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康有为的苦心刘长春世纪始至世纪末，中国形成了封建制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从康熙到乾隆这多年中，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达到极致。乾隆末年公元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二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英国迟迟不能扭转对华贸易的逆差。中国的城市，除北京都城以外，得以迅速发展。杭州，“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不用说；南京，在吴敬梓的笔下已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的欣欣向荣气象；还有扬州、苏州、广州，人口聚集均达到万以上；山东的济宁则为“百货聚集之地，客商货物，必投行家”。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称赞当时的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
2、家”。光绪二十一年公元年春，离“康乾盛世”正好年。其时，中日甲午战争经黄海之役败北、威海卫失守，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结局，迫使垂头丧气的清政府无可奈何地坐到了谈判桌上。弱国无外交，谈判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约的消息一阵风似地刮遍了北京城，北京震惊！举国震惊！在这样一个情势下，南海举人康有为奋然而起，登高一呼而四方云从，导演一出“中国数千年未闻有此大举”的“公车上书”事件。公车上书“虽不行而全国震动”（梁启超南海先生传），它却使康有为作为一股新生政治力量的领袖，第一次获得了与朝廷对话的资格，并从此跻身于中国的政治舞台，这是中国自有封建制以来从未有过之大事。事实上，在“公车上书”之
3、前，康氏曾于年始先后有三次上书清帝，然皆石沉大海。当年，胸怀回天之志而不能实现的惆怅，大梦先觉而未为众人理解的痛苦，以及凄凉去国前途未卜的迷茫，曾使悲观南归的康氏感到无路可走，用他自己的话说：“遂与世绝。”从此，他不再风闻国事而隐身于文字了。他一头扎进故纸堆中，扎得很深，很深。无所谓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记不起耻笑、唾骂、轻蔑、冷落，忘记了轿子、票子、房子、孩子，顾不上功名、利禄、光宗、耀祖。四千余纸的古代碑刻，四百余日的考玩爬梳，从文字起源、沿革到演变，于“备魏”、“取隋”到“卑唐”，摧陷廓清，如拨云雾而见青天，终于得出一个结论：物极必反，天理固然。于是，他挥舞如椽大笔，一任汹涌而至的文思
4、、精辟独到的妙语在广艺舟双楫中“井喷”而出：变者，大也。（原书第一）人限于其俗，俗各趋于变。天地江河，无日不变，书其至小者。（体变第四）故有宋之世，苏（苏轼）、米（米芾）大变唐风，专主意态，此开新党也；端明（蔡襄）笃守唐法，此守旧党也。而苏米盛而蔡亡，此亦开新胜守旧之证也。（卑唐第十二）古今之中，唯南碑与魏为可宗，可宗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十六宗第十六）盖天下世变既成，人心趋变。以变为主，则变者必胜，不变者必败，而书亦其一端也。（卑唐第十二）理论的是书法，关
5、注的是现实，检索的是历史，寄托的是“复古为解放”的思想，影射的是政治，着眼的却是救国。试问，从古至今，上下几千年，有康有为这样论书的吗？没有。广艺舟双楫一问世，无异于在当时的全国学术界、文化界扔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它的震波所及，招致各种指责和异议是可以想象的。的确，光读这样的文字，不要说在“以古为训”的当年，即使在我们能够淡然回首往昔的今日，康有为的理论与见解也有偏激之嫌，甚至不够科学。这是很容易下，也可以下得很轻巧的一个结论。但是，后来的人最容易忽略和最不容易感触的，却是一个倡风气之先者深隐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世界。自鸦片战争始，中国割地、赔款、租界、被迫开放通商口岸，丧失了领土权、领海权、铁
6、路开发权、内河运输权，国际形象一落千丈，亡国之恨、切肤之痛、枕戈之耻，我们这些后人怕是无法感同身受的。同时，也正因为这样一个联系，提升和扩大了康有为的见解和视野，借题发挥，放言高论，将其“托古改制”的变法思想融入其中，赋予这部书论鲜明的政治色彩。记得鲁迅说过，凡做领导的人，必须勇猛，不然，不易勇往直前。康有为领导时代潮流，以勇猛之锐气，成火山喷发之势，可谓横绝一世。勇猛中有点偏激，就该抹杀吗？我持异议。从书法之小道说开去，再想开去，“可著圣道，可发王制，可洞人理，可穷物变”，“无所往而不进于道也”康有为说得明明白白。古人云：小隐隐于山林，大隐隐于市。隐于市的康有为，怎么也隐藏不了他那一颗扑扑跳动的爱国救国的心。晚年的康氏曾经写过这样两句诗：“一事无成人老矣，惟将谈艺握千秋。”一个风云一时的人物，到了晚年，自觉只有他的书论可以流传后世了，这种清醒，分明是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曲的自然流露。然而，康氏提倡碑学的见解，为他身后的中国书法的发展开拓了一种新的视界和空间，其意义与影响力却是不言而喻的。思开风气的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揭开中国近代史“百日维新”的悲壮一幕。与书法锐意变革的主张一样，这些都将是我们永远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