阳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很拙劣的，但很真实，是少年的我最真切的记忆和感动。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两位“天使”的爱，我的少年，包括青年，包括现在，会丢失多少崇高、美好的情感和力量。一个人心里如果没有足够的崇高和美好的情感，即使成了才，当了王，也将是狰狞可怖的因为他不会向世界表达崇高和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