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伍廷芳:亚洲首位大律师1911年1月,上海张园组织了一次特别的典礼,30位理发师为近千人公开剪辫。受此影响,上海兴起了一股剪辫的热潮,一些擅长短发的日本理发师还趁机发了一笔小财。令人惊奇的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竟然是从驻美公使任上退休居沪的伍廷芳。 辅佐李鸿章近二十年 伍廷芳生于1842年,三岁时随父从新加坡返回广州,后就读于香港圣保罗书院,毕业后担任香港地方审判厅译员。尽管译员的待遇丰厚,但志存高远的伍廷芳仍于数年后转赴英伦,进入伦敦林肯法律学院攻读西方法律。1877年,伍廷芳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并取得大律师资格,由此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获得法学博士的第一人,同时也是整个亚洲获得大律师资格的第一人。
2、1876年郭嵩焘出使英国时,伍廷芳主动求见,两人相谈甚欢。事后,郭嵩焘两度派人盛请伍廷芳,希望他能留在伦敦协助处理外交事务。后来,郭嵩焘打电报给李鸿章,随后向朝廷上折,要求驻美公使陈兰彬将伍廷芳出让给他。郭嵩焘的异常举动引起了李鸿章的极大兴趣,特别是两江总督刘坤一也试图争抢时,他干脆先下手为强,派出津海关道黎兆棠前往香港迎接伍廷芳。黎兆棠本是伍的旧友,在一番游说下,伍廷芳终于北上天津,由此辅佐李鸿章近二十年。 甲午战败后,李鸿章跌入人生的低谷,伍廷芳在国内的事业也随之戛然而止。1896年,伍廷芳外放驻美公使,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清末新政后,伍廷芳于1902年11月奉调回国,之后出任修律大臣,与
3、沈家本共同主持清末法律改革,成效颇大。1907年底,伍廷芳再次出任驻美公使,直至1910年初,已近古稀之年的伍廷芳卸任回国,之后寓居上海。 早在1910年6月,伍廷芳就曾上奏清廷请求剪辫,他说,居住在美国的七万华人因留辫而遭外人歧视,而且他们在操作机器时容易引发危险,因此,华人们在他归国前向其请愿,请求朝廷允许他们剪辫易服并在回国时不被治罪。或许是鉴于“国辫”的政治象征意义,清廷对伍廷芳的意见并未回应。后来就有了我们前文所说的张园剪辫典礼。 与袁世凯唇枪舌剑 辛亥革命的浪潮打破了伍廷芳宁静的生活。在上海独立后,新任都督陈其美力请伍廷芳出掌外交,据惜阴堂主人赵凤昌之子赵尊岳回忆,为请伍廷芳出任南
4、方和谈代表,“陈竟长跪以求,伍感其诚,始允就任”。这段史料的真假尚且不论,但曾为清廷二品大员的伍廷芳投入革命阵营,这对革命士气无疑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此次投入革命阵营,如果仅仅是“感于陈其美的诚意”恐怕失于简单,更大的可能是,伍廷芳对颟顸无能的清廷彻底失去了信心,特别是臭名昭彰的“皇族内阁”出台后,其长期郁结的怨气终于令他做出了此等非常之举。 与其他有识之士一样,伍廷芳清楚地认识到,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千年大变局”时代,帝制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唯有民主共和才能带领中国走出困境,并最终走向富强。 在南北议和谈判中,伍廷芳充分发挥了他善于法理与外交的优势,促成双方达成了退兵停战、清帝退位、
5、在上海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等协议。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恼羞成怒的袁世凯亲自与伍廷芳展开了电报来往的唇舌之战。袁世凯对停战退兵有异议,认为协议规定清军后退百里,民军原地不动非常不公平。伍廷芳反驳说,民军均为就地起事,无所谓退。袁世凯质问选举孙中山为总统是何用意,如开国会决定为君主立宪,该政府及总统是否立即取消?伍廷芳回答称南方不能无统一政府,选举临时大总统是民军内部组织之事,为政治上通例。如果因此责备民军,请问国民会议未议决之前,清政府是否立即退位?袁世凯哑口无言,成为笑谈。 总长风波 南北和谈最终促成了清帝退位。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伍廷芳被任命为司法总长,这引起了一些人的非议,如广肇公所潮
6、州会馆就致电孙中山与参议院,称“武汉起义,各省以伍、温(宗尧)二公中外信仰,举为外交长并议和全权代表。今就政府甫成,忽遽易人,中外疑惑。闻王君宠惠为辞外交,可否仍归伍、温二公担任,以释群疑,而维大局,民国幸甚”。美侨创办的英文大陆报记者也向孙中山提出质疑,孙中山称此举“并非失察”,并说:“惟吾华人以伍君法律胜于外交。伍君上年曾编辑新法律,故于法律上大有心得,吾人拟仿照伍君所定之法律,施行于共和民国。” 对此,伍廷芳的反应还算豁达:“予视两者(指外交与司法总长职位)无甚差异,无所好亦无所恶。”在舆论对此仍议论纷纷时,伍廷芳特意致函粤籍人士,希望他们以革命大局为重,不必萦怀于地位官职而损坏革命事业
7、。当然,若论外交经验与阅历,已是南方议和代表的伍廷芳出任外务总长自具优势,而且工作上也更有连续性。数年后,伍廷芳曾隐约表达了自己的积怨,称孙中山任用留学生“不加甄别”,“委以总次长之要津,或专成之重寄”。 伍廷芳出任司法总长的时间很短,在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他不曾参与袁世凯的北京政府,与革命党的关系也并未亲近。鼎革之初,被誉为“民国缔造者”的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声势浩大,不少人以此为从政的终南捷径,但伍廷芳却对此并不热心。相反,他介入了几个与国民党相对立的党派,在后来的“二次革命”中,他对革命党的行动也绝不赞成。直到袁世凯死后,伍廷芳才积极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直到1922年陈炯明叛乱而病逝,终年80岁。 (深圳晚报6.4 金满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