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宋教仁的中国梦武陵桃花源深处，两年前在原址重新修葺的宋教仁故居，门前低树立于旷野，邻舍鸡仔自顾在石阶啄食。在他身死百年之际，宋教仁故居刚刚和常德会战抗日战士合墓被一并列入了湖南省的“14大红色旅游景点”。故居的工作人员这才陡然发现，空空的宅院里几乎凑不起几件像样的陈列品。宋教仁19岁离家，31岁客死，短促的一生都在为近代中国的宪政理想奔波。他的家人都未得其生前荫蔽，他唯一的孙女宋奇璋见到他时，已是葬礼上的遗容。80岁辞世的宋奇璋老人，生平唯念及两次外人对旧家的探访：一次是蒋介石在湖南长沙抗日前线时，曾秘访过一趟桃源，给他们家留下一千银元；另一次是“土改”时期，县里托人捎来一张“烈属证明”，左下
2、端的签章落款是“周恩来”。五六十年代曾被斥为“议会迷”的宋教仁，及至辛亥百年后，才冷而复热。长期以来国人知革命而不知有宪政，宋教仁这蒙尘的名字被委弃于历史的角落。启蒙：师改良，求革新宋教仁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长起来的。1902年，19岁中了秀才的他，奉母之命考上了武昌的文普通中学。这所离家八百里的新式学堂，是晚清推行新政的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一手兴办的。正到了心怀天下年龄的宋教仁，得以在课堂里接触到梁启超在上海创办的维新派报纸时务报。就在五年前，梁启超受湖南士绅之邀，由粤入湘，主持长沙时务学堂，两湖之地一时成为改良思潮的发轫之所，“民权平等之说，一时宣扬都遍，举国若狂”。以梁为师的年轻一辈中，
3、既有宋教仁这样出身贫寒之士，也不乏绅门望族之后。就在宋教仁考入文普通中学后一年，有一后进“补湘人两百年之遗憾”，在殿试中一举而高中进士，此人名谭延闿（时年23岁）。谭的父亲官至两广总督，为他留下了号称百万金的家财。一股激进的思潮混含着排外情绪，让躁动的课堂里渐安不下一张书桌，而宋教仁成了第一批被文普通中学开除的两名学生之一。原因是，有证据表明，他和1904年趁慈禧七十寿辰在长沙起事的革命党人黄兴有染。事实上，此时的宋教仁已加入了湖北的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这个掩人耳目的名字，其实是在武昌一条僻巷里成立的激进社团，就在武昌新军第八镇的炮口之下，它的成员不少来自一箭之遥的驻防新军工程营，后来成
4、了辛亥革命首役的骨干。次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以日本战胜而告终，也大大转移了人们对革命党人的注意力。当时国内的舆论多以“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评议时局的变化。用宪政研究专家王人博教授的话说，“从彼时直到宋教仁去世，开始了中国人追求宪政最轰轰烈烈的时代”。酝酿：骚乱息，保路起1905年6月，湖南巡抚端方入朝领受闽浙总督一职时，建议立宪，引发了群臣上书响应。在联奏中，“立宪则皇位永固，相位旦夕不保，君位万世不改；一曰外患减轻，一曰内乱可消”的说法，终于触动了慈禧。清廷于1906年9月1日，正式颁布了宣示预备立宪谕，并定下了九年预备立宪期。不出一年，两湖地区继江苏之后，成为率先召开宪政筹备
5、会的省份。三年前高中进士的谭延闿，此时摇身进入了湖南谘议局，成为地方上的立宪派领袖，带领着一群在政治上谋进取的年轻士绅和地方富商，操演起了议会行宪。谭延闿等忙于适应新身份的士绅，在把持着大多数官办工商业的老派官绅面前，力陈铁路公办的弊端，以民间出资筑路为可行。他们反对老派官绅对所有人开征盐税的办法集资，而倡议累进税率以免贫民赋役。此说一出，使得立宪派在舆论中颇得支持。据当年远赴中国考察各地谘议局情况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记载，“良知和礼节，是各省谘议局开会的特点”。而议会初开的两年里，两湖地区明显的骚乱减少了，收回铁路权力和立宪运动渐成新闻的中心。到了1910年末，当军机处站在老派官绅一边，
6、未经谘议局同意，支持地方官府径直发行了一连串铁路债券时，一场前所未见的弹劾军机处的“国会要案”，引发了各省谘议局的联合逼宫。这也成了清廷颁布立宪诏书以来，立宪派最为激烈的一次抗争。革命：扎硬寨，破旧屋立宪派与官僚的角力还在进行，当时汉口的报纸评述：“今日之政府，是一种与吾辈隔绝之物，是一种与吾辈的利益南辕北辙独行其事的集团，因而与吾辈针锋相对。”话已至此，可谓官民的隔阂已极。连续三次请愿一直持续到1910年末，都以失败告终。改良主义的精神领袖梁启超也开始转而求政党，梁的亲信徐佛苏谓其为宪政“扎硬寨”。英国驻京代表已在报告中预见到，“从摄政王方面发表出来的对加速立宪要求的又一次拒绝，定将给朝廷带
7、来灾厄危机，并要促成一次革命”。1911年5月，清廷推出了八名满人、一名蒙古人、四名汉人组成的所谓“皇族内阁”，更消磨掉了最后一点人心，先前与革命派一直势同水火的江苏谘议局局长张骞也开始转而同情革命。当此之季，会党纷起。宋教仁、黄兴等人从日本回到国内再密谋革命，发现行情已大不同于去国之时。当年要用真金白银结交哥老会、三合会，如今以共进会、文学社等各种名目掩护的激进团体多如牛毛；而宪友会、政学会等谘议局内人士组织的改良社团则蔚然有现代政党的雏形。在武昌发动辛亥首役时，宋教仁则往返沪汉之间，筹划东南响应，以免武汉陷于孤立。首役之后不出一月，在上海的张园（即今天的静安别墅），珠宝商、米豆商捐钱捐物，
8、聚议国事。如今这个被格调小店填满的红砖老洋房区，过去还曾是烟花柳巷之地。但在那个革命的非常年代，会场上铃响三遍之后，台下的绅商立陷入一片轮次发言的踊跃之状。响应起义的17省代表，在此商定了临时政府的鄂州约法。这部草具后来民国临时约法雏形的宪法性文件，依宋教仁的设计，在各省原代议制谘议局的基础上，形成一实质的“责任内阁”。据此，谘议局议长谭延闿执掌了湖南都督府，取代革命党人焦达峰，成为主政者；而李平书也在上海都督府被公推为民政长。在全国形势未定的革命风潮中，清末不到十年的宪政探索被革命所代替，宋教仁们在极短时间内建立起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虽然避免了如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的血腥与长期混乱，但比起现代宪政鼻祖英国的转型，近代中国的求索也还只是只闻其响。革命初成，民国始造。曾经致力于帝制的宋教仁再次出发，走上他念兹在兹的建造议会宪政的不归路。在历史的关键处，他碰上了三颗致命的子弹。